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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将《围城》中的比喻摘出来，作一种统计学上的考察，这类由男女之事取喻的例子，怕也不会少。
《红楼梦》里有意淫之说，那是第三者的宏伟蓝图，比手淫便捷而不实用。钱先生取喻多涉男女之事，可说是“喻淫”了。只是这喻淫较之彼意淫，要艺术得多，也高尚得多，可说是一种雅淫。盖因男女之事，是世间最平常之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由此取喻，最能为人理解。文字典雅而内里涉俗，又由极俗而体味出极深的意蕴，正是取喻的精义。
然而，行文中述及男女之事，也如同猴儿从火中取栗，稍一不慎，便会烫着自家的手指头。正惟其有这种危险，烫与不烫也就看出了技艺的高低。钱先生的高超处在于，他从男女之事取喻，只让你感受到作者的聪敏机警，却绝然不会想到龌龊。这一点，对当今的文学创作或许不无小小的启发。再往开里说，联系钱先生少年时的“顽劣”，如与堂弟锺韩在隔扇上刻“刺宝宝处”等，还可看出这位大学者品格中最富人性，也最为明丽的一面，不知众多的钱学家以为然否？
钱锺书的赞语
钱锺书赞人，语多夸饰。早就想写这么一篇小文章，正好来了个引子。
今天看到《中华读书报》上有篇《钱锺书称赏最甚的人》，作者说以他所知，钱先生称赏最甚的人，是广州的李汝伦先生。证据是《随笔》某期曾发表过李先生的一篇文章，钱先生读后甚感佩服，在给该刊主编黄伟经的信中说，“李君文章光芒万丈，有‘笔尖儿横扫千人军’之概。李君饱经折磨，而意气仍可以辟易万夫，真可惊可佩。”后来钱先生在与李汝伦的通信中又说：“胸中泾渭分明，笔下风雷振荡，才气之盛，少年人所不逮，极佩。”
作者还说，这档子事他的朋友一直不许外传，更不轻易示人，他认为这么大的事有必要公诸同好，就管不了许多了。此文刊出后，还要准备电话中接受他的朋友的埋怨呢。（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九日《中华读书报》第三版）
此文作者马斗全先生，是我的同乡，也是同校同系的校友，不过我早他十多年离校罢了。这几年马先生的文章车载斗量，风行天下，我是极为钦佩的。看了这篇文章，却不免生智者千虑之叹。
先得说清，能得到钱先生的赞赏，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这不光因为钱先生是当今的“文化昆仑”、“博学鸿儒”，还因为钱先生素有出语刻薄的“恶名”，你想嘛，一个连吴宓这样的老师都不放在眼里的人，能看得起谁呢？这样的人忽然有一天对某人表示“极佩”，此某人该是何等了得。文中为了坐实“称赏最甚”四字，还给钱先生添了一个“莫须有”的品质，说钱先生“对文化界一些人士的评论，如他治学一样，极为严谨负责，从不轻易称赏什么人，更不廉价地送人以溢美之辞，为文化界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且不说年轻时和年老时不一样，写信和写小说不一样，就算确有其事，确有其言，怎么可以当真呢？
从学识上说，钱先生是这个是那个，从时代上还得说钱先生是个旧文化人，至少也是旧文化人习染比较重些。这些人，有一套他们惯用的语码，听的人得“听话听音”。最明显的例子该是，有人把你介绍给他们时，大都会说“久仰久仰”，这就得你自己掂量了：真是个名闻遐迩的主儿，尽可坦然受之；若不是，断不可以为他对你情有独钟。老辈人赞人原本就语多夸饰，钱先生比别人更甚些，或许是他的名声太大了，我们觉得更甚些。
像这类动不动就“可惊可佩”的信，钱先生在世时，不知写过多少封。手边有本《记钱锺书先生》（大连出版社出版，范旭仑等编），内中有篇《钱锺书书札书抄》，随手摘录几则看看。
给罗家伦的信中说：“喷珠漱玉之诗，脱兔惊鸿之字，昔闻双绝，今斯见之。”罗家伦的诗和字真的就这么好吗？可罗是他的校长，不这么说你叫他说什么？
给孔凡礼的信中说：“先生年龄既少，钻研复力，故所垂问，皆有根有柢，叹佩之至。”对一个年轻人，钱真的就佩服到“至”的程度吗？
下面四句赞语，是从四封信里摘出的，请猜猜是给何许人的：
“交臂失英雄，亦因足下善刀而藏，真人不露相，凡夫俗眼，遂不能识瑰宝耳。”
“奉读来书，极佩深思好学，旁通汇贯。”
“前承惠寄大译……仅浏览一过，流畅可喜，殊徵功力。”
“得信并法绘，没想到你那么多才多艺！”
打死你也猜不出来的。告诉你吧，这是称赞一位叫何新的年轻人的。
是不是钱先生真的不负责任，就这样随意夸赞他人呢？不是这样。这只是个礼数，该说什么他还是要说的。比如赞何新的第一条，何来信中可能想要钱先生一本书，钱先生说他新出的书“为友好索尽，未由呈献通人，尤所疚憾”。只看字面，自己的著作不能呈献给通人指点，你以为他会难受得要哭吧？错了，他只是要说“不给”，至少也是这次给不成了。再如赞何新的第四条，何的来信中似乎要以钱的某书为题写文章，钱说：“你可写文章的题目很多，何必用拙著呢？”等于明说“我的著作不用你评”。
