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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兄弟说的：你的想法什么都好，就是超前了五年。
五年以后，我已经不玩游戏，非要玩的话，也就是翻扑克牌、打麻将，新技术日新月异得飞快，我不太赶得上，到底是隔行如隔山，只是仗着一些老底子，经常腆着脸冒充IT前辈和电脑大师。
去年底，我的朋友金银财宝拍了一部DV艺术短片叫《一样的一样的》，他拿着硬盘去配音乐，结果人家的电脑系统是win98，和他的win2000不兼容，我正好在边上，作为大师当然责无旁贷地上去伸了一下手，于是他的硬盘就再也找不到了。金银财宝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拯救数据，并重新剪辑，但因为他的短片太艺术，既没有剧本也没有场记，所以剪完以后，发现和第一版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于是他把片子命名为《一样的一样的2》。而此时已经错过了奥斯卡、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的档期。
这件事情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教训：win2000以后的系统都不要碰。为此，我正式决定淡出IT业，尽管我曾经是如此爱它。
我被革命撞了一下腰
对于一个曾经的共青团员来说，在一部意大利电影《咪咪的诱惑》里突然看见了毛主席的画像真是令人兴奋的事，那感觉仿佛突然被革命撞了一下腰。
关于信仰的最早记忆大概是4，5岁，有一天我和一个小朋友偶然间在角落里看见一个破碎的毛主席瓷器像章，这让我们非常惶恐，脑子里很快就闪现出“反革命、特务”之类的字眼，为了避免被别人误会，我们相约谁都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那时候已经非常具有政治头脑了。
申明一点，我不能确切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共青团员，因为在我参加入团宣誓那天，恰好要进行一项考试，所以没有宣过誓。上高中的时候转档案，团委书记告诉我根本没有我的入团纪录，所以我很可能不是团员，为了不给我退回误交两年的团费，书记给我开了一份证明材料了事。
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很激进，共同组织了学党章小组，清明节的时候，我们以为烈士扫墓为名去公园，在售票处，有人自作聪明地问，我们是学校组织给烈士扫墓的，还用买票吗？大姐说，你们这种人我见多了，别想蒙我。学党章第五小组的组长在烈士纪念碑前念悼词，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人民英雄，还是永垂不朽的嘛！”这位同学后来应该做了领导，经常在有关场合用相同的语气发表演说，比如，“我们的妇女工作，还是姹紫嫣红的嘛！”“我们的麻将棋牌运动，还是欣欣向荣的嘛！”
毕业以后，我彻底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我的工作单位是台资的，整个公司近300人只有一个党员，不排除偶尔有几个未暴露身份的。在一个惊蛰的春季，劳资双方发生了利益纠纷，于是有好事者站出来呼吁组织工会，大家通过EMAIL进行了热火朝天的贴大字报和串联运动。并且从上海分公司传来消息，当地员工已经组织了罢工。这让北方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压力，一般来说，上海人一向是因为小家子气和没出息被北方人瞧不起的，没有理由我们还没罢工让他们抢了先。
我是其中的激进份子，在那个寂寞而骚动的年纪，我为如此接近革命而自豪。我贴的大字报犀利、深入而且雅俗共赏，很快就在群众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每天去食堂吃饭的时候，都有一些美女在旁边指指点点，还有什么比美女的青睐更能激发我的革命热情呢。
这气氛让老板很紧张，连忙找激进份子谈话；安抚坚定的保守派，实施内部分化；通过各部门领导向捣蛋份子施加压力；副董事长特地从台湾飞过来，发表了主题为“我也曾经是穷人，咱们都是一伙的”著名演讲。最后为了平复大家的情绪，资方做了让步，允许组织福利委员会，并承诺在方便的时候成立工会，福委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拔河、游泳和看电影。
令人泄气的是，在全民投票选举福委会委员的时候，我以极低的得票率被踢出局。后来想想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我的部门是做质量评估的，这是一个最容易得罪人的工作，比如，我恶毒攻击开发一部做的产品是垃圾；给开发二部挑出几个致命的bug，导致该项目被cancel；开发三部的课长是原来那个垃圾产品的主创人员；开发四部的梦中情人乐此不疲地和我打情骂俏。唯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美女对我说：我没有投你的票，因为我觉得你不需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天哪，她一定是爱上我了，我想。
