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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五七年八月。
奇热的天气。P城气象台预报说，这一天的最高气温是摄氏三十九度。这是一个发烧、看急诊的温度，一个头疼、头晕、嘴唇干裂、食欲减退、舌苔变黄而又畏寒发抖、颜面青白、嘴唇褐紫、捂上双层棉被也暖和不过来的温度。你摸一摸桌子、墙壁、床栏杆，温吞吞的。你摸一摸石头和铁器，烫手。你摸一摸自己的身体，冰凉。钟亦成的心，更冷。
这是怎么回事？忽然，一下子就冻结了。花草、天空、空气、报纸、笑声和每一个人的脸孔，突然一下子都硬了起来。世界一下子降到了太空温度——绝对零度了吗？天空像青色的铁板，花草像杂乱的石头，空气液化以后结成了坚硬的冰块，报纸杀气腾腾，笑声陡地消失，脸孔上全是冷气。心，失去血色，硬邦邦的了。
事情是从七月一日开始的。七月一日，多么美好，多么庄严，多么令人热血沸腾的日子！在这一天以前，中共P城市中心城区委员会的青年干部、办公室调查研究组的组长钟亦成，正像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样，积极热情，慷慨激昂，毫无保留地参加着反右派斗争，他还是办公室领导运动的三人小组的成员呢。然而，七月一日，首都出版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位文艺评论界的新星写的批判文章，这篇文章批判了钟亦成发表在一个小小的儿童画报上的一首小诗。小诗的题目是《冬小麦自述》，拢共不过四句：
野菊花谢了，
我们生长起来；
冰雪覆盖着大地，
我们孕育着丰收。
可怜的钟亦成，他爱上了诗（有人说，写诗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不论拜伦还是雪莱，普希金还是马雅可夫斯基，不是决斗中被杀就是自杀，要不也得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而坐牢）。他读了，背诵了那么多诗，他流着泪，熬着夜，哭着、笑着、叨念着、喊叫着、低语着写了那么多，那么多诗，就是这首《冬小麦自述》也写了那么多、那么多行，最后被不知是哪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近视度数很深的编辑全给砍掉了。截至这时为止，钟亦成发表出来的诗只有这四句，而且是配在一幅乡村风景画的右下角。然而这也光荣，这也幸福，这是大地的一幅生生不已的画面，抖颤的小黄菊花，漫天遍地的白雪，翠绿如毡的麦苗和沉甸甸的麦穗……这四句也蓄积着他的许多爱，许多遐想。他在对千千万万的儿童说话。读了他的诗，一个穿着小海军服的胖小子问他的妈妈：“什么叫小麦？小麦比大麦小多少？”“我的孩子，小的不见得比大的小啊，你明白吗？”烫头发的、含笑的妈妈说，她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词句。还有一个梳着小辫子的小姑娘，读了他的四句诗，她就想到农村去，想看一看田野、庄稼、农民、代谢迭替着的作物，还有磨坊，小麦在那里变成了雪白的面粉……多么幸福，多么光荣！
然而它受到了评论新星的批评。那是一颗新星，正在红得透紫。评论文章的题目是：《他在自述些什么》。新星说，这首诗发表在五七年五月，正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刻，他们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让位”，“杀共产党”，他们用各种形式，包括写诗的形式发泄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刻骨仇恨，变天的梦想，反攻倒算的渴望。因此，对于《冬小麦自述》这首诗，必须从政治斗争的全局加以分析，切不可掉以轻心，被披着羊皮的豺狼、化装成美女的毒蛇所蒙骗。“野菊花谢了”，这就是说要共产党下台，称共产党为“野”，实质上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污蔑我们党毁灭文化遥相呼应。“我们生长起来”，则是说资产阶级顽固派即右派要上台，“我们”就是章罗联盟，就是黄世仁和穆仁智，蒋介石和宋美龄，“冰雪覆盖着大地”，表达了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阴暗、极端仇视、极端恐惧的即将灭亡的反动阶级的心理，切齿之声，清晰可闻，而且作者的影射还不限于此，“我们孕育着丰收”，其实是号召公开举行反革命叛乱。
载着这篇文章的报纸下午才运到P城，临下班以前来到了中心城区委员会。文章像炸弹一样地爆炸了，有的人惊奇，有的人害怕，有的人发愁，有的人兴奋。钟亦成只看了几句，轰地一声，左一个嘴巴，右一个嘴巴，脸儿烫烫地发起烧来了，评论新星扭住了他的胳臂，正在叭、叭、叭、叭左右开弓地扇他的嘴巴。你怎么不问问我是什么人呢？怎么不了解了解我的政治历史和现实表现，就把我说成了这个样子呢？钟亦成想抗议，但是他发不出声音，新星已经扼住他的脖子。新星的原则性是那么强，提问题提得那么尖锐、大胆、高超，立论是那么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指责是那样严重，那样骇人听闻，具有一种摧毁一切防线的强大人力，具有一种不容讨论的性质。文艺批评是可以提出异议的，政治判决，而且是军事法庭似的从政治上处以死刑的判决，却只能立即执行，就地正法。
