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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雷诺已经开始开拓东欧、南美以及俄罗斯的市场，因此施维茨又继续说道：“如果要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首先应该展望亚洲市场，只是我们目前对亚洲市场还处在调查研究的阶段，没有具体的方案。”
雷诺开始深入了解亚洲市场是在1998年下半年。之所以会对亚洲投以更大的关心，主要是因为戴姆勒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的合并。两家公司于1998年5月发布了合并的消息，这个突如其来的合并给整个汽车界带来了某种新的刺激因素，每个人都预感到在经营管理方面必然要发生明显的变革。
在一次新闻采访中我这样说道：“戴姆勒－奔驰和克莱斯勒的合并给所有汽车制造公司的CEO们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今后我们的公司将如何跟这么庞大的企业竞争呢？雷诺面临的问题十分简单明了，就是如何不被淘汰而生存下去？我们要尽快找一家可以合作的公司联手，这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戴姆勒－奔驰与克莱斯勒的合并成为雷诺转变未来计划和操作方法的动因。在施维茨的领导下，经营计划制定小组开始讨论各种可能的方案，他们不停地在思考：“如果要找一个合作伙伴，哪家公司比较合适呢？”并且开始探索各种可能性。
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都在思考：
沃尔沃（Volvo）怎么样？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宝马（BMW）怎么样？最好还是不要考虑和欧洲本土的企业联手。
那么日本的公司怎么样？比如说日产、三菱？
要不就选韩国的？
或者，美国的公司也可以考虑……
究竟哪一家公司才会是雷诺的最佳合作伙伴呢？
在和其他公司组成联盟时，不能急着先表态，更不可以有这种想法——“让谁买走我们呢？”雷诺自认为不是弱小企业，但也没想过收购哪家公司之类的问题。我们寻找的是真诚的合作伙伴，是为了确保在未来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因此我在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摆出了一副要保持公平且能永久性合作的姿态。
雷诺内部为此进行了种种激烈的讨论，法国人喜欢讨论，可以连续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持续讨论。我参加了经营委员会会议，会上以施维茨为中心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有些人甚至想派几个人打入候选合作公司内部刺探情报。
渐渐地筛选掉一个又一个公司，考虑范围越来越小，很明显与福特或通用合作是不合适的，因为对方太过庞大。而且雷诺一直以欧洲为根据地，过于依赖欧洲市场，因此不希望合作对象也是欧洲的汽车公司。对于与法国国内的竞争对手标致－雪铁龙公司的合作问题，反复进行过几次激烈的争论，但最终还是觉得没必要与法国企业合作而终止。与沃尔沃合作的方案也重新被提起过，但这也被“是过去失败的教训”所打消，剩下的还有菲亚特，但菲亚特并不是可以和雷诺实现互补的公司。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雷诺的寻找伙伴计划在这里碰到了暗礁，但从此雷诺开始把所有的汽车公司都作为潜在的合作伙伴来考虑。
其实从一开始提起合作事宜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一个惟一适合雷诺的公司，我想只有这家公司具备了雷诺需要的所有条件。有一次，我对施维茨说：“具备所有条件的公司只有一家，那就是日产。三菱、韩国企业或者是其他任何公司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的只有日产。”
我大概是第一个极力推荐日产的人，在1998年7月的理事会上我呼吁道：“看来我们不得不开始学日语了，我们得聘请几位日语老师了。”参加会议的人都笑着跟我说：“卡洛斯，你在说什么呀，不论怎么样现在说那些也太早了吧。”
我之所以这么极力推荐日产是有很多原因的。在美国时，由工作上的关系，我曾多次试开过日产的汽车，我对日产的技术十分欣赏。我试开CIMA的时候，CIMA刚从日本运来，方向盘装在右边，但它的性能却无可挑剔。再有，我对日产的300ZX也爱不释手，我曾反复试开过好几次。试开过日产的汽车之后，我发现他们的技术绝对上乘，他不仅有实力生产像CIMA那样的高性能车和像300ZX那样的概念车，也完全可以生产像CEFIRO那样的豪华轿车。
第四部分：奋斗雷诺CEO必须具备赌徒的禀赋（2）
日产实力雄厚，在美国享有盛誉，日产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很高，在欧洲市场也颇有知名度。通过收集有关日产的情报，我发现他们在经营管理上存在一些问题，若说我们可以为日产做些什么贡献的话，应该就是在经营管理方面。我从一开始就主张选择合作伙伴时，应该选择有合作价值的公司，对雷诺来说，我觉得惟一有合作价值的公司就是日产。
