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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99年12月13日天气预报节目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早晨，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中部，人们意外地看到了一场瑞雪，之所以说它意外，是因为昨天的天气预报没有预报这场降雪。昨天我们注意到会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华北，也预报了会刮风，但是对出现降雪的可能性估计得不足，所以今天我们的心里一直怀有一种深深的歉意。我们只有总结每一次失误，才能使天气预报越来越准确，让人们满意。”
对于这种做法，我事先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它肯定会引起争议。但是为了避免争议而放弃，我的工作所带给我的对公众的歉意会越积越多，我和我所在的节目有义务让大家了解科学的局限和我们面对错误的一贯心态，这次预报失误只是一个很巧合的时机罢了。
当晚，确切地说，是在节目播出后一个小时内，电视和平面媒体的一些记者开始给我打电话，一些朋友也纷纷给我打电话。我很诧异，一是反响如此强烈而迅速，二是记者的灵通，他们居然能通过意想不到的途径得到我的电话号码，因为我很少给人留电话号码。
当晚，从一些记者的口中，我得知，气象台副台长已经对记者表示，我的“道歉”属于个人行为，预报失误不需要道歉等等。来自内部的争议被摆放在报纸的同一个版面，我确实没有想到。但是我觉得我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没有必要再卷入一场论战的旋涡之中了。所以我选择了沉默。后来《实话实说》邀请我去说说心里话，我谢绝了，说实话，我不是没有委屈，但是和面对新的天气相比，它已经不太重要了。
不能说副台长同志的表态有什么错误，因为这次“道歉”和解释的确不是行政领导所布置或安排的（后来记者们全都忽略了我在节目中表达歉意的同时，还解释了预报失误的原因），因为预报失误的确不必要道歉。
但是我一直认为，不必要道歉，并不等于禁止道歉。天气预报本身仅仅是由数字和符号组成的，但天气预报节目不是。与其让公众对预报有牢骚，不如我们用各种方式化解牢骚；与其让公众对预报有神秘感，不如我们用各种方式消除神秘感，既然天气预报时常有失误，那就让我们以一颗平常心，做平常人，别把议论失误当成禁区，“权威性”不是靠努力避免别人发现你的错误建立起来的。
从进入气象预报这个行当的第一天起，我就提醒自己，你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把预报做得越明确越容易犯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往往第二天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况且你的错误与每个人都具有相关性，大家在议论、挖苦甚至漫骂你的时候会有共同语言，使得社会上关于天气预报如何不准确的笑料很多，很容易流传。如果你不能面对这一切，那就说明你还缺乏从事这项工作的心理素质。当然这也许是多余的话。
很快，一些朋友得知气象台副台长在媒体上的表态，都猜想我一定会因为这个看起来“画蛇添足”的道歉，而面临严肃的批评甚至处罚。当然从结果看，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在我看来，行业内部一切都很平静，既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议论或许都是在我没有听到的情况下进行着。后来，针对这件事情，反倒是我和那位副台长之间的直接交流和探讨最多。直到今天我们俩还在同一个课题组工作，很融洽，我们在工作中并没有遗留心理阴影。
14日我很偶然地看到敬大姐在《东方时空》中提及这件事，她的一句“道歉真美”是我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里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
随后白岩松也在《东方时空》中更鲜明地支持了我，他的犀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好像代我陈述理由一样（确切地说，是辩护律师）。一年后我和小白一同出差才初次相识，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好像和对方已经相识很久一样，毕竟他曾是“律师”，我曾是“当事人”。
在我的“道歉”故事发生几年之后，有些地方气象台也针对预报失误而向公众道歉。的确，预报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产品，而不是商品，它并不承担道歉或者赔偿的义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这些从事气象工作的人心中不应该有歉意，并不等于说面对失误或瑕疵可以心安理得。在那个雪后的晚上，我只是说了我和我的许多同事面对预报失误的一个共同感受，想告诉观众，我们很歉疚；也想毫不隐晦地告诉观众，我们为什么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我并不是想订立一个规矩，使别人遇到类似的情况时产生压力。