然而他不能接受，他非抗议不可。一辆汽车横冲直撞，开上了人行道，开进了百货商场；一个强盗大白天执斧行凶，强奸幼女；挖一个三十米深的大坑，把一座大楼推倒在坑里；抱起一挺重机枪，到小学课室里扫射，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也不见得比这篇批判文章更令钟亦成吃惊。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我们自己的报纸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弥天大谎？所有的那些吓死人的分析，分析的是他和他的小小的诗篇吗？他听见了自己的骨渣声，那位评论新星正把他卷巴卷巴放到嘴里，正在用门齿、犬齿和臼齿把他嚼得咯吱咯吱作响。
他去找区委书记者魏，老魏的家就在区委会的后院，老魏的妻子就在这个区工作，但是老魏多数情况下仍然住在办公室。灯光下，老魏拿过了那张报纸，越看，眉头就皱得越紧，没有听完钟亦成的激动的申辩，他说：“你这个同志呀，不要紧张嘛，要沉得住气嘛，要经得起考验嘛。好好工作！有什么想法，可以谈嘛。”
区委书记的话，主要是区委书记的态度，使他安心多了。但当他从走廊走过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办公室主任、三人小组组长宋明正在认真阅读评论新星的文章，手捏着红铅笔，圈圈点点。宋明同志，不知为什么一想起他来就有点发怵。宋明长着一副小小的却是老人一样的多纹络的面孔，戴着一副小小的、儿童用品一样的眼镜，最近刚与老婆离了婚，从早到晚板着面孔，除去报刊和文件上的名词他似乎不会别的语言。给钟亦成印象最深的是一年以前，钟亦成曾经发现，在宋明的工作台历上，和密密麻麻的“催××简报”、“报××数字”、“答复××询问事项”、“提××名单”等事项并列的还有“与淑琴共看电影并谈话”（淑琴是他妻子的名字，当然，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离婚）以及“找阿熊谈说谎事”（阿熊是他的儿子的名字，现年六岁）。现在，评论新星的文章引起了宋明的注意，肯定，他的工作台历上将要出现新的项目，如“考虑钟亦成《自述》一诗”之类，这令人未免发毛。
钟亦成找了自己的恋人凌雪。凌雪说：“这简直是胡扣帽子！是赤裸裸的陷害和诽谤，是胡说八道！”又说：“也不能他说什么就算什么啊，不用理他！别发愁，劳驾，走，咱们上街喝一杯冷牛奶！”
凌雪的话使钟亦成的心活动了些，抬起头，天没有塌下来，跺跺脚，地没有陷下去。钟亦成还是钟亦成，爱情还是爱情，区委会还是区委会。但他觉得凌雪把问题看得简单了，她怎么体会不到，“新星”的咄咄逼人的架式和语言后面，隐藏着多么巨大的危险！
什么危险？他不敢想。他可以想象自己生命的终止，可以想象太阳系的衰老和消亡，却不能想象这危险。但他从七月一日这一天产生了一种如此令人懊恼又令人羞辱的心理：他非常注意旁人对他的态度，注意别人的眼和脸。可能是他神经过敏，也可能确是事实，他觉得绝大多数人在这一天以后程度不同地对他改变了态度——他知道，这是“新星”的文章的效应。有人见了他习惯地一笑，但笑容还未完全显露出来就被撤销了，脸部肌肉的这种古怪的运动可真叫人难受！有人见了他照例伸出了手，匆匆地一握——眼睛却看着别处。有些特别熟悉的同志，见了他不好不说几句话，但说的话颠三倒四，显然是心不在焉。只有宋明，见了他以后态度似乎比往日更好一些，宋明的彬彬有礼和从容不迫后面包含着一种自负，一种满足，却绝没有虚伪。
八月，形势急转直下。先是上级批评了这个区的反右运动，说是这里的运动有三多三少：声讨社会上的右派多，揪出本单位的右派少；揪出来的人当中留用人员多，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特别是党内的少；基层里揪出来的多，区委领导机关里揪出来的少。接着宋明在各种会议上发动了攻势，并贴出了大字报，指出这里的运动所以迟迟打不开局面，是由于老魏手软，温情，领导人本身就右倾，还能搞好反右派斗争吗？例如，首都某报纸已经对钟亦成的反党诗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区委这里却按兵不动，甚至还让钟亦成继续混在办公室的三人小组之中，这难道不能说明老魏在政治上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了吗？果然，在上级和宋明的夹攻之中，老魏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钟亦成也被“调”出了“三人小组”。紧跟着，各部门的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呼啦呼啦地揪出了许多人。揭发钟亦成的大字报一张又一张地出现了。真奇怪，一个好好的人只要一揭就会浑身都是疮疤。钟亦成曾经嘲笑过某个领导同志讲话啰嗦，钟亦成曾经说过许多文件、简报、材料无用，钟亦成曾经说过我们的党群关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