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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号，当北京下起那场让全城交通陷入瘫痪的小雪时，我在窗帘紧闭的家里玩电脑，丝毫没有注意外面的世界，甚至不知道下雪了。后来才听说有人凌晨还没有回到家。
2002年
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身着唐装，在这一年掀起了唐装热潮，中国的领导人引领了服装时尚。
2003年
遥远的伊拉克在大战，我负责的CCTV－4频道的国际天气预报为大家介绍了伊拉克的天气，因为战争期间没有了那里的气象数据，我们只能根据以往的数据进行分析。
北京少有的没有沙尘的春天，但是非典让大家都戴上了口罩，38度5成为是否可能得非典的体温刻度。非典让我记住了SARS这个单词和钟南山这个名字。
从网络游戏的公共聊天窗口看到有人在喊张国荣死了，以为是开玩笑，后来得到了证实，心里空了一大块。这个让我们深爱的男人用飞鸟的姿势结束了他的生命，就象他在《阿飞正传》里说的他是一只没有脚的鸟，只能不停地飞，飞不动的时候就是生命结束的时候。从此银幕上少了他那让我们心醉、心碎的眼神，从此4月1号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愚人节。
张国荣用自由落体的方式亲吻地面之后，另一个男人杨利伟乘着宇宙飞船冲向太空，媒体的报道是“中国人从此飞起来了”。
这一年我和老公贷款买了房子，这一年我的人生整三十。
上篇：关于天气预报我眼中的历史（1）/宋英杰
1965年
当最久远（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化石出土，而“活学活用”成为最流行词汇的那一年，我降生了。长大以后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并惊讶地发现，我出生的那一天，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大事发生。
1966年
那一年，后来被人们称作“大团结”的10元钱隆重面世，而在15岁之前，它在我的眼中一直是天文数字；那一年《大海航行靠舵手》问世并且成为最流行的歌曲，小时候对阳光雨露重要作用的认识都来自这首歌曲。
1967年
这年6月17日西北的天空中曾出现一团奇异的白色云朵，但不是天气意义上的云，而是令大人们无比自豪的氢弹。这一年，农耕版的一角纸币发行流通，这是我7岁之前见到的面值最高的钱。这一年，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上山下乡，而在今天，上山下乡已经演变为都市人的一种假日旅游行为。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那一年我也戴上了毛主席像章。
1968年
这一年“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在乡村里随处可见，所以很小就知道了狼窝掌和梯田，而梯田现在已经成为形容人们脸上皱纹的时尚词汇；战天斗地是我小时候很偏爱的词汇，后来才知道，战天，很大程度上是和天气抗争。
1969年
那一年我知道了一个叫珍宝岛的地方，4岁的我第一次加入到反修游行的队伍中，据说那天我喊口号的声音格外响亮，或许具备了一个播音员的潜质；那一年，很多小人书里讲到的胡伯伯（胡志明）去世了，后来才知道他并不是中国人。
1970年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73公斤重的东方红一号升空，它在太空中唱着《东方红》，这件事让我倍感神奇。那一年，我开始会背诵24节气歌，当时还不知道它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1971年
《红灯记》在我们学龄前儿童中开始传唱，最熟悉的就是“提篮小卖拾煤渣”、“临行喝妈一碗酒”，磨刀人的吆喝以及李奶奶“不拆墙，我们也是一家人”那句话。
那一年，我知道了联合国这个名字，但是一直不知道联合国到底是个什么国。
1972年
那一年《我爱北京天安门》问世，那是我们小时候唱得最欢快的歌，就连后来学英语，也喜欢按照这首歌的旋律演绎的字母歌；这一年，我学到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CROSSTALK（相声），当然后来在课堂里学的第一句话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
1973年
我开始背上书包上小学，并且开始读小说《闪闪的红星》和《西游记》，当然是一边看一边缠着大人问；那一年还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而最感兴趣的是很长的外国人名，例如恩维尔·霍查，诺罗敦·西哈努克，佐勒菲卡尔·布托（巴基斯坦总理）迪迪埃·拉齐拉卡（当时的马达加斯加总统）。
就在那一年，杨丹在离我很遥远的湖南出生了。
1974年
《闪闪的红星》上映，小小竹排江中游和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情景和旋律至今无比亲切。
那一年，和同学们排练批林批孔的快板书和山东柳琴。而每一次演出的开场白都是：XX小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战斗开始。30年后我才偶然想起应该向孔老夫子表达歉意。
