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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不绝，据说是经常参加辩论和“竞选”所形成的职业病。
飞机撞世贸大楼，这件事，远远超过了好莱坞导演的想象力。
那一年12月7日下班高峰时间北京开始下的一场小雪，使北京真正成了一座“堵城”。
那一年中国赢得了世界杯的入场券，赢得了奥运会的举办权，赢得了WTO的通行证。那一年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因为第二天凌晨要值班，没有加入到7月13日晚上“我们赢了！”申奥成功后北京狂欢的人群中。那个令人激动的夜晚，一直想哭，又一直忍住眼泪，因为节目中不能出现我一双红肿的眼睛。而在2004年奥运会期间，遵循着雅典时间观看比赛，也同样抑制着泪腺的分泌，用一双没有哭过的眼睛面对观众。
2002年
那一年3月19日的漫天黄沙强化了人们对沙尘暴的痛恨，那是我印象中北京最昏黄的一天。
那一年，天气预报中主持人手里指示杆不见了，我们开始用手来“指点江山”。
那一年八月的高温闷热天气之中，诞生了一个新的天气名称：桑拿天。后来在2003年的非典之后，又诞生了另一个天气名称：疑似桑拿天，用来形容潮湿沉闷，但气温只在30度左右的天气。
那一年，我身边有手机的人和“有车族”队伍迅速壮大了。
2003年
因为非典，我在感动中记住了钟南山院士的一句话：把本职工作做好，就是最大的政治。2003年的春天如果没有非典，那是一个完美的春天，是我的记忆中沙尘最少的一个春天。
那一年我留下了很多戴口罩的照片，出差之后被隔离在家的日子显得无比漫长。
那一年，神舟5号和杨利伟成为全中国最响亮的名字，众多经常给FANS签名的明星都争相请杨利伟签名。那几个月当中我津津乐道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杨利伟的同乡和同龄人。当然，最让同行们自豪的是，在杨利伟“高高兴兴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的过程中，他们承担了天气保障任务。
上篇：关于天气预报我和天气/杨丹
十七岁以前我的记忆大都和雨纠缠在一起，南方的雨一旦下起来就象是丢了孩子的祥林嫂一样罗嗦、单调、没完没了，路面总是汪着泥水。雨季里，每个人的鞋面、裤腿都溅上了泥点子。走得小心谨慎的，泥点的密度就稀疏一些；走得豪放的泥点自然也密密麻麻一片。不管多或少看起来总是不雅，于是雨季里一项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大街小巷都是带着小木箱蹲在商店、饭馆、舞厅门口给人擦鞋的人。给一块钱，几分钟，面目全非的皮鞋重新变得光鲜油亮。
最不喜欢初春和深秋的雨，冷冷的没人情味。那时我去上学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路面到处是泥水，怎么跳来跳去，到了学校鞋子里面还是浸湿一块，上课一坐就是45分钟，脚就被冷冷湿湿的鞋子包裹着，很不爽。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我的脚保持干燥温暖。
当我带着入学通知书来到北京，那里的阳光和我的心情一样灿烂。带来的雨伞躺在角落里已经染上灰尘，洗完的衣服奇迹般的一会就干。我的鞋面和裤脚不再被溅上泥点，最重要的是我的脚终于不再被裹在湿冷的鞋里了。尽管干燥的天气让我有流鼻血的冲动，我仍然喜欢，我喜欢这里一个接一个的晴天。阳光下我们走过学校那有着一排排小白杨的道路，穿梭于课堂、食堂和宿舍。清晨迎着朝阳找一棵小树或者一面墙对着开始练声“八百标兵奔北坡”等等。黄昏在楼顶和朋友对着夕阳弹唱。在阳光下发呆、在阳光下笑着哭着爱着。有一部电影叫《阳光灿烂的日子》，讲的是一群北京少年成长的故事，电影的名字叫的非常贴切。北京的年平均降水量只有600多毫米，差不多一年只有五、六十天有机会看到雨。所以在北京的日子不可能不灿烂。
很多人都会问我作为天气节目主持人喜欢什么天气，我总脱口而出喜欢北京的阳光，但是当我光滑的皮肤被干燥的气候和北方的风沙打磨出质感，当头发总是因为起电变得怒发冲冠，当春天的杨絮弄得我鼻子痒痒不胜烦恼，当我看到偶尔飘落在北京的小雨，我开始怀念那些淋湿在南方的17年记忆，那湿润的空气、那空气中栀子花的清香、那溅满泥点的裤腿。
宋英杰：我在东北长大，对于天气的记忆和杨丹恰恰相反。对雨水没有反感，对阳光也没有渴望。只是对寒冷有一种又爱又怕的感觉，因为冬天在白雪皑皑的旷野中走着，冷得想哭。总是想冲到有炉子的地方烤烤火。冬天在校园里同学们主要是靠打雪仗来锻炼身体，增进感情。
冬天上体育课，滑冰是主要运动项目。那时的学生证，除了姓名、班级之外，就是鞋号。每次你用学生证来租借滑冰鞋的时候，校工就可以按照上面的鞋号进行分发了。
