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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痢保龇ㄍ�11名法官全部表决后，再由卫勃庭长专送盟军总部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处。卫勃庭长亲自唱票，另有两名工作人员负责记录和监票。11张票从信封中逐一抽出，卫勃庭长念道：“同意死刑的5票；反对的5票。”“5：5！”梅汝璈的心一下提到了喉咙口。人们都在等待着最关键的一票，此刻卫勃庭长亲手从信封中掏出最后一张纸片，只见他习惯地用右手扶了一下眼镜，神情严肃地念道：“同意死刑的6票！”表决结果最终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对于中国法官和检察官来说，这真可谓是一票险胜。在梅汝璈接受《申报》采访时，他告诉记者，最后表决前的一个星期里，他几乎睡不着觉，那是惊心动魄的关键时刻。他说，“要是对那些罪孽深重、残害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战犯们连死刑都判不了，我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江东父老！”
中国检察官倪征燠在回忆东京审判时也写道：“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殊死战，因为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把自身的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的成败。事后追忆，历历在目，既有辛酸苦楚，又稍感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我写到这里，已泪水盈眶，不能平静下来。”除了梅汝璈之外，其余5票是谁投的，由于所有法官宣过誓，而且没有文字记录，没有摄影与拍照，这就成了一个永久的秘密。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公理与正义得到了彰显！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好险…大法官没有跳海：风波再起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虽然进行了宣判，但并未立即执行。因为日本战犯辩护团又向盟军总部提出申请，要求重新审查对被告的判决。盟军总部接受了这一申请，召集战胜国对日理事会在东京的代表商讨意见。1948年11月24日，盟军总部宣布，驳回一切重审要求，命令美国第8军司令按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结果执行。
但是，意外又发生了，1948年11月29日，由美国陆军部派出为广田弘毅和土肥原贤二辩护的两个律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释放被告。
12月2日，又有5名被告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同样的上诉。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竟然以5票对4票通过决定，“同意受理”。这无疑是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管辖权乃至整个盟国地位的蔑视。梅汝璈、向哲浚和荷兰法官罗林，以及各盟国驻日代表团的部分官员纷纷表示，美国最高法院无权受理这个“上诉”，更无权审查东京法庭的判决；美国记者史东也撰文抨击美国最高法院不是美国自由的保护人，而是日本军阀的庇荫。
梅汝璈气愤地对美国记者说：“‘同意受理’的决定犯有极大错误。如果代表11国的国际法庭所做出的决定还要由一国的法庭重新审理，不管这一国法庭有多高，也不禁会使人担心任何其他国际行动都同样会受到一个国家的任意重审和改变，这势必开创国际间合作之危险前例。”
这个消息一经传出，世界舆论也为之大哗，谴责与反对的声音铺天盖地。对于尚未完全摆脱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思想束缚的一部分日本国民来说，美国最高法院的“同意受理”客观上刺激了他们对盟国的不满情绪，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中国舆论界本来就对这次东京审判时间如此之长、判罚如此之宽就极为不满，对于美国最高法院接受战犯的上诉更是愤怒至极。1948年12月8日《大公报》发表评论说：美国最高法院受理战犯们的上诉是对“远东各国抗战死难平民的侮辱”，日本战犯的暴行“铁案如山，天下皆曰可杀，死罪万难饶恕”；中国驻美国大使顾维均大使在给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电报中愤慨地说：“日本战犯上诉而美国最高法院受理，简直不可思议！”
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柏尔曼以美国政府的名义致函美国最高法院，要求他们不要干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他指出，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的任何干涉，不仅要损害国际司法工作，而且会破坏旨在达成合作的其他努力，尤其是联合国的工作。
美国最高法院迫于国际正义力量的压力，于12月16日决定延缓对日本战犯“上诉书”的审理。
1948年12月20目，经过数次辩论和投票表决，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l票否决了日本战犯的上诉申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遂告平息，东条英机等7名死刑犯却因此至少多活了半个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的行刑地点就确定在巢鸭监狱内。驻日盟军总部特地从美国请来三个有经验的木工设计师并制作了绞刑台。