像这样的礼数，还可以举出一些。过去的时代，教师给学生的信中多称学生为兄，比如鲁迅与许广平相恋前，给许的信里就称许为兄，绝不是鲁迅早就心怀叵测，要先在辈分上拉平从而恋爱之。闻一多信中称陈梦家为兄，陈是闻的学生，不知轻重回信自称弟，闻大为恼火。叶圣陶先生晚年送客，总要送到门外且深深鞠一躬，据受过此礼的人说约九十度，你若遇上了，千万别以为这一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最有趣的该是梅兰芳了，他是京剧大师，请他看戏想得到赞评的人特别多，据说梅先生看了别人的戏总要赞一声“不容易”，你可以理解为演得这么好不容易，也可以理解为演得这么差也敢演真不容易。
开个玩笑吧，以后文化人之间不妨流通这么一个词儿，叫“钱赞”（例如“我得到了一个钱赞”），或是这么一句歇后语：“钱锺书称赞——不可当真”。
反叛了的“钱迷”
一九九八年的文坛，似乎平平淡淡没什么新花样儿，不像一九九七年那样，从年初就闹起的“马桥事件”，到年底都完不了。那是你不细心。细心的人们仍可发现，在这平静之中，还是有几个热点的。一是对知青作家文学品质的指摘，一是“钱迷”的反叛。这里只说后一个。
几年前的“钱锺书热”就不太正常。道理很简单，既然钱学那么高深，就不应当热得那么俗，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钱迷”。几乎可以说，当年过火的热闹，便预伏下今天“钱迷”的反叛。
六月十七日，北京的《中华读书报》刊出范旭仑、李洪岩联合署名的长文，题为《杨绛一文指疑》，其中指出，杨绛说钱锺书怎样敬重吴宓是没有的事，反而钱锺书当年那句有名的刻薄话，即“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却不难坐实。
六月十八日，广州的《读书人报》上刊出范旭仑的文章，题为《立传要对传主负责》，表面看是批评新近出版的《杨绛评传》（孔茂庆著），实则是批评杨绛本人。
比如对书中所说，杨绛“一九三二年春东吴大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作者认为杨绛并未在东吴大学毕业，不过是这年春天学校因风潮停课，北上清华大学借读，并没有考取什么研究院。
这样的材料，一般不会是作者编造的，大都有明确的出处。果然，一查就查出来了，在《杨绛小传》上，载《杨绛作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第三卷第432页。根据全书的体例，这篇文章当是杨先生自己的作品。至于考入的时间，《杨绛小传》说是一九三二年秋，又在别处说是一九三三年秋，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第256页。除非老糊涂了，世上哪有自己弄不清自己的最高学历是哪年开始的？不说哪一年了，作者说他翻遍《清华大学史料选编》，都没有“杨季康”（杨绛本名）三个字。“研究院新生名单”一九三二年度外国语文研究所只有一人，就是赵萝蕤。
这里我插一句，范先生的话不很严密。据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第二页上说，“惟一的同班同学是田德望学长，与他同窗是我在清华三年中的最大收获之一。”可知一九三二年外文所还有一个学生，只是亦非原名杨季康的杨绛先生。
说一个著名学者在学历上造假，这是很重的。
范旭仑和李洪岩，都是铁杆儿的“钱迷”。范、李二人合编过《钱锺书评论》，两人在书中曾说：“我俩做钱迷，迷龄都快二十年啦。”
然而，无情的现实，曾给过“钱迷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记得就在去年某月的《光明日报》上，赫然刊出范旭仑、牟晓明二人的道歉启事，说他们未经钱先生的允许，编辑出版《记钱锺书先生》怎样的不对，并特意说明，书中所收《杨绛笺证稿》一文割裂了杨先生的作品怎样的不妥。
我当时看了，既惊讶又不以为然。这样的启事，若是钱锺书与杨绛两先生不追究，是没人追究的。
年轻人的做法，即便有什么不妥，也绝不是出于恶意，他们实在是太热爱钱先生和钱先生的作品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私心的话，顶多不过是想在众多的“钱迷”中占据一个较高的地位，将来若成立钱迷协会，弄个副会长或是秘书长当当，不过是揽个跑腿的差事罢了。更高的职务比如会长，肯定是请德高望重的人物担任。这样的热心人受到被热爱者这样的惩罚，实在太让人寒心了。
对于钱先生的学问，我没做过研究（《管锥编》仅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