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屁股彻底地移过来。”“彻底地忘掉小我，投身到革命的洪炉里去吧！”他说了许多热情而真挚的，而且，以钟亦成当时的处境，他觉得是很友好的话。但宋明自己却原来是那样软弱，他选择了一条根本用不着那样的道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只是轻而又微地触动了一下他，他就受不了了——愿他安息。
一九七九年。
一个灰影子钻到了钟亦成的卧室。灰影子穿着特利灵短袖衬衫、快巴的确良喇叭裤，头发留得很长，斜叼着过滤嘴香烟，怀抱着夏威夷电吉他。他是一个青年，口袋里还装有袖珍录音机，磁带上录制了许多“珍贵的”香港歌曲。不，他不年轻，快五十岁了，眼泡浮肿，嘴有点歪，牙齿、舌头和手指被劣质烟草熏得褐黄，嘴里满是酒气，脸上却总是和善的笑容。也许他只有四十多吧，大眼睛，双眼皮，浑身上下，一尘不染，笔挺笔挺，讲究吃穿，讲究交际，脸上一副目空一切的神气，眼神里却是一无所长的空虚。或者，她只是一个早衰的女性，过早地白了头发，絮絮叨叨，唉声叹气。或者，他又是另一副样子。总之，他们是一个灰影，在七十年代末期，这个灰影常常光临我们的房舍。
灰影扭动舌头，撇着嘴说：“全他妈的胡扯淡，不论是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是革命造反精神，不论是三年超英，十年超美还是五十年也赶不上超不了，不论是致以布礼还是致以红卫兵的敬礼，也不论是衷心热爱还是万岁万岁，也不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是党内资产阶级，不论整人还是挨整，不论“八·一八”还是“四·五”全是胡扯，全是瞎掰，全是一场空……”
“那么，究竟还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呢？究竟是什么东西牵动你，使你不愿意死而愿意活下去呢？”钟亦成问。
“爱情，青春，自由，除了属于我自己的，我什么都不相信。”
“为了友谊，干杯！其实，我早就看透了，早就解脱了。五七年也让我去参加鸣放会，给他个一言不发！二十多年了，我不读书，不看报，照样领工资……”
“生为中国人就算倒了霉。反正中国的事儿一辈子也好不了，干脆来个大开放。
“我的女儿在搞第三十四个对象了，但是，不行，不顺我的心，不能……”灰影子说。
“好吧，我们先不讨论你们的要求是否合理。”钟亦成说，“我只是想知道，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或者哪怕仅仅是为了你个人，为了你的爱情和自由，为了你的友人和酒杯，为了你能活着混下去，能够大言不惭地讲什么开放，也为了你的女儿……不，应该说是你自己找到理想的女婿，你们做了些什么？你们准备做什么？你们有能力做什么？”
“……傻蛋！可怜！到现在还自己束缚着自己，难道你的不幸就不能使你清醒一点点？”灰影子生气了，转守为攻。
“是的，我们傻过。很可能我们的爱戴当中包含着痴呆，我们的忠诚里边也还有盲目，我们的信任过于天真，我们的追求不切实际，我们的热情里带有虚妄，我们的崇敬里埋下了被愚弄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比我们所曾经知道的要艰难、麻烦得多。然而，毕竟我们还有爱戴、有忠诚、有信任、有追求、有热情、有崇敬也有事业，过去有过，今后，去掉了孩子气，也仍然会留下更坚实更成熟的内核。而当我们的爱，我们的信任和忠诚被蹂躏了的时候，我们还有愤怒，有痛苦，更有永远也扼杀不了的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灵曾经是光明的而且今后会更加光明。但是你呢？灰色的朋友，你有什么呢？你做过什么呢？你能做什么呢？除了零，你又能算是什么呢？”
五
一九五八年三月。
“但是，我相信党！我们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党，擦干了多少人的眼泪，开辟了怎样的前程！没有党，我不过是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可怜虫。是党把我造就成了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我了解我们的党，因为即使说是混入吧，我毕竟在党内生活了十多年，用我的不带偏见的孩子的眼睛，我看了、我观察了十多年。我阅读党刊，我做党的机关工作，我参加党的会议，我接触过许多党的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他们都喜欢我，我也爱他们。我知道，中国共产党是由民族和阶级的精华，由忧国忧民、慷慨悲歌、大公无私、为了民族和阶级的解放甘愿背十字架的人组成的。你读过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吗？你读过夏明翰烈士的就义诗吗？我们都读过的，我们知道这都是真的，我们相信的，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也会像方志敏、夏明翰那样去做的。我们知道，党除了阶级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再没有别的利益。正因为这样，党有权利也有义务严格要求它的队伍里的每一个人，党员之间，也有必要、有可能互相提出极为严格的、毫不留情、毫不含糊的要求。