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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俄罗斯人和美国人都低估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乌克兰是一个各方势力互相牵制的微妙平衡体。讲俄语的人和讲乌克兰语的人之间有语言隔阂；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有宗教隔阂；有人怀念旧时光（更安全、冲突少、腐败少、几乎没有族裔争端），有人希望向前走（开放、民主、企业自由）；既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又有俄罗斯少数族裔，地理分布上大致可以按“东—西”两部分划分。舆论并没有显示出全国各地的乌克兰人绝大部分都希望加入北约，尽管加入欧盟更受欢迎。普京说的家庭纽带的确存在，但与此同时，现在的乌克兰已不是当年苏联“大家庭”内一个组成部分的那个乌克兰。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已经走过了13个年头，一种新的认同感正在与日俱增。乌克兰语的使用范围远比苏联时期广泛。当年我曾问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开会时使用什么语言，令他尴尬不已。如今这个国家有了一种新的自豪感，而且认识到至少就经济而言，把自己的未来同西方连在一起，比同俄罗斯改革了一半的腐败经济连在一起要好多了。
2004年大选就是在这种思潮背景下依据12月26日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重选的。新的选举规定严格了竞选程序，以减少舞弊现象。尤先科在选举中胜出，赢得了52％的选票。亚努科维奇赢得44％的选票。国际观察员宣布，选举是公平的。
普京为了阻止他心目中因西方阴谋“失去”乌克兰用尽了一切办法，选举结果却让他颜面尽失。
橙色革命像是一扇大门，在设法理解对方的俄罗斯和西方中间砰然关闭。很难想象出对任何一个事件能作出观点如此对立的解释。西方把橙色革命视为民主的胜利。
在俄罗斯，橙色革命基本上被看做美国情报部门做的手脚。帕夫洛夫斯基把橙色示威者形容为“红色近卫军”，受到美国顾问的训练和资助。“然而这不是什么精密科学。有相当一批当地专家自从1990~1991年车臣计划以来一直在从事‘灭掉俄罗斯’计划。”＇10＇
马尔科夫说，这是一场政变，目的是让乌克兰远离俄罗斯。尤先科获胜是因为他弄虚作假。“橙色军从来不曾靠自由选举掌权。他们掌权靠的是一次反宪法的政变，这次政变自然得到了美国政府和西方观察员的支持。无论有多少美国参议员说这样做是合法的，实则它是反宪法的。”
革命期间，帕夫洛夫斯基这个克里姆林宫的操盘手不得不化装才得以离开。“我离开基辅的经过很可笑。我当时住在市中心的一个酒店里，位于封锁了总统府的橙色人群中央。我不得不像克伦斯基（被1917年革命推翻的俄国总理）一样乔装打扮。据苏联课本讲，当年克伦斯基装扮成一个女护士逃走了。我围了一条橙色围巾，戴了顶橙色帽子走出人群。”
震荡
没有几个人能说他们熟悉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尽管过去十几年里他是克里姆林宫内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之一。他隐藏在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这一头衔后面，其实是俄罗斯政治体制的设计师，依照普京的指示设计出新的体制和理论，为普京新的需要提供支持。他提出的“主权民主”概念实质上意味着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自行决定它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如果今天这意味着各政党需要7％而不是5％的选票才能进入议会，苏尔科夫会出面解释为什么。倘若几年后决定还是5％更合理，苏尔科夫又会为此提供佐证。如果不应再选举产生州长，苏尔科夫会解释为什么任命州长同样是民主。
苏尔科夫出生于1964年。他曾长期隐瞒自己的父亲是车臣人（他的原名是杜达耶夫）。苏尔科夫在金属研究院读的大学，在军事情报部门服了几年兵役后改学艺术，成了一个剧院的编导。此后，他又转攻经济学，投身商业。他谱写摇滚乐谱，现在仍然写小说。这个后苏联时期多才多艺的人曾当过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公关主任，之后去俄罗斯中央电视台短暂干了一段时间，随后以苏联人当年所称的“意识形态秘书”身份加入普京办公厅。
橙色革命之后，拟定战略以防止这场革命波及俄罗斯（统治阶层一致认为在所难免）的任务落到了苏尔科夫的肩上。他在拟定战略时参考了曾在乌克兰亲历了当时混乱局面之人的意见。
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靠橙色装扮安全脱身后，在报纸上撰文写道：“基辅对俄罗斯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信号。我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没有为全球化时代全新的技术作好准备。政治体制内在的弱化加上外部的压力和挑衅有可能导致一场新的革命，而在俄罗斯发生一场全球革命绝非小事。1991年我们避免了流血，简直可以说是奇迹。1996年和1999年除了车臣外，我们在俄罗斯各地也避免了流血，但这并不意味着还会有一次奇迹。”＇11＇