在这个惊蛰的春天，我把《咪咪的诱惑》当革命喜剧来看，钢铁工人咪咪和我们每一个不太坚定的革命者一样，随着革命的洪流起过哄，利用革命的便利条件勾引进步女青年，在资本家的高压下腐化变质、堕落消沉。影片最好玩的地方是咪咪为了报复勾引他妻子的警官，而去勾引警官的妻子，他的成功却是噩梦的开始，因为那个女人的模样绝对让每个男人都阳痿。
记得米兰昆德拉的《玩笑》里有过类似的情节，所有的一切激情最终被消解为悲怆的玩笑，我们只是被革命撞了一下腰而已，不过有的人撞得比较重罢了。
生命不可承受之进步
在顾影自怜的时候，我把自己定义成弱势群体，在一个需要暂住证的城市仓皇流窜，出远门挤公共汽车，出近门骑没有牌照的二手自行车，而且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永远落后在科技进步后面，人家配BP机了我还得让胡同口的大妈喊一声，人家用手机的时候我带个BP机穷人诈富，现在我的手机型号还很老土，没有彩信，也不能拍照，MP3都听不了。
我曾经是科技进步的狂热拥趸者，并矢志生命不息，进步不止。小时候我憧憬2000年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我家里会有一个机器人，负责洗衣服做饭擦地板，后来我看了一部外国电影《未来世界》，里面说机器人特别怕水，被水一淋就冒烟歇菜了，这对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那就意味着即使实现了现代化，我还得撅着屁股在搓板上洗衣服，做饭的时候我得先帮它淘米洗菜，擦地板我得给它先涮好墩布，靠，我的地位启不是比机器还低。电话基本不在我的科技视线里的，因为那个东西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我们镇子太小，有事儿喊一声大家都知道了。如果非要通讯工具，我希望每个人都配一台无线电发报机，够高科技吧。
我的第一个BP机是工作第二年买的，数字的，作为中国第一批从事软件开发的高科技人员，我有足够的专业素质记住一堆数字组合代表什么意思，就像我的一些同事喜欢用Dos而拒绝Windows，多专业啊。每天八点我在楼下的煎饼摊排队买煎饼，BP机就会识时务地响起，我在一帮少女和大妈的侧目下从腰间很帅地掏出BP机，嗯，今天果然是晴间多云。领先了不过三个月，有一次我搬家，突然呼机响了，我掏出来一看不是我的，其中一个工人掏出一个和我型号一样呼机看了一眼，然后对另一个工人说，“我这个兄弟一直想请我做他的一家连锁企业，我心里很挣扎……”另一个回答，“是呀，零售业没得做，科技含量太低，完全没有进入壁垒。”天哪，这是什么世道。
后来我在北京搞音乐，从此再也没跟上时代的步伐。当我的同学筹备买房买车的时候，我拥有了第一个手机，是CDMA的，贪图通话费便宜，出于艺术家的尊严，我的说辞是这样的，CDMA是下一代手机，绿色环保，信号好。如果我的手机争气，再坚持一年半载，我没准能赶上“换了世纪换手机”的时尚，但是它却半道撒手离我而去了。等人家开始炒作“绿色科技”概念的时候，我换了一个法国版绿颜色的手机，这种手机非常适合文艺青年，她带有欧洲的文艺气质、前挺后撅、肤色诱人、音量温柔、工薪价位、善于传播荤素段子。
我有几个同事平均半年换一个手机，款式功能令人眼花缭乱，领导甲的手机会自动回拨，总是在不知情的时候擅自打电话，暴露了很多小秘密，让领导很苦恼。为了给领导分担烦恼，我决定主动拿我的文艺手机和他换，他的手机有彩信功能，传播段子的时候还可以配图，科普效果大大加强了嘛。
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艺术家，我已经摆脱了对科技的盲目崇拜，而变得审慎、刻薄、幸灾乐祸。科技就像一个婊子，年轻美貌的时候只跟有钱人厮混，年老色衰了谁都能上，它给你带来生理和心理的满足，也掏空你的钱包和身体，没准还给你来点奇怪的病。比如电磁波就会伤害你的心脏和肾。基于某种丧心病狂的仇富心态，我把腰里同时别着手机呼机商务通的人定义为弱智群体，如果是身边的人，我还会恐吓他们：天哪，你的肾还要不要了。
那首歌怎么唱来着，输了肾，赢了世界又如何。所以在未来的日子，我希望我的腰间什么都不带，除了一颗坚强的肾。按照美凤的标准，十五分钟，六个姿势，胜似闲庭信步，耶！
体态改变命运
我基本上算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偶尔搞一点反动会道门也只是属于娱乐性质，比如相面算命什么的。而根据大师的言论，其实那也是科学的一种，只是被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庸俗化了。
别的不说，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和总结，我发现人的性格和体态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也就是俗称的面相。小时候看的电影里，坏人都长得特别像坏人，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满足群众日益上升的不平衡心态，所有长得像好人的一律是坏人，这种改变其实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长得像坏人的基本上80％就是坏人。
按照心理学的解释，这其实是心理暗示的作用，比如你长得很窝囊，你自己就会下意识地把自己归入那一类，而别人总忍不住想欺负你一下，久而久之，你就成了一个窝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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