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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玮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哭泣起来。我说：“有什么好哭的。”她抽抽泣泣一番后渐渐使自己平伏下来。最后她选择了当天回大连的方案，不过，施玮表示得见张国庆一面。“他真是一个好人。”她说。
这时天已经大亮了，我问施玮要不要吃早点？她摇了摇头。我虽然饿，但还是决定先送走施玮再说。我领着她去给张国庆打电话，走到门边我提醒道：“别落下什么。”施玮说：“不会的。”她背着那只没有打开的包，和进门时相比手上多出了一块被眼泪沾湿的手帕。
两天前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约稿，对方自称是《大众文学》杂志编辑，从外地刚来南京。由于是个女的，我没有马上拒绝。我问起一些约稿以外但与约稿不无关系的事，比如她住哪个饭店，什么时候到的，从哪里来，贵姓。对方不像别的来组稿的编辑那样善于主动介绍情况，没说上两句就沉默了。如果这是一种组稿技巧的话，对我这样的人而言应该是可行的。她对我的盘问有问必答，同时也没忘了透露必要的紧张。后来她说她从大连来，仍未使我想起什么。又说她姓施，“你可能忘记了，我们见过面的。”我反应过来：她是施玮，于是我对她说：“你好。”和她打了个招呼。在语调上我仍维持着刚才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她是施玮变得情绪高涨或冷若冰霜。之后，施玮讲话就比较顺畅了。她说她要请我吃饭。我说：“还是我请你吧，不过今天不行。”作为一个来组稿的编辑她算是初战告捷，我们约好了第二天下午在我的住所见面。我说：“你能找得到吧？”施玮说：“你不是还住在老地方吗？”我想起来她曾来过我这里。“附近的变化很大呀。”我说。“我肯定能找到。”也许是我多心了，听她的话分明有没齿不忘的意思。
这样我们于五年之后第二次见面了。五年的时间里想必各自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目前我只知道自己的。和第一个女友分手后我们最终没能再在一起，那件事已经永远地过去了。甚至，我和第二个女友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微妙。凡此种种变化中我所能把握的就是不再情绪激动。我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工作（写作）。由于生理和年龄的关系，男女之事已不像当初我认为的那么重要了。在相对冷静平和的心情支配下反而出现了更多的机会，或者说，对于机会更善于把握了。我几乎堕落成那种守株待兔的老手。
在我的经验中，出差在外的女人最易击溃，特别是结过婚，婚龄在两年以上而没有小孩的。五年后的施玮恰好是一个这样的女人。我只是习惯性地把她当成了某种可能性的对象，而绝非有意。实际上，当我从电话里得知施玮是施玮的时候想法就已经产生，请她吃一顿便饭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由于我倾向于迎合的态度，使施玮比五年前放松了很多。我看着她涂成荧光色的指甲，她的戒指和唇膏，觉得她真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当施玮起身去取包里的约稿信，我能感到那被高腰裤紧紧裹住的丰满的腰肢，它在做扭曲的机械运动，看上去不禁令人怦然心跳。我对施玮说：“你比以前胖了。”
记得以前施玮一直为她的体重而惴惴不安，她担心自己太瘦了。在一次来信中她告诉我自己的近期目标：“突破四十五公斤。”现在我说她胖了，显然有恭维的意思。可施玮早已转变了立场，她像所有时髦的少妇一样，以苗条为美，十分担心发胖。因此她说：“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没怎么胖呀。”当然，我们的交谈没有涉及她的腰。她的腰显然是男人培育的结果，多年以前是绝对没有的。
后来施玮提醒我读那封“致名家高手”的约稿信，说服我给他们写稿子。大约是我们的谈话有点暧昧，她有责任使它回到正事儿上面来。施玮提出要做我的录音采访，我答应了。她甚至拿出了采访机，装上了电池，可没过多久我们就把录音的事置于脑后了。我们又开始谈论彼此的生活，轮流提问和作出回答，在某个敏感而不便深入的地方我们不约而同地顿住，经过短暂的沉默再次回到文学和稿件的问题上来。两种话题反复交替，似乎在编织一个令人陶醉的罗网。