当时各大汽车制造商家都认为投资到日产风险很大。福特公司的CEO杰克·纳赛尔（Jack Nasser）说：“我可不想拿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替别人还债。”克莱斯勒的CEO罗伯特·路兹（Robert A。 Lutz）也笑着说：“把资金投到日产，就像是把50亿美金装在集装箱里，外面贴上日产的标签，然后扔到大海里一样。”
但不管怎样也不能责备那些在考虑与日产合作时做两手准备的人，纵观20世纪90年代日产的财政情况，任何人都会持慎重态度，至少不会有人轻易地同意合作问题。
对于雷诺来说，投资到日产是场可怕的赌博。但胆小鬼只能在梦中成为明星，我们没有深思熟虑的多余时间，我们必须要冒一次险。每个人都认为这段路是坎坷崎岖的，正如施维茨所说：“我们投入了所有的钱。”这宛如一家之主看准了一次机会，把房子和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都抵押上去一样。
就我个人而言，对于与日产合作的问题丝毫没有不安感。这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伟大机遇的降临往往只有一次，如果错过了，历史绝不会恩赐第二次。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和风险，雷诺也应该抓住这次机会与日产合作。成功的几率即使只有20％，也应该全力一搏！”
从理论上来讲，日产与雷诺有很多共同点。虽然我对日产还不是很了解，但我确信我们最终会走到一起。双方过去都曾经历过困难和低迷时期，都还算不上世界顶尖企业。这些共性说明，与其和那些顶级大公司合作寻求庇护，还不如就这样两个公司平等合作，这样更符合逻辑。在我看来存在相同问题的日产与雷诺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完美组合。日产那边也有很多人在说：“雷诺和我们都走过一样的路程，都有过业绩下降、削减成本和重建公司的体验。”
虽然存在着不安和担心，但雷诺已经开始认定与日产合作是雷诺从一个欧洲企业蜕变成国际性跨国企业的绝好机会。
合作交涉的主要负责人路易·施维茨和日产社长义一进行了一次密谈，讨论以什么方式组成联盟。他们各派一名特使具体细谈，雷诺派了负责生产、战略计划和海外市场的副经理乔治·德安，日产派的是铃木裕理事。这两个人协商了合作的目的、组织结构等有关合作的具体事宜。
在这次交涉中我个人没有起什么大作用，但交涉快完成时，为了打开局面，我三次应邀前往日本。第一次是在1998年11月，公司希望我去日本讲述成功削减200亿法郎成本的过程，日产那边也很想知道雷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援助和支援，除了643亿日元（54亿美元）的资金投入以外还会有什么样的援助。日产想听听这方面的答案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飞到日本，讲述了我们所做的努力，即为了达到削减成本的目标而经历的过程，同时还一一说明了雷诺是怎么样用设立跨功能小组的方法解决了采购、制造、技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就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一番评价。日产对我的话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出席这次会议的是日产经营委员会的成员们，他们对我的企划方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把会议时间延长到3个小时。据说，这是因为一个副总单独实施一个企划方案这件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日本的传统习惯里，副总一个人是不可以长时间慷慨陈词的，即使要说也只是偶尔加一两句话而已。在他们看来很难想像一个副总脱掉外套，挽起衬衫袖子指着自己制作的图表侃侃而谈的场景。
３个小时的会议期间，我脑子里满是要传达的内容和数据。也许我那副认真的样子给他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也许正是这次会议引发了日产人的某种意识，让他们感觉到雷诺的提案是有说服力的。
我回国以后，交涉仍在继续，在这期间却出现了一个障碍。雷诺这边想按照法律的规定，制定合作的条件、规定两家公司的责任并办理一切手续，以此作为双方合作的基本方针。而日产却基本上不关心法律事项，一味地只想加快实际操作的进程。
于是我提议召开一次会议，制定一个能够协调彼此分歧的方案，在会上我说：“只要在两个公司之间成立一个共同的跨功能小组就能轻松地解决这个障碍，赶快组建一支跨公司工作小组（CCT）吧！”
日产方面很关心这个提议，并且邀请我到日本参加第二次会议。会上，我详细地阐述了跨公司工作小组（CCT）的具体含义，并说明CCT相当于雷诺的跨功能小组即CFT。日产的人们对于这个方案并不十分了解，但对跨公司工作小组的兴趣远大于枯燥乏味的法律术语。本次会再度拉近了雷诺和日产的距离。
此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又召开了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双方具体在哪些方面进行协作的问题。我也出席了会议，并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