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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兄弟纽带”或许被夸大了，然而毫无疑问，在克里姆林宫眼里，米洛舍维奇试图压制科索沃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与叶利钦在车臣对付同样问题的方式有相似之处。正如叶利钦称车臣的叛乱分子为“匪徒”一样，米洛舍维奇（而且一度还有美国政府）把科索沃解放军视为一个恐怖主义团伙。鉴于俄罗斯对车臣发动了一场血腥战争，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大批难民外逃，它支持米洛舍维奇设法维护南斯拉夫剩余领土版图的完整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然而叶利钦请求不要打击塞尔维亚的呼吁完全没有人听。莫斯科于是感到，尽管有“比尔—鲍里斯秀”这层关系，尽管西方大谈欢迎俄罗斯加入文明国家阵营，俄罗斯的话却一钱不值。北约即将对贝尔格莱德进行空中打击前，叶利钦同克林顿通话时会大发雷霆，有时干脆挂断电话。＇1＇
1999年3月23日，叶利钦的总理普里马科夫正在飞往华盛顿的途中。根据计划，他将会见克林顿总统、戈尔副总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普里马科夫这一次访问的使命是争取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以求稳定因1998年8月金融崩溃而动荡不定的俄罗斯经济。据普里马科夫的助手康斯坦丁·科萨切夫说，飞机在爱尔兰的香农短暂停留加油时，普里马科夫总理接通戈尔的电话，问：“你们是不是还要轰炸南斯拉夫？”戈尔回答说，“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2＇
这架政府专机于是再度起飞，横越大西洋。机舱后面是俄罗斯的商业大亨和官员，边喝伏特加，边玩多米诺骨牌。四五个小时以后，普里马科夫通过充满杂音的保密电话线路突然接到戈尔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北约即将发动空袭。普里马科夫立即与叶利钦通话，与驾驶员核实了是否有足够的燃料飞回香农后，他走到机舱后面通知商人，取消此次访问，因为此时此刻与美国人谈生意极为不妥。众人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这些商业大亨报以掌声，他们的爱国主义压倒了生意经。科萨切夫说，当时的情景“令人为之动容”。下令让正在飞行途中的飞机掉头飞回是为了表示俄罗斯的极度不悦。此后几天，同样的情绪蔓延到街头，数千俄罗斯人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
一年以后，克林顿作为总统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时，发现创伤仍未愈合。普京显示出自己是一个绝不允许别人再次无视或慢待俄罗斯的人。他连续两天批评美国单方面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最后一天在克里姆林宫告别会晤时，普京发出了不祥的警告，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俄罗斯将作出“适当的”、“或许是意想不到的，很有可能是非对称性的”反应。换言之，俄罗斯人不会去研发美国人高精尖的昂贵体系，但会采取措施令其失效。这可以是任何措施，从制造大量的核导弹使防御盾防不胜防，到美国人的设施一旦建成，立即将其摧毁。克林顿听完普京的说教后，转过身对助手塔尔博特轻声说：“我想这个人以为我第一次没听懂他的意思。要么他傻，要么他以为我傻。咱们赶快把这件事打发掉，然后去见鲍里斯。”＇3＇
美国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离开克里姆林宫驱车去同克林顿的朋友、前总统叶利钦话别。叶利钦如今已经退休，住在自己的乡间别墅。克林顿没有想到，他抵达叶利钦的别墅前，普京已经给叶利钦打过电话，请他再说几句重话。叶利钦告诉克林顿，俄罗斯不会容忍任何威胁俄罗斯安全的美国政策。听完了对方怒气冲冲的长篇发言后，克林顿把谈话引到他本人对俄罗斯未来的关切上。克林顿的临别之言意义非凡，反映了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俄罗斯的看法。克林顿说：“鲍里斯，你真诚信仰民主，你骨子里信任人民，你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真正的民主派人士和改革家。可我不知道普京是否和你一样。你一定要对他留意，运用你的影响确保他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鲍里斯；普京需要你，俄罗斯需要你……你改变了俄罗斯。俄罗斯多亏有了你，世界多亏俄罗斯有了你，我多亏有了你。你我两人一起做了很多事，做了一些好事，它们会流传下去的。而你做这些事是需要勇气的。我知道，在很多事情上你比我更难。”
克林顿离开叶利钦的别墅时，转身对助手塔尔博特说：“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鲍里斯了，我想我们会想念他的。”
显然，克林顿这番不无感伤的话表明，他认为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国内状况非常好，而且俄罗斯扮演了美国希望它扮演的角色。而事实是，俄罗斯的状况并不好，而且它也不想只跟着美国人的指挥棒走。实际上，美国人怀念的是一位恭顺的俄罗斯领导人，甚至对他们到了俯首帖耳的地步—普京可不是这样的人。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
