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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我登楼有众宾,毛生杨生诗清新。
范生书画有苏意,蜀才皆是同乡人。
之洞还通过乡试,选拔实学之上,以扭转空疏学风。张之洞去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上奏盛赞张之洞当年任四川学政时的实绩:“先是川省僻处西贩,人文未盛,士林之所驰鹜,率不出帖括章句之图。自同治初年该大学士(即之洞——引注)典试西来,始拔取绩学能文之上……以为之倡,士风始为一变”③。清末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蜀学会”发起人、成都国学院院长兼四川通志局总纂宋育仁(1857—1931)即经之洞选拔,乃脱颖而出。
成都原有锦江书院,但规模狭小,不足以容多士。之洞遂商之于四川总督吴棠,创建尊经书院,克期兴工,于光绪元年(1875年)春建成,”择郡县高材生肄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①,又“捐俸置四部书数千卷,起尊经阁度之”②。他手订《创建尊经书院记》,详陈“建置书院之本义与学术教条之大端”共十八条,并拨冗亲临书院讲学。十余年的科场经历加上十年的学官生涯,使之洞对于中国传统教育体味颇深。他于四川学政任内,撰成《辅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意在为后学指点迷津。輶轩,指使臣所乘之车。汉人扬雄有《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文,之洞因其意与自己以学政使蜀有合,乃命其书日《輶轩语》③。该书语行、语学、语文,“深者为高材生劝勉,浅者为学僮告戒,要皆审切时势,分析条理,明白易行,不为大言空论”④。
为使诸生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不致迷罔眩惑”⑤,之洞又撰《书目答问》一书,“意在开扩见闻一,指示门径二,分别良楛三,其去取分类,及偶加记注,颇有深意,非仅止开一书单也。”⑥《书目答问》举书二千余部,“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⑦,素为学人所推重。唐夫人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病卒后,之洞于光绪二年(1876年),继娶龙安知府王祖源之女、王繁荣之妹为妇。王夫人贤而有才,待字之年,曾在京与之洞比舍而居,相互有所了解。结为夫妻,感情更洽。无奈天不假年,三年后,王夫人卒,留下一女準。光绪二年(1876年)底,之洞四川学政任满,于次年返京,充文渊阁校理,结束十年学官生涯。
③该书所蕴诸多教育思想,学术思想,拟于下编专论,此处从略。又该书有缪荃荪草撰一说,但证据似嫌不足。即便为缪草撰,但该书经张之洞笔削订定,并以己名刊印问世,则此书表达张之思想应为无疑。
④《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
⑤《书目答问》略例。
⑥胡编《年谱》卷一。
⑦《书目答问》略例。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九日。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④许编《年谱》,卷一。
⑤许编《年谱》,卷一。
①《与许仙屏书》,转见胡编《年谱》卷一。
②《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
③《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
④许编《年谱》卷一。
①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张文襄逸事》,上海世界书局,1923年版。
②《张文襄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王廉生》。
②胡编《年谱》卷一。
③许编《年谱》卷一。
④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之洞尝称杨锐“才英迈而品清洁,不染蜀人习气。颖悟好学,文章雅赡”,为“蜀士一时之秀”(《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致谭叔裕》)。二十年后,杨锐以”戊戌六君子”之一而身陷囹圄,之洞为之多方奔走,营救未果,深为痛心。
②许编《年谱》卷一。
③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赵尔巽:《张文襄公荣哀录》卷一。
②许编《年谱》卷一。
第二节 入党清流