滑冰课，分速滑和花样，速滑的测验及格标准是1500米不能摔倒，即使摔倒也必须做出自我保护的动作。花样，大家可以自编动作进行组合。于是冰面上总是一片此起彼伏的身影。如果谁能身轻如燕地玩花样，顿时他就会成为全班天王级的偶像。最快乐的时光总是在冰上度过的，虽然脸冻得红红的，嘴里大口吐着白白的雾气，屁股被摔得疼疼的。
北京比东北干燥很多，雪也少，雪经常下得神出鬼没的，也下得很吝啬。记得大学的专业课，有师哥感慨地说：如果你能条理清晰地预报出北京冬季的第一场雪，你就及格了。一年里北京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天是白色的。
北京的阳光实在太好了，尽管杨丹喜欢北京的阳光，但是每次大晴天，她都很仔细地戴着墨镜，打着阳伞，和阳光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我喜欢在阳光下游泳、打球、流汗，比她和阳光的关系更密切一些。当然总是盼望大晴天在阳光下晒被子，让睡梦有阳光的味道。
北京的阳光总让人的心情很明亮。
但是，北京的沙尘改变了我对于春天热切期待的心情。北京的春天是黄色和绿色相互辉映的季节，有一年春天，因为沙尘天气，杨丹差点放弃了她的职称外语考试，最后还是我晓之以理的劝说，她才同意冒着风沙考试。其实每年3—4月间的风沙，都是对我们情绪的一次考试。
上篇：关于天气预报最难忘的一次主持/宋英杰
天气本身就是“过眼烟云”，发生之后很容易就会被淡忘。即使是那些来势汹汹的台风，也只有几天的兴风作浪时间。
对于我这样一个由于职业习惯，喜欢铭记天气的人来说，过去了的天气，也只是一段段封存在心底的故事，很少再去触及它了。
但是，唯有一件事情，一次看似平淡的天气过程，却总是在心头挥之不去。总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即使现在网上搜索，依然可以找到许多相关的记载和评论。
故事已经发生很久了，那是，1999年12月13日，当然这个故事和所谓不吉利的13并没有什么关系。
12月12日，是我主持天气预报，因为考虑到一股很弱的冷空气会在当天晚上开始进入华北地区，因水汽条件不是很好，所以预报华北13日会有4到5级的北风，不过很难出现降雪。结论就是这样，节目也就这样播出了。
可是，13日一大早，我醒来一拉开窗帘，发现窗外是雪后一片静静的洁白，主持天气预报许多年以来，天气从未让我感到如此地惊讶。当然惊讶的感觉很短暂，之后持续性的感觉是歉疚。我可以猜想到，其他人看到降雪，惊讶之后，肯定是在骂天气预报或者嘲笑天气预报。想到这些，我开始变得局促起来。因为13日仍然是我值班，我开始构思当天的节目中我如何面对这件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
我可以选择回避，有很多顺理成章的理由：因为我只是错误信息的发布者；这样的情形也不是第一次；或许很多人并没有留意到我们预报错了；在国内整个行业内部没有道歉的先例。
我也可以选择不回避，同样有很多令我心潮澎湃的理由：在观众看来昨天的错误是我制造的；把错误摊开而不是捂着、掖着、藏着、盖着，更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能因为天气预报客观上存在科学局限就自己心安理得地迁就自己；国外有过类似的先例让我敬佩。
当然，最后挑战传统的勇气战胜了尊重传统的顾虑。我决定在当天的节目中向观众表达歉意，并且说明前一天预报失误的原因。
当时我也在想，除了媒体的责任感之外，天气影响的本身也很重要。假如不是冬季的一场小雪而是盛夏的一场特大暴雨，我们需要做的不该是道歉，而是谢罪；假如是我们阴天报成了晴天，我进行道歉、解释的必要性又不够充分。这个时机恰到好处，预报的确漏报了，区域不小，反响也不小，但是在华北，人们惊讶之中也有惊喜的成分，因为这是一场瑞雪。心情愉悦的时候，别人的歉意很容易被接受。
当天上午，我找到节目编导（一位老专家），把我的想法和她一沟通，她很爽快地同意了。她的爽快让我惊讶，其实我已经准备了很多的理由用于和她争辩。想必前一天的节目也令她辗转反侧很久了，预报员都是这样，对于预报的成败很少喜怒于形，独处的时候却经常深思熟虑（其实后来对于“道歉”的争议中，她同样承受着压力，甚至承受着比我更大的压力，只是外界并不知晓罢了）。
就这样决定了，当晚的节目中直面这次预报失误。
于是，1999年12月13日天气预报节目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早晨，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中部，人们意外地看到了一场瑞雪，之所以说它意外，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