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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迈入 30 岁的阶段时，他们开始公开地谈论着要在管理阶层获得一 个职位。“我以前不能做这种要求，”罗伯 32 岁时说。“因为那时我看起来太年轻了。”乐娜也觉得自己的年纪已大到可以要求一个经理的职位。“你 知道，我在这儿已待了一段时间，”她说，“我有资格做这种要求。”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非常简单：在工作世界里，时间就是最好的资格证明文件。 他们已工作了十年，因此有资格要求一个值十年时间的经理位置。不过，不管他们怎么施展交际手腕或在外表上下工夫，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们仍没 有获得什么升迁的机会。这是一个他们会定期抱怨的话题。
尽管如此，在不断的失败中仍有令罗伯和乐娜感到胜利的地方。年轻时 期，当他们背弃分数时，他们获得同辈朋友的赞许。在公开场合假装自己并不在乎学校的成绩，使罗伯和乐娜可以和他们的同学打成一片，并一起讨论 打败学校的制度。“我把考试的答案写在手腕上，”罗伯在 15 岁时得意洋洋地告诉他的朋友。
试着打败工作制度就和试着打败学校制度一样，有其社交上的利益。只 是在 10 到 15 年后的今天，它却变成和朋友谈话的主题。当我们想到那些试图打败任何制度的人时，我们总想像着他们正在找寻一个能立刻产生成效的 伎俩来。但在工作世界里，人们为了打败工作制度而做的每一件事，并不见得都是有意识的行为。也许在罗伯和乐娜这方面，不卖力工作以报复雇主给 他们的薪水太少是一种蓄意的作为，但注重穿着及夸口该有个经理职位却不见得是蓄意的。事实上，当他们这么做时，他们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而且也无法真正地明白原因为何。想迅速地往上升只是他们下意识里想打败工作制度的一种方式罢了。如果一切真如他们所愿，他们就可以享受自己所 渴望的财富与地位。“我可以想像自己每天早上被司机用豪华轿车接去上班 的情景，”罗伯34 岁时说。
结果，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奇怪的景象：罗伯和乐娜这两位有才智的人， 情愿把想像力与创造力全部放在打败工作制度上面，却不愿花在工作本身上。虽然到头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的成果极其微小，但毕竟仍有点收获。在遭 遇到一连串所谓的“事业挫折”以后，罗伯和乐娜却在社交圈里得到一点意外的收获——他们找到一个话题，使他们可以不断地和朋友，及工作态度与 他们一致的人谈论。如果寂寞是一个他们在工作及闲暇时都无法忍受的东西，那么“打败工作制度”这个题目更可在社交场合中拉近他们与朋友及同 事之间的距离。
选择职业方面的决定
我们相信不仅是在我们的样本里，而且在社会上，罗伯和乐娜都代表着 占绝大多数的某一类型工作者，但他们却绝不是唯一的类型。在后面，我们将会讨论到一些其他类型的工作者。然而，由于有太多的人是像罗伯和乐娜 这个样子，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他们的心态背景。
不论我们是否喜欢，工作占据了我们大部分人的成年生涯，虽然它和以 往在学校时的活动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完全不同的地方更值得我们重视。
许多学生对学校漠不关心（好获得同学的赞许）或只想随便混过，这在校园 生活时并不见得会是一种悲剧。理由有二：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学校只是短时期的活动；它在大多数人 25 岁以前就已结束。第二，在这段期间，还 有一大堆其他的事情发生，譬如说生理上的成长、性成熟及社交、运动等各方面技能的发展等。他们这时内外所受的压力都很强烈，可是由于师长、朋 友的从旁辅助，他们仍能维持在平衡的状态中。
然而，一旦学生离开学校，踏入社会以后，以往能给予他们协助的人都 退了开来。大多数我们研究过的人，在实质上倚赖自己的程度比他们觉察到的还要多出许多。那些父母还健在的人，会觉得父母张开的保护网（虽然经 常令他们感到憎恶）能使他们不受伤害。在某些方面，这也许是实情，但在工作上却非如此。
和欧洲及日本的学生比起来，美国的学生在选择职业方面，决定的时间 往往太迟，以致有许多人从来没有真正做过任何决定。不管祸福如何，在完成学业以后，他们照样踏入社会工作，并在那里再度用大学新鲜人的态度来 对待他们的工作，就好像自己仍有充足的时间慢慢选择职业一般。虽然许多人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但在工作 10 年后，他们仍无法决定自己在职业上该 走的方向。他们到这个时候，唯一能下的结论是：“我想做个成功的人物。”
