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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和张茜早在等候了。张茜当着我们的面埋怨陈老总说：“真是的，请人来吃饭也不好好准备准备。”大家忙说：“要什么准备？吃是次要的，说说心里话才是要紧的。”菜是四川菜，老总的家乡菜，又红又辣，还有酒喝。
大家边发牢骚边干杯。
性格豪爽的陈毅，一开口就埋怨说：“现在有些大字报怎么好这么搞呢？连朱老总都骂上了，说朱总司令是大军阀！从红军的一套到解放军的一套，还是朱老总南昌起义时传下来的呢，说朱老总是大军阀，说得通吗？”“过去我们和北洋军阀斗争，现在我们倒成了军阀、修正主义、反动路线了。”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陈毅关心地问起我的病：“阿丕，你怎么搞的，怎么得了这个病？”
我把得病的经过和治疗情况大概讲了一遍。陈老总说：“你的命很大啊，得了这个病还那么健康！”
我告诉他说，多亏发现早，治疗及时得法。发现我得了这个病之后，总理派了北京肿瘤医院的吴桓兴院长长住上海，亲自为我诊断治疗，镭放射科又专门开“小灶”为我治疗。像吴院长这样的专家，真正是病人的福星！可是前两天我去看他，他因为是华侨，被红卫兵抄了家，连病人都不准他看了。这事令我感慨万端。
陈老总说：“阿丕，既然有病，你就好好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暴风骤雨在陈老总家的“最后一顿晚餐” （2）
我把叶群打电话，江青叫我站出来的情况讲给陈老总听，我说：“回去以后，病恐怕也养不成了。”谁都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回去之后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管它呢！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天我们喝酒！”陈老总不愿意把我们这次好不容易的好友聚会弄成离愁别恨的场面，于是他和我们不断碰杯，并不断劝酒说：“喝，大家喝呀！说不定是最后一次啦！”大概是“最后”这两个字犯了忌，张茜把脸一沉说：“你怎么瞎说！”
张茜拉拉陈毅的袖子，示意他说话注意。
陈毅甩开张茜的手，索性站起：“各位不要垂头丧气。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困难。困难谁没见过？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不困难吗？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
大家屏气聆听，生怕漏了一个字，就像当年听他下战斗命令一样。
陈毅凝视着手中的酒杯，仿佛是在斟酌字句。片刻，他猛抬起头：“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亲生父亲还亲。怎么样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
“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么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说到最后一句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一字一顿，斩钉截铁！
众人像陡闻一声炸雷，受到强烈的震动！
“我这个人从来就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陈毅大手一挥，似乎一切善恶都在他的眼前报应了。
没想到陈老总的话竟一语成谶。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切都被陈老总不幸而言中。那次酒会确确实实成为我们和老总之间最后的一次聚会。分手之后，我们每个人便立即被卷入“文化革命”风暴的漩涡之中，沉沉浮浮，生生死死。当我从八年铁窗囚禁之中被放出，重新分配工作来到北京时，陈老总已逝世多年了！
我和陈老总一生中有几次大的分手：一次在中央苏区突围时，我去粤北，他留赣南；一次是在江苏新四军根据地，我留苏北，他过长江；一次是在解放后的上海，他上任京都，我留任沪上。我们每一次分手，都期待着新的聚会，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永诀。每念及此，我总难免潸然泪下。
陈老总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每当我想起这位为人民建立不朽功勋的开国元勋、我敬爱的师长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悲惨情景，我就心如刀绞，悲愤不已！为此我曾在报刊上写过很多篇怀念他的文章。
暴风骤雨安亭事件与王洪文其人
1966年年底，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安亭事件”成了全面炮打上海市委，导致后来轰动全国的所谓“一月革命”的导火索。
安亭，是京沪线上上海以北嘉定县境内的一个小站。几十年来我多少次乘着列车从它身边经过，却几乎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谁能想到它会在1966年年底的一天，突然成了一个政治舞台，居然在一夜之间闻名全国了？
有一个人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幕。
这个人就是王洪文。
讲到“安亭事件”，不能不先讲讲王洪文。
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干部，党员，当过兵，打过仗，用那时的说法就是“根红苗正”。这个人有很强烈的政治野心，“文化大革命”成了他个人野心膨胀的最好温床，而“根红苗正”又恰恰成为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有利条件。
1966年11月9日，在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策划和导演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了，这就是后来臭名远扬的“工总司”。
工总司的头头们是经过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串连、煽动而聚集起来的。他们中有上棉十七厂的王洪文，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上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这伙人于11月6日在愚园路“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召开了一个“上海工学串连交流经验会”，在北京来的红卫兵的煽动下，控诉上海市委“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上海市委有严重问题，陈丕显、曹荻秋要罢官”。王洪文发言说：“我在四清运动中贴过一张大字报，揭发党委包庇反革命，被他们打成右派、反党分子，所以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是比较深的，因为我是受压的。”会上有人提出建立一个上海的工人造反组织，名称叫“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有人补充说，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以免别人误解。野心勃勃的王洪文则感到不满足，提出在司令部前面还要加一个“总”字，他说：“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上海的工人就都归我们管了。”造反派们推举谁当总司令时，王洪文又自我吹嘘地向大家介绍说，他当过兵、入党早，是厂里保卫科干部，一贯表现好等等。于是，大家就推举王洪文当头头，官瘾十足的王洪文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当上了“工总司”的“总司令”。
11月8日，在上海市区大小街道上，贴出了许多“工总司”的海报：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1）
这个海报一上来就用“通令”的口气与上海市最高一级党委对话，可见“文化革命”一开始，各级党委就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哪里谈得上什么领导、组织、教育群众？
8日上午，“工总司”的代表来到康平路165号上海市委书记处，提出三项条件：
一、 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
二、 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三、 提供宣传工具。
工总司头头们限令当天下午2点钟前答复。
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对“工总司”的“勒令”进行了讨论，并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常务书记陶铸同志打电话请示，得到陶铸同志明确答复：“不得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市委根据中央1966年9月14日“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和陶铸同志的电话答复，决定对“工总司”的要求采取三不方针，即：
不参加“工总司”9日的成立大会；
不承认“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
不支持“工总司”的活动。
曹荻秋和魏文伯白天开完会，晚上到西郊宾馆来看我。我那时身体还未完全复原，因城里太乱，找的人又多，所以一直在西郊养病。听了曹荻秋他们谈的情况，我表示坚决支持市委的决定，坚决支持曹荻秋、魏文伯同志的工作。荻秋表示：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我们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
11月9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宣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宣言声称工总司的任务是“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