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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传 作者:林语堂-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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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给旧事物一个新名称,此旧事物便不复存,所以“征兵制已废”。

  在集中登记管理人民之外,还有一种农民田地强迫登记,作为征收新税的依据,以及另一种将政府的马匹寄养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税法及保马法。像所有集体制度一样,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为照顾人民的焦虑之下,这个新政权必须确知人民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也像其它集体制度一样,这个新政权也认为缺少了特务人员是不能统治的。  因而其特务制度在神宗熙宁五年(一0 七二)成立,幸而苏东坡已经离开京都了。这个新政权若不把御史台(相当于现代的报章杂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满,这个新政权也是无法发挥效能的。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

  显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历史家和批评家共同认为他一个不可饶恕的行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会的冒险改革,而是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一事。他也像王莽那样窜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写他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以一个学者而论,王安石还算不错,但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为,既是官权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中国科举考试,一般都是以经书的一段为题,而应考者的发挥题意也要依据经书。这个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说国内的考生必须在每个题义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说的话,自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学,一直到“鹌”、“果”、“雉”等字的语源。苏东坡离开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试时监考,曾写过一首诗,表示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的厌恶感。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也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往往带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创见多,而学术根基浅。但是他却相信,在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时,他之认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经新义》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而且也一本无存了。可是在他当权之时,则是科举考生人人所必读的经典;考生的意见如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为人所厌恨者,是此《三经新义》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的;此书之正式开始编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一O 七三)三月,由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后两年出版。这本急就章,就定为儒家思想的标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为应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现。考生人人知道,他们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这个修正本的应声虫与否而定。

  这里不讨论王安石学问如何,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因为苏东坡的学问胜过他实在太多。不过现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学之荒唐可笑,简直跟外行人一样。在他的《三经新义》之外,在当代学人之中,大家最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讨论字源学的怪风气。他的字源学,只是字的结构与来源的研究,不是用比较方法,而是凭个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的贡献,至老年时犹苦研不辍,成书二十五卷。西方的学者会了解,一旦学者任凭想象力纵情驰骋而不予以科学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汉人的说经与清儒的朴学方法,那他写二十五卷字源学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则这部《幻想字源学》一天可写十部。像王安石这样研究一个字构成的各种理由,为什么一个字由某些偏旁组织起来就表示某种意义,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说有五十条左右流传下来,都是供茶余酒后的笑谈。苏东坡和王安石之间的许多笑话,都是以此等语源学为关键的。

  苏东坡喜用“反证论法”。中文里有一个“鸠”字,是“九”“鸟”合成。显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语音学的道理,只想从意义上找点趣谈。一天,苏东坡和他闲谈时,忽然问王安石:“可是,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语塞。苏东坡说:“我能告诉你为什么。诗经上有:

  ‘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是九个吗?”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这个“波”字触动了王安石丰富的想象,他说“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苏东坡遇见他,向他戏德道:“‘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违反中国字构成的基本原则。有时他割裂字根为二,再另与一个部首相接,像“富”字一例,真会使语言学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国后代的学者,在西方集体主义的观点上看,打算为王安石洗刷历史上的污点,说他的观念基本上符合现代的社会主义,打算这样恢复他的名誉。在为王安石辩护的学者之中,中国现代一个伟大的学者梁启超,便是其一。主张王安石的社会主义观念为是为非,自无不可,但是他那社会主义的政权必须凭其政绩去判断才是。事实是,王安石使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农人在无力付强迫的青苗贷款和利息之下,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县镇监狱有人满之患,每一县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法厅也讼案充斥。朝廷这样失政之下,即使没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会灭亡的。在神宗熙宁七年(一0 七四),一道圣旨说商业停顿,百姓失业;过了两年,另一道圣旨停止了青苗贷款,其中说很多百姓因无力归还贷款而遭监禁鞭答。在哲宗元佑五年(一0九0),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后,苏东坡在设法挽救乡间的经济破产,请求政府归还没收的财产,宽免贫民的欠债,他的奏折中说:

  ……藉纳拘收产业,除已有人承买交业外,并特给还未足者,许贴纳收赎,仍不限年,四方闻之,莫不鼓舞歌咏……以谓“某等自失业以来,父母妻子离散,转在沟壑,久无所归”。臣即看详元初立法,本为兴置市易以来,凡异时民间生财自养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无他业,不免与官中首尾胶固,以至供通物产,召保立限,增价出息,赊贷转变,以苟趋目前之急。及至限满,不能填偿,又理一重息罚。岁月益久,遗欠愈多。科决监铜,以逮妻季。

  在实行新法的前几年,王安石还能把惨况巧为掩饰,使神宗不明真相,坚称他的土地政策颇获农民支持,将一个极权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种巧立名目,令人觉得犹如今日一样。那时,也和现在一样,人民对一个政权是否爱戴,只有在那个政权失势之后才能知道。皇帝诚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访。但是太监和那些诡诈的调查官吏,知道皇帝赞成变法,于是总是向皇帝报告百姓喜爱新政,说税吏一到,人民欢呼,若照预先布置好的欢迎会的情况说,这话当然不错。王安石在当政数年之后,可怕的情况终于在皇帝驾前泄露出来,是经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廷门吏的几幅画,皇帝才知道的。

  那个皇宫的门吏名叫郑侠,他看见成群的农民从东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上。他知道绘画比文章力量更大,他心想画几幅灾民图呈献给皇上。一幅难民图上画的是农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着饥饿,在狂风暴雨使人无法睁眼之下,在阳关大道上挣扎跋涉。另一幅画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树皮,还有别人带着铁链,扛着瓦砖薪柴去卖了缴税。皇帝一见,掉下泪来。这次出奇的献图(容后再叙),继之以惊人的警星出现,中岳嵩山崩陷,神宗才废止了多项王安石的新法。

  第八章  拗相公

  一场政治风暴现在刮起来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会把宋室焚毁。这场风暴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人称之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争。王安石的反对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贤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气氛中拔耀培养、留做领导国政的一代人才。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争的性质,因为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

  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预示中国小说的来临,是一个短篇小说,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说集,新近才发现,这足以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学之中,他便以其外号为人所知了。那场政争的悲剧之发生,就由于一个人个性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朋友对王安石的反对,只增强了他贯彻他那政策的决心。有人告诉我们,说个性坚强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是却需要予以精确的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性是用去做什么事。王安石很可能还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一个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做那种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时,他在文学界是以“三不足”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是苏东坡赠与他的标志。

  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敌人方面。他能言善道,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到底。这就暗示他要压制一般的反对意见,尤其是谏官的话,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批评朝廷的政策和行动,并充当舆论与朝廷之间的桥梁。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好政府必然是“广开言路”,而坏政府则不然。所以开始论到新政之后,自然争论迅即涌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批评与异议的自由。这次交战,宰相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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