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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现得就好像学校只是一个社交的场合。“我每天最喜欢做的是什么事？”她把我们的问题重复了一遍。“和朋友聊天、交 际，和男朋友在一起。”罗伯。艾 利斯的态度和乐娜差不多，就像他在 15 岁时所说的：“我不需要拼死拼活，就可以得到不错的成绩。所以我总是有很多时间来做任何想做的事。”在念 中学的 4 年当中，由于罗伯和乐娜的聪明，使他们在课堂上能吸收大部分的教材，再加上考试前临时抱佛脚一番，他们两人的成绩平均都能维持在 B1。这两位聪明的年轻人都在一流的中学念书（一在纽约，一在南加州）。 早在他们念中学的第一年，他们就已学会摆出一副对分数毫不在乎的态度来。两个人都能随口吐出一长串他们同辈经常使用的“术语”，譬如“书呆 子”、“蛀书虫”、“臭鼹鼠”、“老师的马屁精”等，来形容那些认真上课、努力用功的学生。罗伯和乐娜都不打算让这些名称加诸于自己身上，他 们觉得天下最可怕的事莫过于此。就如罗伯所说的（当时他仍带着满不在乎的笑容）：“一旦你被冠上这种称谓，你就一辈子也甩不开它了。” 光是避开这些名称还不够；他们甚至必须彻底确定没有人会在玩笑时这么称呼自己。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该采取什么步骤，来使同学相信他们和那 群被嘲笑的人毫无关连？答案视他们是男孩或女孩而定。在 1959 年到 1983年这 25 年的期间，罗伯这个年纪的男孩最喜欢采用的伎俩是“搔痒及打哈 欠”。情况如下：当罗伯尽量试着表示他对学校一点都不在乎时，他会不断地在身上到处搔痒；旁观者也许会认为这个小孩身上突然长满跳蚤。伴随着 搔痒动作而来的则是一连串的呵欠，就好像他随时都会睡着一般。
另一方面，乐娜采用的是过去 25 年来，她这个年龄的女孩最爱用的伎 俩：改变话题。这个策略很简单，但却很有效。她只需兴奋地谈论一个话题——任何话题，只要不是她不想谈的话题就行了。她激昂的字眼不需言喻， 就已传达了一个讯息：“你难道还看不出这更重要吗（和分数比起来）？”
虽然乐娜用的是口头讲话的方式，但实际上她的伎俩却比罗伯的更难捉 摸，因为她需要听者自己去意会她的弦外之音。罗伯的讯息则很容易了解，他在不自觉中采用了两种极强而有力的方法来告诉在场的人他的不在乎。一 直不急不缓地在身上抓痒表达出他急欲让人知道他的想法，不断地打呵欠则更进一步强调这一点，以免观众中有人迟钝到没有看出他的意思。 罗伯在动作上及乐娜在口头上的托词都产生了功效。他们两人都知道如何以扰人耳目的方式来表达一件事：他们的心思已游到别处，而不在眼前讨 论的话题上。但该说明的一点是，借着这种忽略事实的高明手段，他们不但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他们自己。分数也许是一个潜藏在背后的威胁，但在 表面上，他们却能够用各种分散注意力的活动及兴奋的谈话，使这个威胁看起来好像已然消失。只有两件事会不断地把它带回生活中，那就是考试及父 母。在考试前抱怨连天正是每个学生下意识的一种表示——目前我们必须抛开对分数不在乎的假面具对不对？但这只是暂时性的，等考试结束以后，一 切又恢复常态。父母那方面则比较难以应付。“我妈妈真啰嗦，”乐娜说道，“有时候我觉得她只关心我的成绩。”在罗伯的那方面则有两个大人在逼他。
“他们担心我的成绩，”他摇头说道，“但他们又不想逼我，所以经常会对 我提出暗示。”
然而，如果他们对分数表现出过多的关切（考试期间例外），甚或在学 期当中离群脱党一段时间埋首于书中，则可能会遭到被同辈朋友排斥的命运。所以，他们一定得摆出对分数不在乎的态度来。于是为了要融入自己的 社交圈中，他们学着否认分数的重要性。而一旦开始这么做以后，他们发现自己较能不在意成绩的好坏了。
这样做和他们能否成功地从学校过渡到社会上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 大着呢。因为一旦大学毕业，他们旧有的社交圈子就会消失，只留下从中学到的教训。可是以前的朋友还没有消失多久，一个不同的报偿就出现了—— 金钱。
起初，为了要使自己能与他们工作中的新伙伴打成一片，罗伯和乐娜故 意忽略金钱的问题，但这一回，这样做却没有产生效果。接下来，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他们却突然转变态度，变得只热衷谈论金钱这个话题。和他们以 往对分数表现出来的那种暧昧与噤若寒蝉的态度相比，他们对钱这个话题所表现出来的率直态度，似乎显示出个性上的逐渐成熟。然而这种假设却不正 确。
