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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里没有关于电视天气预报的任何画面。
1982年
新买的录音机成为我的最爱，那年我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歌，并且录了下来，自己用笔边听边记歌词，“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被我记成了“走在向前的小路上，魔鬼和老牛是我同伴”心里很纳闷他为什么要和魔鬼一起走。那一年爆炸式的发型、蛤蟆镜、象裙子一样宽的喇叭裤，在我们眼里是标准的流氓小阿飞打扮。
电影院放映了《少林寺》，和李连杰一起名声大震的还有嵩山少林寺。报纸上经常报道有学生偷偷拿了家里的钱去投奔少林寺学武。电影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
1983年
张海迪成为我们的学习榜样。最近在电视里还曾见到过她，惊讶于时间并没有改变她的容颜，和那时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几乎没什么变化，只是她化了淡淡的口红更象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榜样。
严打开始了，我的家乡邵阳一个火车到这里就到头了的地方成为严打重点城市。那时出了个叫刘志高的十恶不赦的流氓头子，走在街上看到了关于枪毙他和他的同伙的布告，白底黑字，名字都用红勾勾上了。
那一年我考初中，考试的时候我在草稿纸上写下了“不要粗心大意，仔细检查”。满分各100分的语文、数学一共得了193分，我考上了重点中学，但同时初中的数学让我对学习失去了信心。
1984年
从不主动关心周围大事的我，如果不是要考“时事”，我根本不知道许海峰这个名字。
那时班里坐在后排的高个子女生开始偷偷的在课桌里看琼瑶的小说，女孩子纷纷留起了披肩长发，形容一个东西总是“好好哦”。我也看了，并且学会了“飘逸”这个词，用来形容气质超凡脱俗的女孩子。
那时我写作文常常套话连篇，也从不读诗，所以看了宋英杰写的文章，我才知道那年还流行北岛舒婷。
1985年
我用家里的录音机给自己录制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大致内容是语文课文的朗诵和诗歌朗诵，自己报幕自己表演，还录下了掌声。后来妈妈偶尔听到以为是收音机里的节目，然后发现我除了唱歌，普通话也不错，为我以后成为主持人打下了伏笔。
1986年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开始播出，当时觉得里面的女演员简直是漂亮极了，买了一套十二金钗演员的明信片保存了起来。把电视报上刊登的《红楼梦》插曲剪下来贴在歌本上，每一首我都会唱。
我第一次登上了舞台，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上唱了《敢问路在何方》，手在抖腿也在抖还好声音没抖，爱好文艺的我沮丧的发现我是如此怯场。
夏令时让我感到神奇，全国人民把表拨快一小时，好象把时间偷走了。
1987年
大兴安岭着火了。电视里费翔扭动着高挑的身躯充满激情的唱着《冬天里的一把火》。
1988年
家里突然买了好多大米和布，据说物价要上涨全国人们大抢购。人们蜂拥向海南去淘金，海南在我们的印象里变得和深圳一样。
1989年
我考上了邵阳电视台业余节目主持人 培训结束时我当众脱稿念了一段我已经倒背如流的新闻，第一次心跳是那样的平稳，从此不再怯场。
1990年
通过电视观看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183枚金牌的优良成绩让国人振奋。同时亚运村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有钱人集中的地方。
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话，人们开始变得浮躁。
小虎队是我们接触的第一个青春组合。
我高考落榜了，妈妈给我办了待业青年证。
1991年
我考上了大学，来到了阳光充足的北京，为自己美好的未来憧憬。
三毛说生命真是美丽，让我们珍惜每一个生命朝阳再起的明天。但是她放弃了明天，三毛自杀了。
同年兴起了希望工程，要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一个未来。
1992年
人们开始下海， 周围有少数人拿起了砖头一样笨重的大哥大，一副炫耀的样子。大款和小密之类的称谓同时流行。
麦当劳在我的印象里是非常有钱的人去的地方，如今的麦当劳是中学生们集体做功课玩耍的地方。
