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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辛亥革命史上的业绩，不过如此，如果他于杭州举事阵亡，历史名声不会高过王金发。
辛亥革命之后，他为大哥陈其美暗杀了革命元勋陶成章；一九一四年孙中山讨袁，他在上海奉陈命办事；同年七月赴东北，也是奉陈之命。直到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陈其美被刺身亡，蒋一直是陈其美的人，与孙中山的关系是间接的。
陈其美之死当然使蒋介石悲痛万分，他以义弟的名义写了一篇情见乎辞的《祭陈英士文》，劈头就是：“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后来他更爱屋及乌，发迹之后，重用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以至于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陈其美死后，蒋与孙逐渐建立起比较直接的关系。但是后来国民党官方又“事后聪明”，总想渲染孙蒋关系，提早孙蒋初识的时间，如黎东方在《蒋公介石序传》中说：
蒋公在光绪三十四年加入同盟会，到了宣统二年六月中旬才有机会与国父在日本见面。原因是，国父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七日，便已经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到了宣统二年六月才能够再来。在光绪三十四年介绍蒋公加入同盟会的是先烈陈其美。在宣统二年六月间介绍他谒见国父的，也是先烈陈其美。国父看到蒋公，十分欣慰；当时在同盟会同志之中，军事专门人才极少。国父和蒋公谈了很久，谈到具体的革命方略与军事计划。其后，陈先烈告诉国父说，蒋公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学者，而且言语踏实，见解透辟，一定能成为“革命实行家”。是同盟会“真正需要的人物”。（页二十七）
黎东方的“国父”，就是孙中山。孙于一九O七年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那是光绪三十三年，不是三十二年。至于宣统二年（一九一O）六月，蒋经陈介绍，与孙在东京初识，以及孙慧眼识蒋等等，都是照录国民党官方的说法，目的为使两雄愈早相见愈好，以便建立革命法统相继。黎东方的说法还算含蓄的，贝华主编的《蒋介石全集》中的《蒋介石先生传略》中，竟谓陈在孙面前，盛称蒋，以至于孙在东京，“欣然欲往晤”，最后总算陈其美说他是晚辈，还是请他去看孙中山，于是蒋介石“衣士官学校制服”（按蒋介石并没进过士官学校，详见李敖在《千秋评论》第四十九期所写的《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一文），“意态雄越，垂手立于总理前”，孙中山“瞪目注视者良久”，乃大喜赞叹，“相与畅论时政，夜深不忍别”。后来任何计划，都要先问蒋介石云云。董显光的英文本《蒋介石传》，更说“两雄相见”场面，恨无艺术家在场传真，而孙居然说出蒋介石是“我们革命的英雄”（the hero of our revolution）（页十三）之言。邓文仪的《蒋主席》一书，更加锦上添花，于“两雄”东京相见一幕，花样又翻新，借孙中山之口，说出“这个士官学生，将来一定是党里了不得的人才”，不知蒋介石根本没有进过日本士官学校。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大哥陈其美 2
其实蒋介石绝对不可能于一九一O年或一九O九年见到孙中山。关于一九O九年说法（就是吴敬恒、陈布雷两人的说法），其实不攻自破，因为一九O九年全年，照《国父年谱》（增订本），孙中山根本没到过日本，既然没到过日本，则蒋介石在日本见了孙中山之说，自然无法成立！至于一九一O年说法，照《国父年谱》（增订本），这一年孙中山在六月十日虽到过日本，但是同月二十五日就被日本人花钱送走，去了新加坡，来去匆匆，十五天中，“行动尤为缜密，即同盟会员亦少晤见”，只见了黄兴、赵声、宋教仁、谭人风。根本无从见陈其美，更遑论陈其美介绍来的无名之辈矣！照徐咏平《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一九一O年全年，陈其美并不在日本。陈其美既不在日本，则陈带蒋见孙之事，也就根本不能成立矣！
再从蒋介石自己的说法中，可见严重矛盾与破绽。蒋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峨嵋军训团升旗典礼讲《革命军的基本要素》，说“十八岁追随总理”，但是在《三十九年（一九五O）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则说“追随国父”，始于“幼年”。既云“幼年”，则再宽限的说，恐怕也在十岁以下。十岁以下年纪，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自然与史实不合。另一方面，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他在《遗嘱》里又说：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
