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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搞得意外的简约,没有主持人,也没有嘉宾致词,也不用夫妻对唱、讲恋爱故事、宣读结婚证,之前的精心准备全没用上。放了一挂鞭炮后,就直奔主题,上菜开嗟。敬酒的时候,我父母带着我们俩,我小姑父(法官)负责啤酒,表姐夫(警察)负责白酒,姐姐拍照,姐夫摄像,组成了一个公检法保驾、两大电视媒体跟拍的庞大阵容,一圈溜下来,我们喝了一肚子饮料,居然没人劝我们酒,也没有任何类似新娘点烟之类的仪式。还没等我们敬完酒,就陆陆续续开始有人退场,一小时不到已经风卷残云般走得差不多了,效率高得不可思议,我妈说,大家都赶着回家打麻将呢,而且跟你们也不熟,没什么可闹的。
等把人都送走了,我老婆还仿似在梦中,一再追问我:“就过关了?不会这么容易吧?”真是世事难料啊,虽然我老家地处偏远,但是没想到移风易俗的工作会搞得如此的好,我们没有猜对开头,也没有猜到结尾。为了以示庆祝,我特地作对联一幅,上联是:局外人。下联是:闪电战。横批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婚礼。
为俺爹俺娘拍电影
我十七岁离家上大学,后来就很少回家,我妈每每感慨:儿子是给别人养的。我姐还趁机落井下石:他还说准备过两年要移民呢,到时候更见不着了,怎么样,还是闺女好吧。说来惭愧,我是一个待人接物都很淡漠的人,和我父母的交流也只不过隔三差五的一个电话,我爸一直觉得长途话费很贵,所以讲电话也是有事说事,无事退朝。他们甚至不确切知道我是做什么工作的,一次有个老家的亲戚给我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安排他去中央台实习。因为我爸告诉人家我在中央台上班。其实,我只是帮一个栏目做过几次策划而已,我还想去实习呢,人家都不要我。为了弥补我对家人的愧疚,这次回家结婚,我一心想为俺爹俺娘做几件实事。
我的老家是一个小县城,物质消费水平非常低,我们在家呆了十天,一共花了不到五十块钱,两个人吃一顿早点五块钱都花不出去,没有公共汽车和出租车,满街都是三轮,给一块钱就能载你到城里任何一个地方。生活节奏也比北京慢好几拍,家里没有电脑,有线电视只有十个频道,文娱生活除了打麻将几乎为零,一开始还真有点不适应。
每天清晨六点钟开始就有小商小贩在楼下吆喝,卖早点的、换煤气的、收破烂的,此起彼伏非常热闹,我妈说其中有一个换煤气的是我小学同学,但是机缘巧合一直没有碰上。晚上十点钟,爸妈已经开始招呼我们去睡觉,后来到了南昌我们去看了一场电影,十一点钟才回家,期间,我爸给我打了六个电话,差点跟我翻脸。在这种环境里生活,你会感觉一天的时间长出好多,几天下来,我们居然学会了早睡早起,一天吃三顿饭,饭后上街溜弯儿,晚上乘凉看星星。我老婆对星星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她一直在大城市生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清澈的夜空和满天繁星。
我父母住着三室两厅双卫的大House,一个客厅就和我在北京的房子差不多大,但是价格只有我房价的零头,老两口对物质生活的需求非常低,房子是新的,家具却是旧的,很多物件比我的年纪还大,洗衣机还是八十年代的那台,基本不用,因为嫌洗不干净,音响VCD全是我姐淘汰下来的。我琢磨着给他们添置个空调或冰箱什么的,都被他们用各种理由拒绝了,比如吹空调容易得关节炎、冰箱里存的东西不如新鲜的好吃、本地的电压负荷有限等等。
后来我发现对俺爹妈比较有诱惑力的还是精神方面的需求,我随身带了一个DV,本来是拍婚礼用的,我回家之前把我们北京的家拍了一下,在电视上放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感觉特别新奇和兴奋,比空调和冰箱的效果强多了。于是我决定给俺爹俺娘拍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内容包括:老两口的幸福日常生活、老爸练拳、老妈收份子钱和贴喜字、老爸的文学作品,最后一天我们在翻东西的时候找出了他们所有的证件,有学生证、文革时候的身份证、结婚证、粮油供应证、体检证、各时期的工作证、奖状、证书……一个一个摆开来每人摆了一大床,他们按照证件年代的顺序讲述了他们的大半生。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其实是一部大片,两个小人物的悲怆人生都浓缩在了这几十本小证件里。
回北京以后,我用电脑进行了剪辑,并配上了音乐,主题用的是《末代皇帝》的原声音乐,那种浓厚的悲情被音乐放大、渲染,仿佛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宿命。一开始我还担心我爸妈没法接受这么严肃的东西,结果没想到他们非常喜欢,说音乐配得尤其好,问我是怎么弄的。我说那当然,因为你们的儿子是个音乐人,而且不在中央台上班。
最近几次和我爸妈通电话,他们都一再隆重地对我进行了表扬,并把这件事称为我给家里办的最大的一件好事,在没有好电视看的日子,他们就会拿出来看一遍,感觉一家人又在一起了。
忍不住原谅自己
