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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文汇报》宣布夺权。
1月5日，《解放日报》宣布夺权。
张春桥、姚文元把他们的“行宫”设在了上海市委兴国路招待所，在那里忙不迭地接见《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代表。
1月5日，《文汇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的传单。在这样一张大报上刊登造反派组织的传单，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传单末尾签名的造反派组织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陈丕显回忆录》修改手迹这张传单是1月1日凌晨在市委东湖招待所开会讨论时，由我提议并提出主要观点。在当时情况下，只好由造反派起草。成文后，尽管文中的有些观点我不赞成，但“抓革命，促生产”毕竟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出于稳定和维持大局的考虑，我还是决定签字，同意发表，并印刷传单20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
《文汇报》造反组织“星火燎原”得到这份传单决定转载，为此他们请示了正在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姚文元冷冷地说：
“我和春桥同志刚回来，事情很多，许多情况不了解，无法表态。登不登，你们自己决定吧！”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8）
姚文元、张春桥没有料到，正是这个时候，这份在他们那里遭到冷遇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在北京引起强烈反响。
当时，全国的工业形势由于“文化大革命”受到严重影响，工人纷纷仿效红卫兵，戴上红袖章，成立战斗队，成立跨行业的造反组织，走出厂门，走上社会闹革命去了。不少工厂停工停产，经济急剧衰退，这不能不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焦虑。主席那时每天要读《文汇报》和新出的《上海工作简报》，这正表明他对上海这座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格外关注。
1月8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上海问题的重要讲话：“《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五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社我说封掉好，但报纸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两个报社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的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宣传部可以不要，以前那些人在那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我（“你”指陈伯达）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1967年1月9日的《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上海《文汇报》1月5日刊载的由我主持与签发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被毛主席肯定是“少有的好文章”，我心中自然高兴，同时，也对其中一些提法不理解甚至不满意。
主席的这个讲话被红卫兵迅速地印成了传单，我也很快就看到了。我主持并签发的《急告全市人民书》被主席肯定为是“少有的好文章”，心中自然高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同时，我对其中一些提法也不理解甚至不满意，比如把《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组说成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我心里就暗自掂量过，造反派们算是什么阶级呢？被夺了权的《解放日报》编委、《文汇报》编委，又算是什么阶级的人呢？“保守派不抓生产”，这个“保守派”又是指谁呢？除了我和曹荻秋，这个账还能算到谁的头上去呢？死了的“张屠夫”，又是指谁呢？尽管如此，我还是从正面积极地去理解，认为主席讲这番话的关键点在于“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全国的形势我虽然不太清楚，但上海的情况我是了解的，半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把生产形势搞得一团糟，工人们成立跨行业造反组织，到处造反，机器停转，工厂关门，工业产值急剧下降。两派群众组织的尖锐对立随时可能导致矛盾激化，造成停水、停电、停交通的“三停”严重局面，到那时可就一切晚矣！上海是国内第一大工业城市，上海不能乱，上海不能垮。这决不仅仅是我个人担心的问题，一定也是令中央、令主席担忧的问题。这样一想，便觉得主席的讲话英明、及时，个人即使受再大委屈也可以不去计较。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9）
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急告全市人民书》，标题略加修改，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接着，全国各省市大小报纸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加上毛主席的指示，便一下在全国轰动了。
这是张春桥一伙阴谋家始料未及的。一篇本来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由随时可能被他们打倒的陈丕显提出主要观点并签字同意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居然被主席如此看重，并被全国报纸争相转载了！这一口气吞得太不顺心！张春桥、姚文元觉得自己失算了。
不仅如此，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失算还在后头。这就是《紧急通告》的产生。
《紧急通告》是针对上海市愈刮愈烈的经济主义歪风而产生的。
经济主义歪风是从“签字风”开始的，而签字风则始于张春桥。
自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后，造反派们发现了签字的甜头。许多过去要经过处、局、部层层审批的请示、报告，现在抓住一个“头头”签一个字，就解决问题了。那一阵批斗会开得既多又凶，批斗会的目的往往就是要头头签字，不签就斗，狠斗，一直斗到你签字为止。而且，造反派们越来越发现，不但表面看来冠冕堂皇的要求能通过签字得到解决，许多不正当的、掺杂个人私欲的、过去不敢提到桌面上的要求，只要能得到一个签字也能解决。这大大地刺激了一些人的私欲，各种要求、条条雪片一样往我和曹荻秋身上飞。其中有要汽车的，有要军大衣的，有要房子的，有要买红布做袖章的……
一时间，也不知怎么冒出那么多组织，有个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弄出个“八项要求”要我签字。我不签，就斗我。
现在上海市委文革档案里，还可以查到这样的条子：刻一个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共红布十匹，立即供应。
要求者代表蒋××这个“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名叫戴立清，是从兰州倒流回上海的，摆过小摊，做过投机倒把生意。“文革”时在上海标准件材料厂当临时运输工，领了一群临时工、合同工起来“造反”。
戴立清造反闹什么呢？闹长工资，闹待遇，闹转正。临时工、合同工转正是有政策的，这不同于批条买几丈红布、几桶墨汁，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制度的重大政策问题，市委决不会让步，因此他们在上海当然闹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戴司令一声令下，他们闹到北京去了。
令人感到意外又啼笑皆非的是，1966年12月26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居然接见了戴立清。很显然，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完全是“借题发挥”，有着险恶用心的。江青真不愧是个“演员”，“感情丰富”，在接见会上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她听了戴立清等人对上海市委“老爷们”的控诉，还当场流下了眼泪。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0）
江青当着戴立清等造反派的面，当即宣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负责人进殿，劈头一顿训斥：“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服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么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是像包身工！”
康生说：“制定合同工制度的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
江青又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这伙人根本不懂和无视国家政策法规，你一句，我一句，信口雌黄间，就把实行多年行之有效的政策变了个样。戴立清一伙自恃拿到尚方宝剑，回到上海，更加起劲地闹转正，闹补发工资，增加工资。
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上海各家银行纷纷告急：仅从1967年元旦到元月4日，4天时间里货币流失量就达千万元！接到这些告急，我和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心急如焚，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怎么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