但在哪一方面呢？ 总而言之，那些乐意认同某一职业的人，视“工作”为一个有机会让他们在本行成名的场合。另一方面，那些想在每一行都吃得开，并因此规避某 一项专业的人，往往是用金钱的角度看待工作世界。在学生时代过度重视社交生活的人，进入社会容易变得过度重视金钱；迟早，他会完全以金钱报酬 的多寡来衡量工作。
与制度为敌对子女在成长时期的变化，为人父母者常会感到惊讶。但最感到惊讶的， 还是那些住在远处的亲戚。他们没有天天看到这些年轻人，只是偶尔造访一下，而在岁月递嬗的期间，这些年轻人似乎已转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对一群仍在可塑阶段的人做长期研究，就好像是一个定期来探访的远亲 一般。经常，我们不但感到讶异，而且还很震惊。一些过去看起来很害羞、内向的少年，竟会蜕变成很有自信心、做事独断的人。一些曾告诉我们自己 整天都在做性幻想的青春期男女，已不再浮躁，而且能以更认真的态度来面对他们自己，以及往后工作的问题。
由于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我们无法从一开始就选择出那些未来事业发 展型恰巧与罗伯及乐娜相反的青少年。就算我们真试着这么做，事实仍可能证明我们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然而现在回顾一下，我们就知道何以某些青 少年能达成起初我们对罗伯和乐娜的期望，以及了解他们之所以成功，而后两者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贝利。史考特——我们将要研讨的三个案例之一——就提供我们一个很 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那些事业有成的人，于 15 岁到 30 岁的过渡期间，在态度上及志向上所经历的各种变化。他和前章谈论到的罗伯及乐娜最大的不 同点是：后两者在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有抱负，实际上却与自己的工作有一段情感的距离，有趣的是，这段距离的存在反而使他们更能摆出一副专心工作的姿态来。工作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一个获取名利的工具罢了。而另一 方面，当贝利接受一份工作，并从此安定下来以后，他就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份内的工作上，而并不在意工作所可能提供的报偿。因此，他并不像罗伯 及乐娜那样容易意识到自己未来的目标，也较少想到这个问题。就因为这个缘故吧，贝利和罗伯及乐娜表面上那种充满决心的态度比起来，就显得缺乏 决断力。
另一个相关的要点是：在闲暇的时候，贝利很少对自己施加压力，也许 以罗伯及乐娜的标准来看，贝利会被视为一个懒虫，因为他并没有好好安排自己的休闲时间。但在贝利的下意识里，他明白这个时候是使他养精蓄锐， 在工作上能继续冲刺的最有效办法。
专业人士的困惑
14 岁时，初入中学的贝利对自己的功课似乎不感兴趣。这一点可从他头 两年平庸的成绩上看出来。可是到了初三，尤其是念高一时，他却开始用功念起书来，而且他的平均成绩也由原来的 B 及 B1 进步成 A1。虽然来自同辈 朋友的压力——即要他背弃分数——依然存在，但贝利在这时却有很好的理由在公开及私下的场合抗拒这种压力。“我想进好的大学念书，”他说。这 使他失去一些朋友，而他也知道这一点。“我相信有些同学会认为我已变成书呆子，”他表示，从他的表情看来，他似乎对这个想法有点不安，但仍决 定坚持到底。到了高三最后半年里，同学的意见对他再也产生不了任何作用。
他把注意力放在一个更远的目标上。
虽然贝利进的大学并非他的第一志愿，他仍高兴地做入学的准备。“你 打算主修什么？”我们在他离开前问。“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他答道。
可是在念完一学期以后，他开始考虑主修历史。他对上学期修的一门历史深 感兴趣，但为了确定这不是偶然，贝利在下学期又修了另一门历史课，结果发现它更令他感到着迷。为什么呢？“它有‘行动’，”他热烈地说道。比 较起来，其他学科就显得太静态了点。“它们显得很枯燥、没有生命，”他 断然地说。
从大二开始，贝利不但每学期念历史课堂上指定的书籍，也自行找了一 大堆历史书籍来念。“这是一种享受，”他说，“比看电视更能松懈身心。”
到贝利念大三时，一件从来没有发生在罗伯及乐娜生活中的事发生在他 身上了——他变得专业化起来。在这里，我们指的是他开始把自己想成历史学家。他经常想像着自己是历史这一行里的精英，读书、著述、表现活跃。
“有时我会在看书中途停顿下来，”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并假装我是 这本书的作者，或能写出一本更好的书来。”如果贝利明白他这种想法只是认同过程中很正常的一种现象的话，他就不会感到不好意思了。渴望获得某 行专业人士的赞许，促使贝利这类年轻人热烈地追寻那一行的时尚与传统，而非与之对抗。没有这种认同的步骤，那些他寻求认可的人士会把他视为外 人，而非他们这一行的精英。
贝利看书时对自己未来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