那一年，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竺可桢逝世的消息，那时只知道他是懂得看云识天气，记录什么时候开什么花的人，上了大学才知道他是我们气象界的泰斗。
1975年
辽宁营口海城7。3级地震，我第一次亲身经历地震，知道地也会动，正值春节，冰天雪地之中在屋外吃饺子。后来听一位从事地震预报的同学说，那场地震直接经济损失8。1亿元，死亡1328人，如果没有地震部门的预报，相应的损失数字估计50亿元和5万人。
那一年，我在《参考消息》的一个小角落看到几十字的题为“蒋介石死了”的报道。
那一年，登山队北坡登顶珠峰，让我们从此记住了8848。13米，后来还和一位尼泊尔同学争论过这个数字的国籍归属问题。
1976年
看见很多大人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而默默地哭泣。后来在大学遇到一位同学，他能完整地背诵周总理逝世的讣告，并在每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向着北京的方向默哀3分钟。
9月9日听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我突然感觉天上的云都是灰色的。第二天上午的毛主席著作课（当时简称“毛著”课），老师和同学哭成一团，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长时间的集体痛哭。
1977年
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邮票发行，我集邮的历史从此开始。
这是我最后一年佩带红领巾，并担任着“红小兵大队长”，这个称谓现在已经生疏了。
这一年，我第一次看到屈原这个名字以及他的诗，以后一见到“兮”字，就想起他。这一年，我的夫人“在那遥远的地方”青海降生了。
1978年
现在我周围的领导，这一年开始上大学。
初春三月，郭沫若老人那篇“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的《科学的春天》使我们很多同学立刻成为朗诵爱好者。
从报纸上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当然，它的重大意义，是后来很多年才逐渐感悟到的。
1979年
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的一年。
那一年，开始糊里糊涂和很多大人一起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课，并且可以用英语笨拙地说话了。
看日本电影《追捕》，电影院里拥挤程度很象春运时的火车车厢。
记得在那一年基诺族被正式确定为一个少数民族，56个民族的说法从此开始，后来才有了“56个民族56枝花，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的歌声。
1980年
第一次读到《第二次握手》，并且是第一次为爱情（当然是别人的爱情）而泪流满面。第一次兴奋地见到西服，喇叭裤以及很多穿着这类衣服提着录音机放着流行歌曲的人；第一次很陶醉地哼唱一首歌《军港之夜》
那一年，能戴上“军帽”是一件很神气的事情，当然抢“军帽”的事在校园周围时有发生。那一年家里开始有了一部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并且见到了赵忠祥老师等老一辈无产阶级电视播音员。那一年从报纸上看到一位叫彭加木的科学家在罗布泊失踪，后来一直想查询当时天气的确切情况，从天气的角度解读这个谜。
1981年
中国开始有了电视天气预报，但我无论怎样如何努力都找不到那时关于它的任何记忆。
那一年，偶然听说国外发现一种怪病，叫爱滋病（当时也叫爱之病），但当时觉得这种病非常遥远。那一年画家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深深镌刻在我的脑中，以后很多年里每到农村，很多老人都能让我想到这幅油画。
在学校里，这一年春天开始搞“五讲四美”活动，但那九项内容到底是什么已经完全忘记了。
那一年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实现“囊括”，一套七枚的纪念邮票就此发行，第一次有机会端详那些奖杯的样子。初冬时节，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20多年过去了，那届世界杯上中国队每一场每一局的比分还都清晰地记得。
上篇：关于天气预报我眼中的历史（2）/宋英杰
1982年
第一次看到世界杯足球赛，于是熟悉了普拉蒂尼、鲁梅尼格、苏格拉底、洛科、罗西等熠熠生辉的球星。
意大利和联邦德国队的决赛，是第一次全家人凌晨起来看电视直播。
在学校里有了台湾校园歌曲；看《牧马人》和《少林寺》老师组织写电影观后感和作文比赛。
那一年听到全国人民总数突破10亿，听到《民事诉讼法》试行，但当时完全不知道诉讼是什么。那一年，第一次通过电视了解一场战争——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马尔维纳斯之战。
1983年
那一年通过电视我们在感动中认识了张海迪，在惊愕中知道了星球大战计划。那一年布票取消了，票据成为我的一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