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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这个由认识论而生发出来的社会建构的问题，如何建设开放社会的根本性问题。索罗斯认为，虽然认知总是存在着各种错误和扭曲，但是，人类思维的认知功能仍然弥足珍贵：尽管现实可以被操纵，但其结果却必然与操纵者的意图相悖。为了尽可能将这种偏离保持在最低限度，我们只能通过更好的理解现实来做到这一点。因此，索罗斯始终把追求真理的承诺作为开放社会的前提，而明确提出来。
索罗斯预测这场金融危机最大的受益国将是中国。这场金融危机将会对国际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从长远看，有赢家也有输家。虽然情况发展还有很多具体的变数，但是索罗斯认为地位的相对变化则有较大的肯定性。直截了当的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倾向于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而且，这一转变的程度将超过大多数人的预期。只要中国一直做对的事情，而从目前来看，中国正在做这样的事情。
作为时代的智者，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的幸存者，的确，索罗斯开口，人们应该倾听！
＇4＇人的不确定性原则（2）
父亲回家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在俄国革命中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雄心抱负，只希望享受人生别无他求。他传给孩子们的价值观非常不同于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他没有愿望积累财富或在社会上成名。相反，他只工作到够养家过日子即可。我还记得被父亲派去到他的大客户那里借钱，好去滑雪度假。回来后他会牢骚满腹好几个星期，因为得多工作还债。所以尽管我们家境不错，但不是典型的中等资产阶级家庭，而且我们以与众不同为荣。
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时，我父亲立刻意识是到了非常时期，通常的规则不再适用。他为自己家人和其他一些人搞了虚假的身份证，有钱的付了钱，没钱的他免费帮忙。他们大多数都幸存下来。这是我父亲一生中最自豪的事。以虚假身份生活的经历，对我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我们随时有生命危险，周围的人不断消失，我们不但幸存下来还可以帮助别人。我们与天使为伍，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险。这令我感到自己很独特，我们的经历太惊险了。父亲是我可靠的向导，我们安然无恙地过来了。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还能奢望什么呢？
有了在纳粹统治下逃生的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在苏联占领下的匈牙利生活开始变得乏味。我在寻找新的挑战，并且在父亲的帮助下成功地离开了匈牙利，十七岁时到了伦敦去上学。我学习的主要兴趣，是想对我出生下来的这个奇怪的世界有所了解。但必须坦白，我也有幻想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家，我相信自己有与众不同的见解。
在伦敦的生活使我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很孤独，而且没人有兴趣听我想说的话。但即使环境迫使我去做一些平庸的事，我并没有放弃自己在哲学上的抱负。学业结束后我找了几个工作都不对路，最后终于在纽约做起了套汇交易，但业余时间还是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就这样我写了第一篇主要论文，题为《意识的重担》（TheBurdenofConsciousness）。论文试图按照波普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模式框架，将自然有机社会与传统思维方式对应关联；封闭社会与教条式思维对应关联；开放社会与批判式思维对应关联。我未能很好地解答的是，思维方式与现实情况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这个问题继续吸引着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提出了相关反射的概念（conceptofreflexivity）下面我会做更详细的阐述探讨。
恰恰是相关反射理念使我对金融市场有了比现行的主导理论更好的新认识。这给了我一种优势，先是作为证券分析家，后来作为对冲基金管理者。我觉得自己掌握了一个新的重大发现，也许可以使我实现成为一个重要哲学家的梦想。有一段时间生意生涯受挫时，我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哲学理念的研究。但是我太珍惜这一发现而到了无法摆脱的地步。我感到相关反射的理念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我钻得越来越深，以至迷失在自己复杂的思维之中。早上醒来时我无法理解前一天晚上写的东西。这时我决定放弃哲学探索，集中精力赚钱。在很多年之后做了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营者之后，才又回到我的哲学研究。
我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TheAlchemyofFinance）是1987年出版的。在书中我试图解释自己看待金融市场的内在哲学理念。对冲基金行业中的很多人都读过此书，商学院也将其作为教材，但是其中的哲学论述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这些论点被忽视为是一个成功商人的自负，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哲学家。
＇5＇人的不确定性原则（3）
