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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比苏南、珠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更具有典型意义。”（1986年4月21日《世界经济导报》）一位德高望重的耄耋老人，能有此种敏锐的眼光，超前的意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正由于费老对温州的贡献，我们温州国贸大酒店的店名便是辗转相托，请费老先生题写的。一方面表达对费老为温州鼓与呼的敬佩之意，另一面是借费老的大名以壮国贸的声威。费老生得魁梧壮硕，却又具有儒雅学者的风度，他的字颇具气势，却又含而不露，也可谓字如其人。遗憾的是在本书即将出版之时，费老却已仙逝，令人叹息。
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又有这么多的名人与媒体的关注，国人的认识也起了很大的变化。1989年10月，国务院研究室的两位专家在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干部陪同下，在温州作了为期八天的调查，写出了《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虽然温州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比较特殊，个体、私营和市场调节的成分占的比重确实大了一点，需要积极引导和调整，但如果据此就认为‘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那也是不成立的。因为：第一，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和需要所决定的，是我们必须长期实行的方针政策；第二，我国现阶段的个体、私营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个体、私营经济；第三，温州的这种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是当地实际情况的产物。温州也希望国家能多投资办一些国营企业，希望国家多给一些计划物资、资金、能源、商品等，但国家拿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利用民间的人才、资金、技术来发展本地经济，更好地通过市场调节部分去获得必须的原材料、能源、资金、技术和商品。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对温州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巨大的作用；第四，十年来温州的国营和集体经济就相对比重变小了，但本身并没有萎缩，其发展速度与全国是同步的。”
这个报告透出了这么几个信息：一是温州不是资本主义，这对温州的压力大大地减轻，毕竟是权威部门的定论。当时有种说法，叫做“深圳打雷，温州下雨”，同样的事，同性质的社会现象或经济运行方式，如果有领导认为不妥，在深圳是吼叫几声就过去了，不会作处理，那毕竟是特区。而在温州便会下大雨，浇得人灰头土脸，一身污水。有了这个报告，温州不再“下雨”了。
二是承认确实因为国家的政策问题，不对温州进行投资，温州人只能这么做，总要给出路嘛；三是也注意到了国营和集体经济的比重问题，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予以调整。在1989年，持有这样的观点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它对日后“温州模式”的宣传及推广，起了很大的作用。
包产到户：吃第一只螃蟹的温州人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好喜欢的是刚刚分了田，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农民们唱着这首歌，起早摸黑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着，一边计算着今年收成大约有多少。缴了田粮留足口粮之后能有多少剩余，几年之中可以将棚屋变成瓦房，或将旧屋翻新。
虽说是“七山两水一分田”，当时的人口比之现在要少，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又高，不存在吃不饱饭的问题，可惜的是这般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时间太短了。先是互助组，接着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了1955年至1956年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入高潮，城市的工厂企业全部公私合营，农村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又失去了自主权，敲钟下田，吹哨收工，干好干坏一个样，你的劳动力评定是十分值，干一天就是记十分，但这十分或八分还没有实物或金钱的价值，价值是全年下来后经结算才知道，可能一个工分值五分钱，也可能一分钱都不到。再加上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低了，开始吃不饱饭。这会造成恶性循环，工分值越来越低，积极性也越来越低。他们中一些头脑活络的人看到前景不妙，便提出了要求“包产到户”。田还是合作社的，但分给各家各户种，定下一年纳多少田粮，缴多少粮食给合作社，余下的就归各家各户所有。也就是说，“包产到户”这个概念是温州人首创的。
有了要求不被批准实施，徒唤奈何。于是李云河站出来了。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他经调查研究，带头支持农民的要求，并派干部到三溪区燎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那是1956年5月份，农业生产耕作是以季来见效果的，当年秋收，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合作社便取得了比别的社好得多的收成。李云河便向全县推广，到第二年，就有二百多个高级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全温州地区则有一千多个高级社实行包产到户，计有社员17。8万户，约占入社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