“束发”是古人男孩成童，将头发束成一髻；用以象征成童。这一叙述，或可相当于一九五O年“幼年追随国父”的说法。但是“幼年”也好、“束发”也罢，无奈都与史实不合。即使是“十八岁追随总理”的说法，也是完全失实无据的。因为照任何一种蒋介石年表，他十八岁那年是一九O四年，那年他仍在家乡风麓学堂念旧书，距离所谓“两雄相见”的一九O九年或一九一O年，还隔五六年之久。既然如此，又从何“追随国父，参加革命”呢？
蒋介石初见孙中山的正确日期，无意间自己提供了线索，他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二周年纪念告全国青年书》中，明明说他见孙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国前二年（一九一O），而是在民国后二年（一九一三），乃“余二十七岁，即民国二年讨袁之役初起之时期”！另外于一九六三年，又一次无意间透露他见孙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国前二年（一九一O），而是在民国后二年（一九一三），乃“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旅美学者陆培勇也认为“二人之初见，该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底到六月中，当孙先生在上海的时候”。（氏撰《蒋介石先生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载《蒋中正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页八十五）足见官方钦定传记中的“两雄相见”，虽然一篇篇写得神龙活现，却篇篇都是神话。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枪杀陶同志 1
中华民国成立不过两周，发生了一件惊人之举，蒋介石暗杀了革命元勋、光复会首领、革命老同志陶成章。
那是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深夜二时，蒋介石由光复会叛徒王竹卿陪同，潜入上海广慈医院内陶成章住的病房，将陶枪杀身亡。
这件谋杀案，有心人当然要为蒋介石讳，蒋死后出版的《总统蒋公哀思录》中有一篇《总统蒋公年表初稿》，于一九一二年条下仍记道：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公元一九一二年）公二十六岁
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旋举袁世凯自代。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之。遂辞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习德文。
所谓“公怒之”，显然讳了杀字。吴敬恒于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大本线装，并不讳言“公怒杀之”。再对照之下，原来一九六四本乃一九七五本的底本，仅仅是把“杀”字讳掉了。原来“总统蒋公”并非为了一生气就辞了职、去了日本的，而是因为一生气就暗杀了人，才辞了职、去了日本的。其实，毛思诚编写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早已不讳言杀陶。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先于一九O八年条下，谓徐“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又谓陶于徐死后，“诋毁先烈”，再谓“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诋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更谓陶诋毁孙中山，“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掀起党内风潮……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云云，先为杀陶下伏笔，然后转入“正题”，谓辛亥革命后，“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于是“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更为杀陶找莫须有的借口。如果说“除陶”一语还有点含糊，不够明确，则蒋介石的学生，并且做了八年侍从秘书的邓文仪，在所写《蒋主席》一书，第八章标题赫然就是“枪杀陶成章”五个大字。邓文仪来头颇大，他曾是蒋的政工头子和特工头子，而《蒋主席》一书还由蒋氏师保吴敬恒谨题，潘公展背书“主编者”，无疑是蒋介石一方面最肯定的自白。
蒋介石亲手杀了陶成章，已是无可怀疑的史实。但蒋介石并不是主谋，只不过是主谋人的杀手。诬陶成章欲置陈英士于死地，显然是为陈杀陶找理由，蒋于自述事略中也无意中透露，“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为陈代罪，已呼之欲出。……陶陈之间固然自辛亥七月以来，已有冲突，如陶拒绝陈的“协饷”要求、陶不满陈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风，以及陶在沪练兵等等，但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