乐娜获得英语文学士（再度地，就像高中时代一样，她四年成绩平均为 B1），并在一家杂志社找到工作。七个月以后，她告诉我们：“在这儿，他们所想到的只是钱。”现在她似乎不要钱，那她要什么？“朋友，”她毫不 迟疑地回答。“这是我最需要的东西。”在这时，还没有一群关系密切、有意义的同辈朋友出现在她的生活中，而往后的事实也证明这群朋友从来就没 出现过。然而，她和罗伯在财务上都开始有捉襟见肘的现象。念政治的罗伯（他大学四年的平均成绩已升到 B）说：“我现在赚的钱根本不够维持生活 上的开销。每样东西都昂贵得令人难以相信。”看得出来，他很懊恼这种状 况。
无疑地，微薄的薪水使他们无法享受自己所渴望的生活方式，尽管家里 会不时的寄钱来做为贴补，但距他们自己心目中所描绘的物质生活景象仍有一段距离。一些统计学家曾经说（我们研究的结果也证实这一点）这种景象 来自家中的经历，如果他们往后独立时的收入比不上他们的父母，这其中的差距会造成沮丧感的产生。现在学业已告一段落，罗伯和乐娜以往容许自己 生活像个穷学生的借口已不复存在；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感到沮丧。
令他们感到懊恼的是，他们现在所走的却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而在这条路 上，要一下子超越他们父母在物质上的成就，则是不可能的。
另一件令他们心中对钱感到不舒服的事是：他们无法逃避这个事实。过 去，他们学到的事是：要受人欢迎，就得假装忽略自己和其他同辈共同追求的目标。但现在，他们却无法再忽略掉钱这个目标。由于考试及学期报告只 是一个时期的东西，对分数的想法可以很轻易地被打发掉；而钱却是经常需要的东西。就像乐娜说的：“无论走到哪里，身上都得带点钱。”这点使他 们很快就看清一个崭新而又令人不愉快的真相：赚钱是一个寂寞到令人痛苦 的追求过程。
对工作的疏离和恼怒
罗伯和乐娜可以用薪水来打发掉一点寂寞。除非我们记住在他们生活中 缺少了什么东西，否则我们不可能明白他们为什么在开始工作以后的这十年里，会这么疯狂地投身于社交生活中。在学校时，他们可以忽略分数，以便 与老朋友亲近。在工作时，他们无法忽略掉自己赚的钱，但却可以把这些钱投资在交新朋友上面。
乐娜在 26 岁时戏称自己在“混日子”；罗伯经常替自己加上“随时效劳” 的标笺。类似这样的声明，难道就仅表示这两位性生活活跃的年轻人，一直不断地在寻找床头伴侣吗？就一部分意义而言，答案是肯定的；但大体言之， 他们在余暇时的行为是试图弥补工作所不能给予他们的满足感。虽然他们目前付出的劳力能使他们获得金钱，而非分数，但所赚的数目总嫌不够。事实 上，可能也没有任何数目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如果金钱是项新的报偿的话，那么这项报酬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
因此，在支付完房租及其他基本的生活费用以后，他们剩下来的薪水很 快地就花在衣服、电影、俱乐部、餐馆、旅游、唱片、冬天与人分担滑雪胜地的小屋，及夏天的海滩别墅上面。他们把太多的精力、时间花在自己所追 寻的东西上面，例如和完美的性伴侣享受罗曼蒂克的满足感；但却没有付出足够的注意力来思考一件事——即在二三十岁的阶段，他们追寻的过程为什么会显得那样疯狂与绝望，同时这和他们在工作上的满足感与未来的事业问 题有何关连？
许多人也许会辩称他们并不一定非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兴奋不可。“我所 要求的只是一份合理的薪水及一个还不太枯燥的工作，”在对办事员做的调查中，这是一个我们经常可听到的答复。然而，对受过大专教育的人而言， 不论是在学校或是毕业以后，他们的要求却非如此而已。他们要求的不仅是一份足以糊口的工作，而且还是一份事业——一份能使他们感到满足的事 业。这个目标不但对他们很重要，而且其实质意义比他们想像的还更多。当在工作上达不到这个目标时，他们不得不从别的地方找寻满足。
他们经常利用的方法除了运动、培养业余嗜好外，便是“性”，但效果 却不大。这时他们在工作上便面临了一个影响他们私生活甚巨的危机。在面对工作与爱情时，他们会渴望把心神完全投入爱情，而非两者兼顾。他们渴 望有一段能使他们完全投入的爱情，但却达不到这个目标。这种一面倒的情况终会危及他们的事业。
我们所讨论的危机是分三个阶段展开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于这两个年轻 人踏入社会以后。这时，他们开始明白自己需要钱来达到所渴望的生活水准。
在学生时代，也许他们并不重视金钱的价值，也不会认为钱是改善他们社交 及性生活的万灵丹。可是一旦踏入社会，他们的看法开始有了急剧的转变。
在头两年里，他们会开始相信一件事——他们之所以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