1956年11月16日，李云河发表了调查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并上报温州地委、浙江省委、华东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部。1957年1月27日，《浙江日报》全文刊登了该报告。大约李云河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解决矛盾的好办法，可以大大地提高生产力，浙江省委也认为是个好办法。
但到了当年的10月3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巩固合作化事业，抛弃资本主义道路》的批判“包产到户”文章，《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都予全文刊登，这其中四次点名批判李云河。其后，永嘉一批干部被打成“右派”，李云河首当其冲，是“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工厂劳动。
我认识李云河已经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省作家协会在杭州南空疗养院开笔会，一位温州作家陈康谨在撰写有关李云河的报告文学，邀请李云河先生到会。二十几年的艰苦生活，虽说使得李云河白发苍苍，却未有挫光他的锐气，谈起农村问题滔滔不绝。二十几年中他仍旧思考这些问题，真是“为伊消得人憔悴”。
有意思的是，批判归批判，温州地区的一些偏远农村或大山里头，仍然在悄悄地实行着包产到户，大跃进时期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更多的地方在实行着。到1975年、1976年，温州的永嘉县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竟占77％，有三分之一的山场也包产到户。这就是大胆的温州人，不怕死的温州人！
当然，这也是因为温州的闭塞地理环境所成的条件，天高皇帝远，你自己不说，谁会跑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找事。但“包产到户”毕竟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即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还明确规定：“不准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毕竟在温州有这么多的生产队在实行，涉及到这么多的农户，要想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在1976年冬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温州的永嘉县被列为浙江省“分田单干，集体经济破坏最严重”的县。
第一部分 瓯兜的瓯地与瓯民：温州地理的人文解读“温州模式”的前宏期
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指出：“包产到户”是安徽人首创的，特别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怎么会变成温州的永嘉县呢？确实，报纸上都是这么说的，但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是1978年才实行的，温州农村比之早了好多年。问题是温州人记取了李云河的教训，只做不说罢了。再说安徽省的农村改革，有万里同志的支持，1978年时机也已经成熟，便一炮打响了。其实，对于温州人来说，首创权并不重要，解决吃饭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温州人从来没有争过首创权，也不会搞个什么假样样来请中央领导参观，温州的干部与老百姓一样务实。
“包产到户”虽然解决了部分劳动力的问题，但解决不了所有温州人的吃饭问题，田地实在太少了，你包产到户，我便无产可包。即便包了产的户，那几亩田有一个劳动力伺弄也就足够了。三兄四弟怎么办？除了部分外出做小生意之外，大都留在家中搞家庭工业。这时，瓯地瓯民上千年形成的特点便显现出来了：他们不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而是一村一乡一个产业百户千人抱成一团，那个壮观的场面实在让人吃惊！举个例子，苍南宜山的老百姓一向有农闲时织土布的习惯，一方面解决自己一家人的穿衣问题，织得多了也可拿到集市上换点零钱花。那种布一般是花格子的，苍南那时未从平阳县中分出，这种土布在温州俗称“平阳布”。“平阳布”用的大都是再生纱，从回收的旧布破衣中再土纺土织的，是穷苦人家织来供穷苦人穿的。许多人自己去买这种价格低廉的土布穿，将发来的布票拿到市区去卖掉。这部分土布是对匮乏的市场的补充，有市场，产业就可以做大。
分工是自发的，你收购旧布破衣，我开花纺纱，第三家成绞染色，第四家穿梭织布，第五家集布承运，最后一家是外出兜售——整一个托拉斯！从1965年开始，到1978年止，我在纺织行业搞技术，经常被宜山请去帮忙，多次去宜山，那场面真是壮观。一进宜山地，便听到了震耳的机器声，开花的、纺纱的、染色的、织布的，每家每户都有机器，大户人家摆放着多台织机，小户人家也有一台织机的。我曾帮忙过的一家丝织商标工场是宜山的纺织大户，有十几台提花织机。“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家家的女孩子都坐在织机前……
用个数字说明宜山纺织“平阳布”的盛况吧，从1958年到1970年，宜山供销社经营农户土布的销售额每年都在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要知道当时的土布只有几分钱一尺的，好的也仅卖一二角钱一尺而已，这上千万元得多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