我自己也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新的重大见解。毕竟我所涉及的主题是众多哲学家自古以来就在研究的。我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有新的发现，尤其是没有别人这样认为？毫无疑问这个理念架构对我个人来说十分有用，但其他人似乎并不像我一样觉得有价值。我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判断。我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哲学兴趣，但只将其作为个人爱好来对待。在我的生意和慈善事业中，我继续受这一理念架构的引导，而且慈善事业在我生活中占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我每写一本书都忠实地引用我的论述。这有助于我拓展这一理念架构，但我仍然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有一次我讲座的题目就是《一个失败了的哲学家的又一次尝试》。
这一切都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我的理念架构使我既预见到了这场危机，又能在它终于到来时可以应对。它还使我比大多数其他人能更好地解释和预测事件的发展。这使我改变了我自己以及别人对此理念的评估。我的哲学理念已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它应该被认真对待，也许可以为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有所贡献。正是这一点促使我来做这个系列讲座。
好，现在就开始。今天这一讲中我将大致介绍易误论（fallibility）和相关反射论的基本内容。明天将这些理念运用于分析金融市场；然后用于分析政治问题，也涉及开放社会的理念。第四讲将探讨市场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区别。第五讲对眼下面临的历史时刻提出一些预测及对策。
可以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说明我的核心思想。一个是，在有思维能力的参与者的情况下，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永远是局部和曲解的。这是缪误难免论即“易误论”。另一个是，这些曲解了的观点可以影响参与者所处的情况，因为错误的看法会导致错误的行为。这是相互影响的“相关反射原则”。比如，把吸毒成瘾者当罪犯对待会引起犯罪行为。因为它对吸毒问题的理解错误，而干预了对成瘾者的适当治疗。另一个例子，把政府看成是坏事则容易造成坏的政府。
两个命题其实都是人之常情，所以当评论我的人说我讲的不过是显而易见的事，他们说的对，但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我的命题有意义之处，在于它们还没有被广泛认识接受。特别是相关反射的概念被故意忽视，甚至被经济学理论否认，而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发达和最有影响力的一门学科。我的理念架构值得受到重视，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发现，而是因为像相关反射这样属于常识范围的概念，竟被如此故意忽视。相关反射论成了为要徒劳地追求对人类事务的确定性的牺牲品，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而不确定性恰恰是人类事务最关键的特性。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均衡的概念上，它与相关反射的概念直接冲突。我将在下一讲中说明，这两个观念如何导致了对金融市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
对易误论概念的争议要少得多。人们一般已经认识到，我们所在的世界的复杂性超过了我们对其认知理解的能力。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重大的新看法。主要的困难在于，参与者是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面对现实的极端复杂性，人们不得不诉诸于各种各样将事情简单化的做法：笼统概括，两分法，隐喻，决策法则，道德戒律等，仅举几例。这些思维产物使它们所处的状况进一步复杂化。
大脑的结构是造成曲解的另一个因素。脑学科近期的发展对大脑功能开始有新的见解，为大卫。休谟（DavidHume）关于“理性是激情的奴隶”这一有洞察力的论点（reasonistheslaveofpassion）提供了证据。一个独立游离存在着的理智或理性的想法不过是我们虚构的想象。大脑中充斥着千百万感觉脉冲，意识只能同时分理七至八个主题。脉冲需要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被浓缩、整理和解释，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错误和曲解。脑学科为我最初的论点增添了很多新的细节，即我们对在其中生活着的世界的认知理解，是天生不完美和有缺陷的。
＇6＇人的不确定性原则（4）
相关反射的概念需要再多一点解释，它仅适用于有思维的参与者的情况。参与者的思维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理解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称之为认知功能（cognitivefunction）；另一个是改变境况使之对我们有利，我称之为参与或操纵功能（participatingormanipulativefunction）。这两个功能将思维与现实从相反的方向连接起来。从认知功能的角度，现实应该决定参与者的看法观点；因果关系导向是从世界到头脑。与此相反，操纵的功能，因果导向是从头脑到世界，也就是说，参与者的意图应该决定和左右结果。当这两种功能同时运作时它们可以相互干预。干预是怎样发生的呢？即通过使每一个功能都失去独立变量或自变量（independentvariable），而这是决定因变量的价值（dependentvariable）所必需的：当一种功能的自变量成为了另一种功能的因变量时；任何一个功能都没有了真正独立的自变量。
这意味着，认知功能不能提供足够的知识（knowledge）作为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