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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车后我送她回招待所，大门还没关上。我随施玮走进房间，在惨白的日光灯下她再次把那只手递给我。我接过来端详着，没有了在车厢里的那种冲动，我只是觉得有些异样。也许我应该做出某种表示，在伤痕上轻轻抚摸，或者，低下头去吻一下。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是说：“太不值得了。”同时将手递还施玮。对方重复着我的话，说：“是很不值得啊。”
床头柜上有一本散文集《挚爱》，是施玮带在旅途中看的。我们开始议论其中的一位女诗人。女诗人多年以前就死了，是自杀，我知道一些内幕，告诉施玮说她是切脉流血不止而死的。施玮说：“原来她也是割腕的呀！”我说：“不。她割的是这儿。”──同时在大腿内侧比划了一下──“这儿止不住血。她带着一张刀片钻进被窝，就那么一下全拉开了。”施玮叹息道：“她是真的不想活了。”我说：“是啊，这样割就没救了。”
我是否在暗示施玮其实并不想死？当然，我肯定不是在教唆她再干一次，就像女诗人那样地彻底和漂亮。施玮本人倒是很愿意迎合我的一些想法，她说：“说起来也很奇怪，我都不想活了，临干的时候竟然还划了一根火柴给水果刀消毒。”
我划着一根火柴，给自己点上烟，一面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面对施玮说：“也许世界就是这样的，能量守恒，你在一个地方吃了亏在另一个地方也许就得到了弥补。别人伤害了你，同样你也伤害过别人，当然他们并不是同一个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收支大体上总是平衡的。”
施玮问我：“别人伤害过你吗？”我说：“那当然，我也割过腕，这你相信吗？”施玮问：“为谁？”我说：“当然不是为了你，否则就不存在整体的收支平衡了。”我为自己的平衡理论所陶醉，变得饶舌起来：“我为我的前妻，为她自杀过，这你没有想到吧？”
施玮要求看看我的手腕，我递给她。当然那上面什么都没有。我解释道：“我干得比你还早，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施玮不无耐心地捧着我的左手，迎着灯光，变换了各种角度。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居然让她看出了一道伤痕。“很淡很淡，”她说，“但我还是看出来了。”她显得有些兴奋，继而总结道：“我们都曾割过腕！”
《明亮的疤痕》 第三部分明亮的疤痕（1）
1985年
朱浩从广西给我来信，说他和王玉站在南宁的大街上接吻。可王玉是谁呢？我不是很清楚。想必是老方那边的一个女孩，长得也一定很漂亮。我没有去过老方所在的城市，即南宁，只能想象它四季如春，色彩丰富而艳丽。朱浩在马路边搂住那个形象模糊的女孩，我想象疾驶而过的车辆用烟尘把他们遮蔽了。当他们的唇舌分离，尘埃也跟着落定。这很像某个电影镜头，是吗？我自觉无聊。
那是一个这样的年代：为激怒路人朱浩搂着王玉在大街上公然接吻。朱浩又是怎样向我描绘他与老方的第一次见面的呢？“……在一家旅馆里，像两个杀人犯一样地一见钟情。”朱浩在给我的另一封信里如是说。你也许已经看出来了，这里面有那么一点自命不凡。我们都写诗，隶属于某个诗歌社团或同一种写作风格。我、朱浩、老方，还有东海，本来我们都互不认识。由我把诸位的诗稿搜罗到一本交流资料上，印刷成册。之后我们相互通信、彼此支持。然后就是历时两到三年的断断续续的见面。我最先认识朱浩，然后是东海。然后是朱浩和东海的见面。然后是我与老方。朱浩与老方历史性地见面以后，只剩下东海与老方没有相见了。当年我和朱浩在济南见面时，其中的一个说了句：“我终于找到了党。”可见，这还是一个夸大其词的年代。
朱浩带着我抄给他的地址去找老方。他新婚不久，第一次离开妻子，有如鸟儿飞出了牢笼。他和老方一起喝酒、去大学讲座，在后者经营多年的地盘上享受着诗歌的馈赠。崇拜者、鲜花和姑娘……年纪比我们稍长的老方把朱浩描绘成“一匹幸福的种马”。那么那个“每人一辆摩托车，前面挂着‘大诗人某某’的牌子周游全国”的主意又是谁出的呢？不是朱浩就是老方，不是朱浩给我的信里这么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出现在老方给我的信中的。
那段时间里他们给我的信是过去三年的总和。他们不仅自己大言不惭，还力图震撼千里之外我平静的生活。我结婚比朱浩还早，下决心把热情限制在文学范围之内。平时我喜欢把朋友们的故事在圈子里发表一下，以博得大家一笑。朱浩去南宁出差后我讲的大都是朱浩的故事。当时东海受到诱惑，也想去南宁看看。我含糊地批评了朱浩的行为，我说：“要是他想和什么姑娘接吻也不应该在大街上呀？他可以让老方给找一个地方，两人睡上一觉都可以。何苦要刺激保守的南宁市民呢？”我在想：那王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使朱浩以和她接吻为乐，而不是睡觉。这我就不能理解了。我也是一个结了婚的人，让我和老婆以外的女人睡觉我还能接受。可是不睡觉光接吻，这样情意绵绵、青春孟浪是什么意思？