四年过去了，我没有再道歉，也没有再解释过预报失误，但是每当再有失误时，我歉意犹在，并在歉意中追求完美。
“道歉”的故事，只是一件小事，也许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还放在心中，而我之所以忘不了这件事，是因为想对别人表达歉意都曾经很难，很难。
我总想，我们都是凡人，错误在所难免，而如果我们的错误触及到他人，假如有合适的场合道个歉，不丢颜面；假如没有合适的场合，心存歉意，也不伤身体。
杨丹：非常遗憾的是，宋英杰道歉的那期节目被我错过了。几天以后在社会上掀起了讨论“道歉事件”的狂潮，我才知道的。见到他问起时，他有些许无奈：“我只是做了一个在错误后的正常的解释，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因为当时还听说局里要对他的“私自行动”进行内部通报批评。其实，内部也有两种声音，有认为他没有经过局领导批准就在电视那么有影响力的媒体上公开道歉，这种行为非常欠妥；也有赞成的。而外部反映都是大声称快的。
尽管很多年都过去了，还是有很多人都记得这次“事件”。每次，都有网上的朋友提到关于宋英杰道歉的问题，问我怎么看？并且问我是否会这么做？对他的做法，我当然是举双手双脚赞成，一场没有报出来的小雪造成了北京交通陷入瘫痪，很多人下了班直到凌晨才回到家，难道我们不该对公众有一个坦诚的交代吗？对伤口视而不见，伤口会化脓，最后变成难看的脓包。换作是我，当然也会有那样的心愿，只是恐怕我没有宋英杰那样的魄力。
一次正常的解释和道歉竟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也足以看出人们是多么的“受宠若惊”，就好象婆婆突然给了常年受气的媳妇一个好脸色。不能把老百姓当无知的、当傻子，他们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就象宋英杰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态度决定一切”。
上篇：关于天气预报不做主持人的N种选择/杨丹
如果不做主持人我会做什么，这是一个多选题。最有可能做的是歌手，我有一个曾经在市歌剧团工作的妈妈，我遗传了她的好嗓子。从有记忆开始就听妈妈边干家务活边哼唱“洪湖水浪打浪”“一树红花照碧海”等等，优美的歌曲启发了我爱好音乐的心。还在上小学我就已经开了数场“个人演唱会”，家里的大床是我的舞台，邻居的小伙伴和弟弟是我的听众，穿着妈妈的裙子，把插在花瓶里的塑料花别在头上美美的，“文艺晚会现在开始了，第一个节目女声独唱，表演者杨丹”，当然下一个节目的表演者还是我，整台晚会策划、表演、报幕都是我，至于听众需要用些小点心才能让他们保持积极性。
就这样一直到了初中，走上了真正的舞台，尽管面对台下数百名的同学老师，紧张得手在抖，腿也在抖，声音却没抖。从此学校为数不多的几个“金嗓子”里有了我的名字。中学时代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好，爸妈很为我将来做什么发愁，幸亏我还有这样的特长。于是妈妈把我领到她以前在歌剧团的同事刘老师面前“咪咪咪，吗吗吗”开始随着钢琴上不断爬升的音高，练起了民族唱法。我当时的最高理想是考取中国音乐学院。高考时我同时报考了播音专业和声乐专业，最后选择了播音，因为爸爸更希望看到的是我在电视里一本正经的播新闻，他说做歌手诱惑太多。
除了音乐梦，我还有武侠梦，如果不做主持人，我还可能成为武林高手，没准进了国家武术队，在奥运上拿个名次也不是没有可能。当年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电影《少林寺》激起了我的武侠情结，总是热血澎湃的幻想自己披着黑色斗篷飞檐走壁，出没在月黑风高的夜晚除暴安良劫富济贫。为实现这个梦想苦练武功，没有老师就跟着电视电影里学。蹲马步太累，练练压腿就行，轻功不错，飞来飞去好神奇，于是我和弟弟还有邻居一帮狂热者，在腿上绑了沙袋，太高的跳不上去就跳床，看谁跳得轻盈、看谁落地无声。武器我选择剑，总觉得舞起来姿势优美。我的第一把剑是家里用坏的木把雨伞，把其它内容去掉，光留一个伞把很象一把剑的样子。每天早晨闻鸡起舞，晚上睡前还要和弟弟跑到楼下的洗衣台，跳上跳下，打得热火朝天，把脚崴了第二天一瘸一拐的去上学，心里还在琢磨着招式。后来爸爸送了我们一把木头做的剑，被我和弟弟把玩得木头都泛光了。多年研究武学的结果是，高中体育老师说我的弹跳能力一流，前段时间去报健身俱乐部，做体能测试时，柔韧度一项电脑给我的评价是优秀。
如果不做主持人，我还可能成为美术工作者。小时候喜欢看戏剧，对里面各种旦角那闪烁华美的服饰升出无限的向往，向往之余拿起了从学校捡来的粉笔，就在我家的地上凭印象画起了仕女图。画得最多的是披霞戴凤，凤冠上还插着两根野鸡毛神气的抖来抖去的穆桂英一类的角色。当时我画的女人大都没有鼻子，总觉得干干净净一张脸弄个鼻子在那里很碍眼。当然也常拿着儿童画报、少年文艺、或者小人书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