西方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做法可以说是麻木不仁到了极点。西方的大公司对一个巨大的新市场的前景喜不自禁。俄罗斯政府聘请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们敦促它以疯狂的速度引入毫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俄罗斯人民的感受以及给他们造成的后果漠不关心。叶利钦政府内的改革分子积极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为首的经济学家盖达尔从两年前诸如波兰等国家为实现经济转型而采用的“休克疗法”中受到启发。叶利钦授命于他“给予人民经济自由，扫除阻碍自由企业和自由企业家精神的一切障碍”。不出几年，数百万的俄罗斯人陷入赤贫，而少数胆大的人和前共产党官员摇身一变，成了身家数十亿的寡头，迅速廉价地攫取了国家资产。
毋庸置疑，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人享有自由，而且是令人目眩的自由。在俄罗斯上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俄罗斯人从未享有过这样的自由。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苏联时期积压了70年的能量猛然释放了出来。任何人，只要敢闯，加上手头上有点现金，均可做个小生意，哪怕只是出售士力架和伏特加的一个街头小摊。俄罗斯人可以自由出境，阅读任何想看的东西，随意发表言论，示威抗议本国的领导人。竞选自由，党派林立。国家电视台播放的节目尖刻地嘲讽时政，肆无忌惮地抨击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新涌现出的私有银行出钱赞助芭蕾舞演出和音乐会。商店里很快摆满了从前俄罗斯人只在外国电影里见过的各类商品和食品。如今人们不再恐惧，对未来感到乐观，觉得有了盼头。无疑，这就是西方观察家眼里的俄罗斯。显然，这也是克林顿所认识的俄罗斯。
然而当我翻阅昔日的笔记本和撰写过的新闻稿时，回想起当年大多数的俄罗斯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我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的报道文章讲述了我在俄罗斯十年间的所见所闻和俄罗斯人的惨淡生活。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仿佛是一个恶棍当道的国家。在高速公路上，可以看到这些人乘坐的带有茶色玻璃的轿车飞驶。他们一掷千金，在最高档的餐馆点成瓶的葡萄酒，对服务员吆三喝四，在价格贵得离谱的商店购物，有时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火并。俄罗斯黑手党性质的团伙瓜分地盘和生意范围，雇用杀手司空见惯。
英国广播公司的办公室位于一个购物中心。一个叫保罗·塔特姆的美国人拥有这家购物中心的一部分。因生意上的事，他与他的车臣合伙人起了争执。一天下午5点，他走进酒店附近的地铁站时，被人用AK–47步枪打成了筛子，而凶手始终没有抓到。一次我开车时遇到堵车，就在我一点点往前蹭时，看到路旁有人正在抢劫。同样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可怜的人趴在地上，几个男人用枪对准他的头。还有一次，我就餐的莫斯科的一家餐馆遭到抢劫，我和其他人都扑倒在地，等待警察逮捕嫌犯。走进附近我常去的超级市场时，必须经过身穿迷彩服、怀抱AK–47步枪的保安。最初涌现出的新资本主义行业全都伴随着暴力和恐吓。无论是经营一家五星级酒店，还是在阿尔巴特大街上用支起的木板桌子贩卖小纪念品，都需要向黑社会支付保护费。
在大城市的郊区，尤其是莫斯科，所谓的“新俄罗斯人”建造了配有游泳池、酒窖和角楼的豪宅，被围在15英尺高的围墙里面。这批人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与此同时，1992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将数百万人抛入贫困。突然放开物价导致价格飞涨。人行道上，俄罗斯的普通百姓纷纷摆摊，出售个人物品。莫斯科市中心成了一个巨大的跳蚤市场。至今我仍清楚记得一个人，一位有着博士学位的中年科学家，摆摊出售生锈的挂锁及其他小玩意儿。
其他科学家流落海外，寻找一份有体面工资的工作，其中很多人带走了俄罗斯的战略知识和机密。就在俄罗斯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一流的人才却流失到了国外。
火车站里到处是乞丐和无家可归的人。莫斯科通往南方的主要火车站库尔斯克站成了狄更斯笔下的廉价客栈，扒手和病夫比比皆是。参与过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截肢退伍军人在地铁车厢里穿行行乞。到处是做生意的人，最显眼的就是出售看上去可疑的烈酒和食品的小商品亭。在耗子成群的废弃空地上，涌现出了一家家店面，贩卖不适于人食用的肉食品。绝望的人把自己的存款投入各种理财计划中，结果都打了水漂，落得身无分文。1992年，政府向每位公民发放了私有化券，初衷是让人们用私有化券换取私有化后的企业股票。而实际情况是，数百万人要么将其卖掉，要么送了人，最终落到了少数精明的企业家或国企高管手里，造就了俄罗斯的新生资本家。
企业垮掉了，工人拿不到工资，或是拖欠几个月后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