朱浩曾对我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禽兽才会离婚。”现在他这样做不是要导致离婚么？于是我写信给老方，想从侧面了解一下王玉的情况。老方的回信中根本没有提及王玉的名字，只是说朱浩在南宁“干了些十八岁的事情”。和诗人们交往有时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都很欣赏自己的说法，至于都说了些什么，那只有天知道了。
什么是“两个杀人犯一样地一见钟情”？
什么是“找到了党”？
什么是“只有禽兽才会离婚”以及“幸福的种马”？
什么是“干了些十八岁的事情”？
“黑裙女”
他们让我带一份电报上楼。我低头瞟了一眼，是朱浩从济南拍给东海的，让他去火车站接“黑裙女”（电文如此）。收发室门前议论纷纷，显然就是因为这件事。看来东海的同事们已经传阅了这份电报。他们问我：“黑裙女是谁啊？”他们知道我是东海的朋友，不然也不会把电报交我带上楼了。我一定知道一点内幕，他们认为。的确，我知道一点。这件事甚至还与我非常有关呢。但我对他们说：“我也不知道。”他们中的一个就说：“如果是蔡英东海敢不敢收留？”
蔡英是这个夏天里公开通缉的政府要犯，是个女的，也很年轻。如果她着一身黑裙也一定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如果她要人接站的话，电文上总不至于写明蔡英吧？当然，自称黑裙女也不见得更好。可不，已经引起了群众自发的注意。“去问问东海，要是蔡英他敢不敢去接？”“要是敢接，那才叫有种哪！”
见到东海我把电报交给他，并说：“王玉明天下午到。”东海问我：“你怎么知道黑裙女就是王玉？”我说：“朱浩给我打过电话，他可能和王玉一起来。”东海说：“王玉不是在南宁吗？”我说：“上周二去的济南。”“去找朱浩？”“是啊。”“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东海若有所失。“那他为什么把电报拍给我，而不是拍给你？”
我说：“大概你住得离车站比较近吧？要么朱浩考虑到你有单位，有家，不像我成天到处乱窜，他们怕电报送不到。”话虽如此，其实我心里也在嘀咕：以前朱浩来许城都是我去车站接他的呀，吃住也都在我那里。
我把在楼下听到的议论说给东海听，东海当了真：“要是蔡英我肯定接待，至少她还是一个女人么！”说完嘎嘎嘎地大笑起来，就像一只鸭子。
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我再次来到东海家。东海已经出门接站去了。他们家的老保姆在，请我在客厅里坐下，泡了茶。东海的妻子在卧室里，已经病入膏肓了。她是癌症，手术后又转移了。这件事儿已经拖了两三年，今年入夏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杨真。据东海说：杨真的脸肿得有常人两个那么大，身上已经开始溃烂了。东海每天给她换两次药，三顿饭也都由他送进去。甚至连老保姆也已经有个把月没有看见她了。此刻，杨真隔着一道布门帘和我说着话儿。她的声音很正常，一点都不像有病的样子。
她问我来的那个黑裙女是谁？看来在为东海担心。关于蔡英的风言风语已经传到她的耳朵里去了。我向杨真保证：黑裙女决不是蔡英，也不是任何动乱分子。她不过是一个女孩子，名字叫王玉。而王玉是朱浩的朋友。
“是女朋友吗？”杨真问，这让我很难回答。她又问是不是朱浩和王玉一块儿来？我告诉她：“电报是朱浩拍的，让接王玉。到底一个人来两个人来很难说。”杨真又问：“你怎么没和东海一起去接人呀？”我说：“本来我是想着和东海一起去的，没想到他走得那么早。一个人去接也差不多了。我在这儿等他们就行了。”
老保姆在厨房里忙晚饭。这时，室内的光线暗下去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杨真没有再说话。电风扇吹得卧室门帘一抖一抖的，我盯着上面花朵缤纷的图案一时出了神。一只大黄猫从门帘下钻出，跑到水池下面的塑料盆里去拉屎。布帘后传出杨真唤猫咪的声音。接着她问：“他们怎么还没有到啊？天都黑了。”
我说：“恐怕是火车误点了吧？”
《明亮的疤痕》 第三部分明亮的疤痕（2）
饭菜都上了桌，仍不见他们回来。老保姆随手赶着碗边的苍蝇。我说：“天都黑了，苍蝇也不歇着。”老保姆向我摆手示意。她凑近我的耳朵道：“不能说，不能说。”同时看了看那微微抖动的布帘。突然，传来杨真痛苦的呻吟声。老保姆说：“她该换药了。”
我十分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