我从小入党，这并不能成为怜悯、宽容或者庇护的理由，而只能成为更加严格要求的根据。而且，党对我的批判并不是由于哪一个个人的恶意，没有任何个人的动机。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为了英特纳雄耐尔，为了同国际资产阶级和国内的资产阶级、同国际修正主义和中国的修正主义作殊死的斗争，党铁面无私！党伟大坚强！哪怕我只是下意识地说过不利于党的话，写过不利于党的文字，哪怕我只是在梦中有过片刻的动摇，党应该采取果断的措施。该清除出党的就清除出党！该划右派的就划右派！该施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施行无产阶级专政！该枪毙的就枪毙！就像匈牙利枪毙伊姆雷·纳吉一样。中国如果需要枪毙一批右派，如果需要枪毙我，我引颈受戮，绝无怨言！虽然划了右派，我仍然要活下去，我仍然要活下去，就因为我有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坚如磐石，重如泰山！”
这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下午五点钟，在金波河石桥的桥下面。天下着小雨，一阵阵的风把雨斜吹到钟亦成和凌雪的脸上、衣服上和他们脚下的暂时还是干涸的河道上。寒气彻骨生凉，行人很少。自从钟亦成被批判以来，他一直躲避着凌雪，又赶上凌雪到外地出差几个月，他们好久也没见面了。这次，是他主动约了凌雪，他打算和凌雪进行一次最后的谈话。最痛苦的时刻已经过去了，虽然否定和消灭自己是痛苦的，但是，他仍然有力量去经受这种不可思议的困难和痛苦，因为他的最根本的信念——对于党的信念并没有丝毫削弱或者动摇，相反，随着他个人的被清洗，他更增加了对党的崇高的敬意和难以言喻的热爱。这样，在这个凄风苦雨的春日黄昏，在这个风景依旧而人事全非的金波河石桥洞下（其实，除了石桥本身，周围的风景也变了——盖起了多少幢新楼），虽然当年英勇保卫石桥的青年——少年共产党员如今已变成了“分子”。虽然他肝肠寸断、心如刀绞，但是，解放这个城市，解放这座桥梁的党仍然存在着，不仅在市委和区委，在工厂和农村存在着，而且仍然崇高而又庄重辉煌地存在于钟亦成的心里，即使手术刀可以剜出他自己的心脏，却挖不出党的形象，党的火焰。所以，他对凌雪所说的话，仍然是大义凛然，惊天动地。他继续说：
“我自己想也没有想到，原来，我是这么坏！从小，我的灵魂里就充满了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毒菌。上学的时候总希望自己的功课考得拔尖，出人头地。我的入党动机是不纯的，我希望自己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名留青史！还有绝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温情主义……所有这些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严重关头就发展成为与党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的对立物，使我成为党内的党的敌人！凌雪，你别忙，你先听我说。譬如说，同志们批判说，你对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的仇恨，最初我想不通，想不通你就努力想吧，你使劲想，总会想通的。后来，我想起来了，前年二月，咱们到新华书店旁边的那个广东饭馆去吃饭，结果他们把我们叫的饭给漏掉了，等了一个小时还没有端来……后来，我发火了，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劝我了呢。我说：‘工作这样马虎，简直还不如私营时候！’看，这是什么话哟，这不就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我交代了这句话，我接受了批判……啊，凌雪，你不要摇头，你千万别不相信，千万别怀疑，更不要对党不满。哪怕是一点一滴的不满，它会像一粒种子一样在你的心里发芽、生根、长大，这样，就会走到反党的罪恶的道路上。我就是坏，我就是敌人，我原来就不纯，而后来就更堕落了。你应该毫不犹豫地抛开我，和我划清界限，仇恨我！我欺骗了你的爱情，玷污了你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在我被清除出党的队伍的同时，让我也被你从你的心中永远清除出去吧！”
钟亦成说不下去了。一种又苦、又辣、又像火一样地烫人的气体郁结在他的喉头，他的声音呜咽了，泪水哗哗地涌流到他的脸上。他连忙转过头去。本来，他可不打算流露任何悲伤。在被批判的日子里，他也多次想过凌雪，想过自己和凌雪共同走过的每一条街，共同吃过的每一顿饭，共同看过的每一个电影画面，共同唱过的、小声哼哼过的每一首歌。他们的爱情建筑在互致布礼和互相提意见上。他写过一首爱情诗，这诗也许会受到后人嘲笑和不理解，但他写得真诚而且深情。情诗的题目是：《给我提点意见吧》。诗是这样的：
给我提点意见吧，
让我们更加完美和纯净，
给我提点意见吧，
让我们更加严肃和聪明。
我们没有童年，我们
把童年献给了暴风，
我们效法那勇敢的海燕，
展翅，向着电闪雷鸣。
我们没有自己，我们
把自己献给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