1993年
中国首次申奥，那晚在朋友家里看现场直播，当萨马兰奇说要感谢北京时，许多听到北京这个词的人都狂呼了起来，接着听到了悉尼，一片沉默。
宋英杰从电视里蹦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关注过天气预报，后来看过以前他的照片，瘦瘦的白净书生。
1994年
《北京人在纽约》成为我们谈论的话题，并且记住了那个演阿春的王姬
这一年北京禁放烟花，但是在我的家乡除夕之夜仍然是火树银花。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在抱怨没有鞭炮的新年根本不象新年，但是从意外伤害与火灾的下降数据来看这项决定还是明智的。
《校园民谣》首次发行，我担任了发布会的主持人。从此我们记住了老狼、高晓松，学校里在传唱“同桌的你”。那年我们常在学校的青草地弹唱。
1995年
突然冒出了个为消费者呐喊的王海，从没看清过他的模样，因为他总是带着墨镜。
我被天气预报节目挑中，才知道还有这么个节目。第一次做天气预报遇上了热带风暴，那天我做了20遍。
9月，张爱玲死于洛杉矶公寓，死得非常寂寞。她曾经是那样的绚烂，告诉我们“成名要趁早”。
1996年
我看了《大话西游》，没想到里面的台词一两年后改变了年轻人说话的方式。
那一年还流行一本《中国人可以说不》，后来冒出了一堆“说不”。
1997年
伟人邓小平走了，举国哀悼。分离了一个世纪的香港回归了，万民欢庆。
我在书店里买到了《黄金时代》，挑灯夜读，沉迷在那个叫王二的黄金岁月里，却听到作者王小波某个深夜倒在了他的书桌前，是那样的年轻。
代表未来的《数字化生存》和怀念过去的《老照片》同时热卖。人们在对未来的迷茫中从过去的旧东西里寻找安慰。
当很多人把“你吃了吗”改成“你上网了吗”的时候，我还在用笔给远方的朋友写信，不过我有了人生的第一个手机。
这一年对我来说最大的事情就是我结婚了。
1998年
我参加了春节联欢晚会，当零点钟声敲响时我在晚会现场为大家预报新年的天气，那是唯一一个没有和家人一起过的除夕夜，整个除夕夜我都在演播室外不停的念叨我要说的台词，生怕直播的时候打磕巴。
长江流域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水，远在北京的我们揪心的报着每一场落在长江一带的雨。听到最多的是人民军队是我们的钢铁长城。
和洪水一样泛滥的还有“隐私”，书滩上摆满了安顿的《绝对隐私》，后来又有各种姓安的写的各种隐私，克林顿的隐私也被公布在因特网上，这个世界没有秘密。
那一年我为《泰坦尼克》泪流满面，《我心依旧》成为诠释爱情的经典曲目。女孩们全都红肿着眼睛问男朋友“如果我们沉船了你会怎么做”。
那一年我每个星期天必看胡瓜的《非常男女》，被胡瓜和高怡平的幽默逗得乐不可支。后来发现“非常”变成了流行词，连可乐也“非常”了，同样流行的还有刘欢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总会想到这句歌词。
那一年的电视上还有陈美用肢体语言告诉我们原来小提琴还可以这样演奏，结果在她之后冒出一堆穿着性感吊带短裙的美女们演奏二胡、琵琶、笛子。那些或哀怨或清亮的古老乐器全都“狂野”了。
98年让我应接不暇。
1999年
尽管444年前诺·查丹玛斯对1999年诅咒般的预言为世纪末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仍然热热闹闹的生活着。
医疗制度要改革了，据开了一堆药回来的婆婆说医院里挤满了人，有病的没病的都开了好几年才能用完的药，赶着公费医疗的末班车。对我来说丝毫没有影响，工作这么多年从没报销过，不是因为有钱，是不喜欢算计着生活，太累。
代币购物券的取消又让老百姓一窝蜂把商场挤得爆满，大车小车、摩肩接踵，人们利用最后时刻疯狂的花着购物券。
福利分房要取消了，男男女女们相爱的不相爱的都赶着结婚，做最后一批享受福利分房的人。不过我这个1997年就结婚的人直到今天都没分上房子，但我们结婚是因为爱，不知道那些为了房子结婚的人都如愿否。
年末人们开始为去哪里看新千年的阳光议论纷纷，杂志报纸上纷纷刊登各种名人打算怎么过千年的说法。好象不少人要到国外或者太平洋的小岛上守着看阳光。我们在电视里忙着为大家预报哪里会是晴天。
这个1999年真是沸沸扬扬。
2000年
和寒流同音的韩流席卷中国，大街上的青年人都穿着肥肥的拖到地上的裤子，肥肥的体恤。各种颜色的头发遮住半边脸。女孩子涂着黑黑的口红象中了毒。韩国的电影、韩国的组合。“哈韩一族”的说法让“哈”变成了一个动词。
2001年
这一年值得高兴的事情太多了，中国加入世贸、得到奥运申办权、世界杯也出线了，和宋英杰不同的是我参加了每场欢庆的游行。
12月7号，当北京下起那场让全城交通陷入瘫痪的小雪时，我在窗帘紧闭的家里玩电脑，丝毫没有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