从1948年12月22日晚上8点起，盟军在东京实施戒严。11点30分，7名被告在各自的执行绞刑的命令上签字。11点40分，从监狱通往刑场的近百米甬道两旁，每隔10步站着两个美国宪兵。主执行官和行刑宪兵、法医，由典狱长率队进入刑场。按照抽签先后次序，第一个上绞刑台的是土肥原贤二，第二个上绞刑台的是东条英机，第三个上绞刑台的是松井石根，第四个是武藤章。第二批上绞刑台的是坂垣征四郎、广田弘毅和木村兵太郎。
36分钟以后，最后一个战犯木村兵太郎死去。
只要了1分钟，战犯被处决的消息就通过电波传遍了世界。
为防止东条等人的墓地成为日后军国主义者的朝圣地，几个小时以后，12月23日黎明时分，一架美军飞机秘密起飞，将七名战犯的骨灰撒入太平洋的狂风巨浪之中，任其“随风飘逝”。
次日，就是西方国家的圣诞夜。7天后，世界迎来了1949年新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空前灾难，战争结束后，对罪大恶极的战犯进行审判是天经地义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代表所有受害者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讨伐，不仅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更是国际正义对侵略罪行的审判。梅汝璈代表中国人民参与的东京军事法庭审判，不仅为中国人民赢得了正义，而且它和此前的纽伦堡审判一道，确立了国际法上对侵犯和平罪、反人道罪的司法准则，对国际法的发展和维护国际正常秩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东京审判结束后，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中方成员面临着新的人生抉择。
1949年12月1日，梅汝璈由香港一路辗转北上，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1950年，梅汝璈担任新中国的外交顾问。1973年，梅汝璈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向哲浚，1949年春回国。拒绝国民政府给他的最高法院检察长的任命，回到上海，就职于上海财经学院，1978年去世。
倪征燠，1956年奉周恩来之命，前往北京，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1985年，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2003年9月病逝。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遗憾：放虎归山
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已经证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严肃公正的，它向世界表达了这样的信念：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阴谋侵略是最大的犯罪，这是必定要受到惩罚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与不足。
◆ 放虎归山
由于战后国际形势和美国远东政策的变化，东京审判只对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理和判决，对已经逮捕的其他90名重要战争嫌疑犯陆续予以释放，致使这些在策划、发动侵略战争中担负主要或重要责任的战争嫌疑犯没有受到应有惩罚，继续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发挥重要影响。
对此，梅汝璈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名列日本“甲级战犯”者共有约７０名，均经逮捕羁押，准备交远东国际法庭审判。当时盟军总部的国际检察处（远东国际法庭的起诉机关）以案情过分庞大复杂，而一案审讯的被告亦不宜太多（那时欧洲纽伦堡国际法庭审讯的纳粹德国首要战犯仅２２名），于是遂决定分为两批或三批向法庭起诉，由法庭作为两案或三案审理。第一案的２８名被告都是２０年来在日本政治、军事和外交上负首要责任的元凶巨魁。至于其余的那些金融实业界巨头、大财阀、大军火商（如岸信介、欠原房之助、鲇川义介等），以及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地位虽稍低但恶名昭著的那些战犯（如西尾寿造、安藤纪三郎、儿玉誉大夫、青本一男、谷正之、天羽英二等），则拟留在将来第二案或第三案中起诉受审。但是，由于第一案的审理进程旷日持久，在对第一案25名战犯的判决执行后，再也没有提起第二案、第三案的问题了。同时，麦克阿瑟便以盟军最高统帅的身份指示国际检察处（一个完全由美国人操纵的机关）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而把这余下的约40名甲级战犯分两次擅自释放了。第一批是在1947年秋天释放的，共有23名（臭名远扬的上一届日本首相岸信介，以及曾经两度来华访问过的久原房子助，都是这一批释放的）。第二批是在1948年年底释放的，共19名（参加日本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访问过中国的须磨弥吉郎是这一批释放的）。日本所有的“甲级战犯”已经全部被麦克阿瑟释放得一干二净，远东国际法庭既已无事可做，只能无形中归于消散。那时各法官也都归心似箭，纷纷离日返国（在11位同仁中，我系惟一的例外；由于某些政治原因，我一直在日本逗留到１９４９年６月上旬）。奇怪的是：在远东委员会的决议或盟军总部的文告中，始终找不到任何明文规定法庭解散的日期或其结束的程序。
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