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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年代中期进行了地方政权机构的改革，贯彻了自治体制。
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６日联邦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市和区（公社）的组织通则》，决定把市和区（公社）的地域扩大，加强地方自治，使各区（公社）
能更加独立自主地发展生产力，满足居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当时把４０５２个区合并成１４７９个新区，１９５７年又进一步合并成１１９３个区。
南斯拉夫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经过长期紧张、对抗和冲突之后，１９５３年起开始松动和好转。
３月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苏南双方开始接触和商谈恢复两国正常关系的问题。
６月双方同意互派大使，接着东欧国家也和南恢复了正常关系。１９５５年５月２６日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他对１９４８年的情报局事件表示遗憾，说当时指控南领导人的材料都是“人民的敌人和帝国主义代理人所捏造的”。
６月２日两国领导人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
《宣言》确认了两国关系和国际关系的下列原则：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相互平等、和平共处、不干涉内政；发展双边经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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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国际经济合作；停止一切散布不信任的宣传和虚伪报道；谴责一切侵略以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霸权；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战争危险。
１９５６年４月情报局解散。
６月铁托率代表团访问苏联，与苏联领导人签署了两党联合宣言。宣言强调，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相同，任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倾向都是不能容许的”。
宣言规定，两党的合作“应以完全自愿和平等为基础，以善意的批评和就有争议的问题同志式交换意见为基础”。
当时南斯拉夫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有很大发展，南获得了许多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
这个时期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结盟政策逐渐酝酿和演变为不结盟政策。情报局事件后，南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结盟关系破裂。
在日益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南除了寻求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外，在１９５３年２月与希腊和土耳其签订了为期５年的友好合作条约，１９５４年８月三国又签订了同盟、政治合作和互助条约，正式建立了同盟关系。但不久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变化，这种同盟关系逐渐失去意义。
当时在国际上一方面两大阵营对立和进行冷战，另一方面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新兴国家相继独立。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南斯拉夫逐渐形成不结盟的思想，宣传和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１９５４年４月中印两国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南斯拉夫十分赞赏，铁托曾表示南积极支持这些处理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１９５４年１２月铁托在印度国会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出积极共处的外交方针。南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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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１９５５年万隆会议的成就，认为万隆精神十项原则与南主张完全一致。
１９５６年铁托和纳赛尔会谈后，提出不与集团结盟的主张，这是关于不结盟概念的最早提法。
同年７月铁托、尼赫鲁和纳赛尔签署《布里俄尼声明》，提出积极和平共处和努力团结一切非集团国家的主张。
第三节 社会主义自治理论体系的完成和在实践中的贯彻
１９５６年２月苏共召开了第２０次代表大会，会上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和违反法制现象。
会后为３０年代遭到清洗的一大批南斯拉夫著名的革命者恢复了名誉。
在苏共２０大的影响下，１９５６年夏季发生了波匈事件。
南共联盟对波兰事件的顺利和平解决表示赞赏，对匈牙利事件发展成武装流血冲突表示忧虑，对南斯拉夫被指责为挑动匈牙利骚乱表示愤慨。
南认为苏联第一次武装干涉是不必要的，第二次干涉是“不得已的坏事”
，因为当时有发生国内战争和断送社会主义的危险。
事后南驻匈使馆接受纳吉等人避难，使得南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趋于冷淡。总之，对波匈事件的态度和立场上的分歧，给刚刚改善的南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南共联盟派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４０周年庆祝活动。南共联盟代表团参加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并在《和平宣言》上签字，但未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并拒绝接受《莫斯科宣言》，认为宣言的某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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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与南共联盟的观点不一致。南认为各国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和特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因此不接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
；南坚持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不愿回到“社会主义阵营”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南承认苏联作为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负有重大的责任，但苏联不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仲裁者，不能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外交进行干预；南赞同各国共产党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换意见，但应允许保留各自的观点，南反对情报局之类的合作形式；南不同意把“修正主义”当作国际共运的主要危险，况且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中包含着对南自治道路的影射攻击。莫斯科会议后，南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中产生了新的芥蒂和嫌隙。
在南国内，自治制度继续向前推进。
５０年代中期，自治从工厂扩大到商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业。工人委员会已成为管理经济的普遍的组织形式。
１９５７年６月在《工人委员会法》通过７周年之际，举行了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以推动自治的发展。大会要求扩大企业的自治权，改变企业收入的形成和分配方式，更客观和更长期地规定企业对社会的义务，发展工人直接参加管理的形式。
１９５８年１月在斯洛文尼亚的特尔博夫列煤矿，４００名矿工因煤价低下、生产费用上升、个人收入减少而举行罢工，基层工会和共盟组织与工人站在一起。这是战后南斯拉夫发生的首次罢工。罢工坚持了三天，经过谈判，共和国领导答应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罢工结束。
针对这一情况，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在１９５８年２月专门开会分析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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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在致全党各级组织和领导机构的信中，号召它们加强责任心和纪律性，关心劳动群众的切身需要和要求，克服各种消极现象。但从此以后，各地工人的经济罢工仍时有发生，６０年代后半期起在科索沃少数民方地区还发生了政治罢工。
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２～２６日在卢布尔雅那举行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拒绝派代表团参加。
代表大会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是南共联盟新纲领。纲领在系统地总结国际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地阐述了南共联盟的政治战略，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纲领公布后遭到各国共产党的严厉批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浪潮。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说南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１９５７年宣言相对抗”
，“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一时乌云翻滚，形势险恶，南再次面临情报局事件后的局面。但南顶住压力，坚定地循着社会主义自治的道路前进。
１９６１年３月联邦国民议会通过法律，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确认了劳动集体在收入分配上的自主权。劳动集体在完成了上缴义务和提取了储备基金后，可以自主地决定把纯收入分为积累、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的比例。改革后出现了个人收入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积累率下降、消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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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增等现象。于是采取了干预措施，设立各级“贯彻纯收入分配条例委员会”来负责审查分配情况，并加强中央国家机关的作用。当时在如何进一步发展自治制度和如何看待行政干预的作用等问题上，在学术界和党内曾展开热烈的讨论。
随着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许多过去受奴役的国家取得了独立，它们大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和中立的政策，反对两大军事集团对峙造成的战争威胁，要求裁军和维护世界和平。
１９６０年在联合国第１５次大会召开之际，铁托、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和恩克鲁玛举行会谈，倡议召开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１９６１年６月在开罗的筹备会议上确定了参加会议的五项条件。
１９６１年９月第一届不结盟国家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有２８个国家参加，包括８亿以上人口和３３００万平方公里土地。
不结盟运动进行的维护和平的活动，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重要因素。南斯拉夫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为它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
第四节１９６３年宪法和南斯拉夫经济建设的成绩
在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的基础上，１９６３年４月７日通过了新宪法，这部宪法被称作“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