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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死神降临一样，美国城市里蔓延的贫穷和堕落吓坏了有钱人。他们忧心忡忡地问道，国家出了什么乱子？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会随处可见？成就了有钱人的制度难道同时也会让穷人堕落吗？有钱人养尊处优的生活难道是建立在掠夺穷人、无家可归者和下层阶级的基础之上吗？有钱人是否应该为穷人的境遇而负责呢？
当有钱人思考他们与穷人之间的关系时，脑子里出现的形象往往只会增加他们的焦虑和罪恶感：他们兄弟家的保姆……上帝恩宠的显贵和他的豪宅前的遭人唾弃的乞丐……援助穷人的宗教义务等等。他们联想到了狄更斯的作品《圣诞曲》和维多利亚家长式道德的楷模、关照子民的好心的文斯拉斯国王。有谁会忘记狄更斯笔下的吝啬鬼斯库奇残酷剥削鲍勃·克拉奇特一家和他最终改过自新、将生命献给了泰尼·提姆的故事？作为善待穷人的楷模，文斯拉斯国王的慈善心肠战胜了大自然的残酷。他在风雪交加的夜晚为需要帮助的子民提供了丰盛的膳食，通过对穷人的恩赐证明了自己没有辜负上帝的恩宠。
令人欣慰的是，现代社会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等级分明。今天的富人并不是穷人的“主人”或者“高人一等”，今天的穷人也不是被人虐待的仆人或被剥削的雇工。但是，他们同社会的大多数人格格不入，而且他们并不劳动。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制度并不符合他们的情况。
跟维多利亚时代充满人情味和高尚道德的理念不同，现代理论都是不带个人感情因素的经济理论。它们认为有钱人作为一个阶级，应该为穷人阶级的悲惨境遇负责。就拿杰西·杰克逊大力鼓吹并用以反对里根政府思维的“经济暴力”理论来说，它就认为富人得到解放意味着穷人更加悲惨，因为有钱人获得减税会使国家能够流向穷人的财政收入减少，也就破坏了社会保障体系。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理论提出，80年代有钱人创造的世界经济只是回报了他们自己，却限制了穷人的机会。
序言摆脱贫困线
但是，铁的事实足以推翻杰克逊之流的理论——1980~1987年间，联邦福利支出上升了44％。80年代的经济繁荣不仅造就了富翁，而且还创造了令人吃惊的184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这些工作机会不仅包括技术工种，也包括非技术工种，为所有愿意规规矩矩劳动的穷人开辟了脱贫致富的道路。虽然80年代的经济发展的确增加了贫富差距——这一点我在本书第二章里还会强调，但是发展本身不能解释下层阶级的成因和为什么街头会充满无家可归者。既然有大量的不要求很高技能的工作机会，既然今天的劳动很容易使人们摆脱贫困线，既然机会的大门一直就向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敞开着，美国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的贫穷绝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人人都可以尝试通过合法而不是犯罪的途径去摆脱自己的困境，成功的机会是很大的。
〖3〗简介究竟是哪里出错了？〖4〗0〖1〗0〖2〗梦想与梦魇〖4〗这样一来，美国根深蒂固的贫穷问题就成了一个谜。如果工作机会确实存在——至少80年代是这样，为什么还会有大量的贫困人口继续贫穷呢？大城市里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意味深长的景象：乞丐打着“我需要帮助”的牌子在麦当劳门口乞讨。
对于为什么在充满机会的情况下最贫穷的人也不去工作这个谜，本书的答案是，他们贫穷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本书第二章到第五章将要讨论的许多案例都说明，穷人缺乏抓住机会的内在动力。他们向子女们传授一整套自暴自弃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加之缺乏智力与情感的培养，通常会导致下一代继续失败。他们往往三四代人都会犯同样的毛病：辍学、不工作、依赖福利、犯罪、吸毒等等。
但是，他们身处的下层阶级文化可不全是他们自己的杰作。一方面，下层阶级文化确实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但是它的特性首先是由整体文化造成的，其次应归咎于下层阶级独特的历史，最后才是内部的个人原因。换言之，下层阶级文化只不过是整体文化下的一种方言。
这才是富人与贫穷问题之间的关联。本书的中心论点是富人之所以与贫穷问题有关联，是因为他们在过去30年里用激进的方式重塑了美国文化——为了完成“文化革命”，他们把美国文化由里向外、上下颠倒地掉了一个个儿，而受害最深的就是穷人。
这一切却是事与愿违的。有钱人以相互联系的两大解放的名义在60年代开始了文化革命。在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的激励下，他们首先寻求的是为穷人和黑人带来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他们的指导理念是民主；他们的光荣目标是完成民主事业，通过把美国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和更具有包容性来实现民主的价值。这股民主的动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贫穷战役：增加福利、下令学校必须开校车、实施更多的公共住房、职业培训、戒毒、特殊教育等项目、开展对黑人的研究、出版了《另一个美国》和《根》、开设多文化课程、出台新版教科书、为黑人建设校舍、讲授敏感课程、确立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大学里开展政治整改运动等等，不一而足。