我们下楼去吃饭。楼道里面很黑，我伸手过去托住施玮的腋下，把她带到院子里。过街的时候她和我靠得很近，一只手本能地拉着我的衣服。现在我们相对而坐，在一家小餐馆里准备用餐。施玮说她不喝酒。我给自己要了一杯虎牌啤酒，喝得面红耳赤的，话也变多了。我的情绪多少感染了对方，后来施玮也来了一点啤酒。她终于忍不住问我说：“那时候你为什么那么对我呢？”我说：“我也不希望得到你的原谅。不过，我的确做得不够好。”我解释道：“我处在那种情绪中，刚刚和一个女孩分了手，但心里仍然没有忘记她。”我说：“张国庆也有责任，他不该叫你来的。”施玮就问我张国庆的近况，说他真是一个好人。她告诉我那天他送她去火车站，一路上大声地唱歌给她听，弄的路人侧目而视。“你为什么那么凶？皱着眉头，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施玮耿耿于怀地说。她告诉我昨天在招待所里给我打电话，时间不过四五分钟，她竟然出了一身汗。真没想到我还会同意见她，和她一起吃饭。“华强你到底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她问我。
《明亮的疤痕》 第二部分双拐记（4）
饭后我们回到楼上。楼道里依然很黑，我伸手抓住施玮的胳膊，扶她上楼。两层以上的地方有一盏灯亮着，这时我仍搀着施玮，她突然用力甩开我，就好像我有什么用心似的。进了房间，她指着桌子上的一张照片问：“她是你的女朋友？”我说：“是。”其实，早在我们下楼吃饭以前她就已经看见了，直到现在才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你们和好了？”她问。我说：“不。这是后来的。”施玮说：“她真像我妹妹。”
显然，她希望我问她一些什么，但我没有。我知道我的女朋友是不会像她的妹妹的，施玮那么认为不过是一个错觉。据我所知施玮是没有妹妹的。她有一个弟弟，五年前我们通信的时候对她的家庭成员我已了解得很清楚。她说我的女友像她妹妹是否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我没有问。我不想我们之间有任何问题涉及我目前的女友。
我看了一下墙上的钟，说：“还是做录音吧。”我告诉施玮，明天以后也许我就没有时间了。我在写一个中篇，正到紧要关头，不想随便停下来。施玮说：“那好吧。”于是做了我的录音访谈。结束时十点不到，我注意到她看了一下手表。我问施玮住在哪里，招待所是否要关大门。她说要关的。我适时提醒说该回去了，她点头答应。
当我起身的时候施玮还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我发现她的脸突然变成红黑色，看着我的眼神也不对，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明白所有这些身体的信号，但还是不敢轻举妄动。我想到在楼梯上她甩开了我的搀扶。正因为是她所以来不得半点勉强。
我风度翩翩地招呼她出门，再次感到自己的行为值得骄傲。在那截黑暗的楼梯上我甚至没再试图搀着她，任凭她低头摸索。后来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向她住宿的招待所驶去。也许施玮为我竟然送她而感到奇怪，其实我的心里已经彻底结束了，我指的是那种对她的不良欲望。从此我做得尽可以像一个君子了。
施玮就坐在我的身边，影像模糊，但很实在，我们呼吸相闻。我能感到某种温暖略带伤感的气息从她的身体里缓缓散发出来。她的确起了变化，这使我很想抱抱她，而在我们这次见面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是不可想象的──她的身体始终僵硬带着冷淡的敌意。她终于在一切结束的时候软化了。
《明亮的疤痕》 第二部分双拐记（5）
我听见施玮要求道：“明天你陪我去中山陵好吗？”我说：“我得写那个中篇，可能抽不出时间来。”这么说，我是不想有任何事情留待明天去解决。
施玮说：“要是大门关上就糟了。”我说：“要是大门关上了又叫不开的话，我们就回去，你住我那儿。”施玮：“那怎么行。”我说：“有什么不行的？你住我那儿，我到父母家去住。”施玮说：“要是有扑克的话我们可以玩一个通宵。”说着她叹了一口气，对我说：“那时候你怎么会那么狠呢？”
我说“我也不要求你原谅我，但我做得的确很糟糕……”突然，她抓住了我的手，轻声说道：“我原谅你了。”
她的手干爽、温热，而我的手又冷又湿。两只完全陌生的手就这么在黑暗中拉了十几秒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然后施玮主动撤了出来。这时出租车正经过山西路夜市，车厢里被照得很亮堂，她举起那只刚才握着我的手让我看，在手腕处有一条很细的明亮的疤痕。她说：“我割过腕，干过一次。”我问：“什么时候？”她说：“很久以前，我不想活了。那天我去海边拍了一张照片，心想，就作为我的遗照吧。”
施玮说：“这事除了我的父母谁也不知道，我谁也没告诉，除了我妹妹。”
她告诉我她的妹妹是她原来单位里的同事，也有过一次同样的经历，也割过腕，为了一个有妇之夫。她们很谈得来。一次她把她的手腕给施玮看，后者亮出了自己的手腕，那上面也有一道，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已经比较模糊，几乎看不出来了。两只自残过的手紧握在一起，从此她们就以姐妹相称了。“我妹妹的那道红红的很明显，时间还不长。”施玮对我说。
下车后我送她回招待所，大门还没关上。我随施玮走进房间，在惨白的日光灯下她再次把那只手递给我。我接过来端详着，没有了在车厢里的那种冲动，我只是觉得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