小时候,家里不富裕,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有很多零花钱,后来落下一个病,经常做梦捡钢蹦儿,场景不同,但内容基本类似,随便在草稞里、石头缝里扒拉一下就会发现各种面值的钢蹦儿,我使劲地捡啊捡,把口袋撑得满满的,手里还抓了一大把,那种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因为旁边还有别的小朋友,要是速度慢一点就被他们捡走了。这个梦一直缠绕着我,只是后来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直到前两年我已经老大不小了还发生了一次,我在捡硬币的时候,突然想,就冲这个捡法,哪辈子能捡出我房子的首付啊。从此以后,这个梦再也没有出现过。
前两天跟一个年轻人吃饭,他特别牛比地说,如果我到三十岁还没个小二百万,我就没脸活了。当时吓了我一身冷汗,我为自己依然苟且地活着而羞愧不已。遥想我十岁的时候规划自己的二十岁,可能是一个租书摊的老板,或者戴两个金戒指的万元户;二十岁的时候我规划自己的三十岁,名扬四海,腰缠万贯,身边美女如云,正在为两年以后退休做准备。
现在我已经三十岁,这三十年里,过得不好不坏,吃过一点苦,受过一些委屈,但都不值得拿来做愤世嫉俗的素材;有始无终、无始有终、无始无终的爱情也有过几次,身边有过美女,但和我没关系;伟大的理想大多数破灭了,没有破灭的目前还没有实现;基本名扬四海,经常有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某个热播电视剧的主题歌是不是我写的,名字是那个名字,只是人不是我;曾经腰缠万贯债务,刚刚还清;一直担心两年以后会下岗,前一阵还差点转行去干手艺活。
年轻的时候,我受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的毒害太深,总觉得过了三十岁基本上人生就该盖棺定论了,所以没必要规划四十岁;现在我只觉得人生惨淡,没有勇气规划自己的四十岁。
前一阵为了给这本书找资料,翻出了我97年写的一篇心灵小鸡汤,名字叫《我的三个愿望》,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许下了三个愿望:一间不透风不漏雨的房子,一套足够棒的音响,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子。这里包含了我生命中三样最基本的东西,房子代表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音响代表我最热爱的事业;女孩代表我渴望的家庭生活。
在九七年,我的愿望实现程度是:那间房子不透风也不漏雨,可惜是租的;那套音响倒是能放得出声音,但却是最低档的;那个女孩子是我的最爱,但是并不善解人意,因为她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离开了我。
在2003年,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它坐落在南三环南侧,空气清新、视野开阔,户型袖珍,一个人呆在家里也不会害怕;我的事业已经起步,不仅要出书出唱片,而且建立了一个中国最有前途的音乐品牌——拍岸唱片,我要用几年时间把它做成中国最挣钱最有影响力的娱乐品牌;我的老婆在大事上都很善解人意,每当她跟我瞎胡闹的时候,我就说,我想跟你讨论一下我们的事业和前途,她立刻就老实了。
那篇心灵小鸡汤是这样结尾的:“大学的一个朋友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我想借他的标题来结束这篇文字:感谢生命。”
你看,我根子上还是一个文艺青年,每当提到“生命”的时候都会戳中我的软肋,让我浑身无力,自恋情绪疯长,于是,我再一次忍不住又原谅了自己。
跋:二零一代的鸡零狗碎
这本书是献给我外公的,他在二零零三年三月份去世了,在非典还没有蔓延的时候。
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他的精神虽然还不错,可是已经老得不行了,消瘦得像马三立,他送给我一本自己花钱印的书《逆耳集》,收集了他这一辈子最得意的文章,我和他开玩笑说是地下非法出版物,后来他还和我兴致勃勃地研究我带回去的一个数码相机。
外公以我为骄傲,因为我在首都工作,而且他认定我以后会有出息。有一年回家,他就出版王造时著作的事向我拉赞助,说全家老小,只有我才可能做这件事。
王造时是我外公的叔叔,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救国会领袖、“抗日七君子”之一、教育家、爱国民主志士、无党派政治家和理论家,我上中学的时候,在历史课本中曾读到过他的名字。他是外公终身的偶像,外公跟着张罗了好几年,终于出版了一本王造时的传记,但外公还不满足,想把王造时的著作也结集出版,他认为这些才是更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无利可图,出版社方面希望亲属能提供一些赞助。事先我姐已经给我吹了风,外公显然已经把家里所有人都游说过一遍了,他诱惑我说: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办成了,你的名字也会写进书里,到时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