2008年2月回顾往事时，帕夫洛夫斯基对英国广播公司说：“这场灾难对我们非常有用。我们汲取了很多宝贵的教训，普京开始认真对待他面临的威胁。我们很快清楚地看出，他们试图向我们输出橙色革命。我们需要迅速作好准备，加强我国的政治体制，使之能应对来自外部的打击—‘戴着丝绒手套’的一击，然而这一击足以打倒我们。2005年，普京迅速巩固了精英阶层和政治体制，从而确保了橙色革命不会在俄罗斯重演。一年之内，我们打退了颜色革命的浪潮。”
苏尔科夫和他的同志们锁定了两个潜伏的危险：年轻人“盲目”的旺盛精力和外国资助的民间组织。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完全忠于普京和现政权的群众性青年组织，起名为“纳什”，意思是“我们自己人”。“纳什”一词含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沙文主义色彩，隐喻所有不属于“纳什”的人都“反对我们”，甚至是叛徒。
谢尔盖·马尔科夫称自己是创建这一组织的苏尔科夫班子里的一员。“纳什”带有浓厚的苏联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共青团”的味道。马尔科夫在一次采访中说：“‘纳什’的主要目标是避免俄罗斯发生橙色革命，所以首批加入的成员都是超级爱国者。对他们的要求，第一条就是居住的位置。他们必须住在开车10小时内可以到莫斯科的地区，从而可以乘夜车第二天一早抵达莫斯科并占据红场，捍卫国家主权。”
“纳什”很快有了自己的网站（。nashi。su，用的仍然是继续有效的代表苏联的两个字母“su”，而不是代表俄罗斯的“ru”）。此后几年里，“纳什”将在莫斯科以北的谢利格尔湖畔开办爱国夏令营，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行政治教育和准军事训练。夏令营成员经常身穿红色T恤衫走上街头，不光是举行自己的示威，而且还淹没反对派的抗议活动，对他们不喜欢的组织或个人举行抗议活动，包括西方国家的大使，抨击政府的报社，甚至连一家不幸叫“反苏”的烤肉店也不能幸免。“纳什”形容自己是一个“民主的反法西斯青年运动”，其成员很快超过10万人。
2005年5月15日，苏尔科夫班子成员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当天“纳什”组织了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大约6万“纳什”成员，其中大多数人搭乘上千辆客车连夜赶到莫斯科，列宁大道为此陷入瘫痪。据马尔科夫讲，“此后，再也听不到有人谈论橙色革命了”。
“纳什”的使命是完成了，然而其作用远没有结束。“纳什”成了自封的表达公众愤慨的喉舌，一支自称独立，而实际上得到国家绝对保护的强大政治力量，无论其成员的行为多么无法无天和蛮横霸道。他们搞的活动与预防俄罗斯发生橙色革命毫不相干。英国大使托尼·布伦顿2006年7月参加了一次由一个反对党联盟“另一个俄罗斯”召开的会议，结果被“纳什”盯上了。托尼·布伦顿以一位英国外交官惯有的自嘲方式回忆了这件事：“我前去参加‘另一个俄罗斯’的这次会议，以表达我们对俄罗斯公民社会的支持。为此我讲了一通枯燥乏味的话。我不是出席这场会议的唯一一位大使，但不知何因俄罗斯人独独盯上了我。这个‘纳什’组织是执政党的青年团体，因此实际上是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工具。它要求托尼·布伦顿为干涉俄罗斯政治道歉。我当然不可能道歉，于是他们说，那我们就让布伦顿不得安宁，直到他道歉为止。我的工作包括忍受这样的骚扰，我也就认了。”＇12＇
然而布伦顿和家人不得不忍受的骚扰几乎构成犯罪。“纳什”的成员在他家外面安营扎寨，无论他到莫斯科什么地方都尾随跟踪，他在群众大会上发言时他们在后排高声叫骂。他夫人开车出门购物时，“纳什”的人用拳头捶她的车顶。布伦顿对显然违反了关于外交官地位的《维也纳公约》（且不说反骚扰法）的恫吓行径提出抗议，然而直到半年后俄罗斯外交部才采取行动迫使“纳什”有所收敛。
“纳什”对爱沙尼亚大使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以表示“俄罗斯人民”对爱沙尼亚将一个苏联解放爱沙尼亚纪念碑从首都塔林的市中心移走的决定的“愤慨”。
每次接到申诉时，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总是耸耸肩，称自己对此完全不知情，几乎把它作为无害的笑料一笑置之。然而这些活动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关系清楚无误。“纳什”网址上常常可以看到苏尔科夫、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撰写的文章。这几个人还参加“纳什”的会议和夏令营活动。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也有自己的正式青年组织“青年近卫军”（又一个苏联时期的名词）。该组织比“纳什”纪律更严明。
苏尔科夫为抵御橙色“传染”发动的第二轮行动针对民间组织，尤其是得到国外资助或支持的民间组织。克里姆林宫认为，这些民间组织不仅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革命（以及2005年2月在前苏联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三次基层反叛）的因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