主流文化中关于民主社会的本质和穷人地位的理念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对穷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本书后面的章节还会陆续谈到这个问题。除了试图解放穷人、结束他们的边缘化之外，“文化革命”还追求另外一种更加特殊的解放。这种解放虽然只是间接地影响了穷人的命运，其后果却更为深远。
这就是有钱人为自己寻求的个人解放。50年代的时弊的确如同先锋派作家和喜剧演员所鞭笞的那样——压抑个性、循规蹈矩。有钱人渴望把自己从焦虑、沉闷和单调中解放出来。他们要求的是比当时颇有影响的小说（如《机构人》、《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孤独的人群》等）中的主人公们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
这种渴望最终找到了两个划时代的表现形式。
一是性解放运动。通过广告、电影、流行音乐、电视等的传播，性解放彻底改变了各个阶层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家庭生活，大幅增加了离婚率、非婚生子和单身母亲。
二是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反文化运动认为传统资产阶级文化是病态的、压抑的和破坏性的；资产阶级文化中无论是以原罪、婚姻为基础的性道德，还是认为应该为了将来的成功而牺牲眼前快乐的理念都是错误的，都是一种社会病症；清醒、礼貌都是充满奴性和伪善的陈词滥调；勤勉刻苦代表的是物质主义价值体系；家庭生活只不过是上演高压政治和罪恶的另一个舞台；这种文化在一个天生就不公正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里传了一代又一代；美国对越南发动的法西斯战争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政治秩序杀人成性等等。
与此相反，反文化运动认为“各人管各人、各做各的事”、“表现你自己、做你想做的”、“做呗”——所有这些才代表真正的、自由自在的、健康的和有意义的自我。这些语言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反文化运动最珍视的观点，即纯粹的自我是无罪的。这也是反文化运动宗师诺曼·布朗和赫伯特·马尔库塞所传播的带有心理分析性质的观点。
你如果认同上述观点，大可不必遵守工作、家庭、公民的种种纪律和束缚。抛弃它们其中的一项或者全部，塑造你自己的“另类生活方式”。这要比传统的生活更正确、更自我、更共产主义。踢开机械的理性，你就能将真理看得更清楚、更接近真正的自我，并到达一个变幻莫测的意念世界——管它是不是毒品造成的呢！
正如你不需要亲临单身酒吧就可以感受到性解放一样，你也不需要非参与公社生活才能体会反文化运动追求的个人解放。新闻界长篇累牍地宣传的与传统理念格格不入的观点在年轻人中迅速传播开来，很快就打得传统价值观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而那些继续认同传统价值观的人反倒成了所谓的新的问题人群。
序言典型例子
由于反文化运动是属于当时年轻人的运动，它的影响延续至今。就像第一批太空时代的人今天都已经步入了中年，60年代的年轻人也已到了呼风唤雨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硅谷精英都会选择隐居，为什么时至今日好莱坞和华尔街还会充斥着可卡因的原因。一位历史学家曾指出，一个人20岁时形成的信念会终身留在他的世界观里。
“文化革命”将个人解放和政治解放捆绑在一起造成了怪异的影响。它升华了纯粹的自我，使心疼自己看上去并不算自私，反倒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追求个人解放的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负责任。有时他们制定的社会政策也能反映出这一特点。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职业生涯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典型例子。用专栏作家乔·克莱茵的话说，肯尼迪参议员的个人生活方式跟他的社会政策一样无可挑剔——都是只有权利而没有责任。
“文化革命”在它的两大努力方向上都造成了破坏性的结局，部分原因在于混淆了自私与公益的界限。尽管开展了民权运动和反贫穷战役，穷人旧的困苦并未结束。相反，新文化秩序却在下层阶级和无家可归者中造成了一种难以解决的新的贫穷。它使人感到震惊和沮丧；它似乎应该属于破烂不堪、愚昧落后的过去，而不是现代化的美国；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更是一种社会病症。本书认为，贫穷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顽症，都是因为有钱人发明的新文化——包括他们再造的理念体系、道德规范和相关机制，他们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