清季京师活跃着一班以清高博雅自重,以指弹时政为任的士大夫。这些人大多有声望地位而无实权实责,每每上书谏事,直言无忌,颇令权臣不悦,间或也使皇上及两宫太后下不来台。时人称之为”清流党”。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人,并无实际组织,不过是若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儒雅狷介之士的松散联合。之洞曾论道:“清流势太盛然后有党祸。今也不然,偶有补救互相角立而已。”①这些人能在晚清政坛上成一番气候,并非偶然。同、光之际,清廷为显示“中兴”气象,“方锐意求治,诏询吏治民生用人行政”②,需要些许敢于犯颜直谏者为其点缀。更重要的是,此时正值洋务运动的鼎盛期,廷枢奕䜣,疆臣左宗棠(1812—1885)、李鸿章等权柄在握,声望日上。富于机诈的慈禧太后既要借重奕、左、李等,以“洋务”充实清廷的经济、军事实力,又担心“内轻外重”,尾大不掉,权势旁落,便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手法,利用清流党人,以牵制炙手可热的洋务大吏。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按党人籍贯划分又有南、北之别。从时间上看,以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为界,北清流活跃于前,南清流崛起于后,所以又有前、后清流之说。
北清流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魁首。李鸿藻(182O—1897),直隶高阳人,字寄云,号兰孙。咸丰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帝特诏为皇太子载淳师傅。同治三年(1864年)擢内阁学士。历任户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等职。他性格耿直不阿,曾联合恭亲王等十大臣联名上奏。以“不应虚糜帮猾,为此不急之务”为由,力阻重修圆明园。“始终执争,事竟得止”①。李鸿藻又以“孝”著称。其母去世。他不顾慈禧再二饬令,反复陈请,甚至托病不出,坚持开缺回籍守制,慈禧执拗不过,只得允准。更有甚者,当慈禧之母去世,群臣凭吊,独李不往,时论哗然,慈禧竟也无可奈何。鸿藻以“耿”、“孝”闻名,许多北方籍京官,如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便聚集于其周围,人称”北清流”。张之洞于光绪二年(1876年)由川返京后,也加入他们的圈子。
南清流先后以军机大臣沈桂芬(1818—1881)、户部尚书翁同龢(1830—1904)为宗主,盛昱、王仁堪及稍后的志锐、文廷式、黄绍箕、丁立钩、张謇等为其骨干,一直延续到清末,成为“帝党”中坚。
南北清流因畛域、意气之见,常相互攻讦,但亦有诸多共识,如维护国权,力御外侮,改革弊端,政主清廉等等。尤其是在反对“洋务”方面,更趋一致。他们“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①,对于洋务派的对外妥协政策,更是猛烈抨击,“一时尊王攘夷之论,靡漫于全国”②。
张之洞在洋务运动大兴之时,脐身倾向保守的清流派,并成为其中的健将,有其经历、学识、性格等多方面原因。
之洞出身于世宦之家,从小接受的是严格的儒家教育,科举仕途的一帆风顺,更令他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宗儒术笃信不疑。他国学根底深厚,兼综汉、宋,对于传统文化,眷念情深。加上他青少年时代就学于贵州、直隶,为学政时出使湖北、四川,均为西方新学影响尚未深入的内地闭塞之区。甫届不惑之年的之洞,思想还禁锢于中古领地。在性格、作风方面则继承先辈的清廉耿直之风。其祖上即有为官廉惠声名,幼年时,父亲曾以“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③勖之。之洞为官多年,也的确做到克己自爱,廉洁奉公。在四川学政任上,“于例得参费银二万两辞而不受”④。离任时竟无钱治装,“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⑤。物质境遇的窘迫,激励之洞高远的抱负和耿直的性情,他屡屡以诗言志:
当代功名同气盛,蹉跎莫待鬓如丝。
⑥皓皓不受浊流滓,怀沙惜誓将毋同,
我本海滨士,独衔幽愤希高踪,
坐对天池一长啸,枯桑械械生天风,
王伦不斩秦竟帝,吾舍二子将安从。①
白日有覆盆,刳肝诉九阍,
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独衔幽愤”的情致,“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的直谏勇气,使之洞具备了清流的基本性格。他还在诗中抒发一匡天下的雄心与未获重用的悲苦:
湛思究理乱,搤腕规匡扶,
稠人广如海,欲语气类孤。
③从来朋友云龙契,亦等君臣石水知。
处默固应浑众独,希声何用计成亏。
此类诗篇活画出一位孤高自许而又经世心切的士子的魂灵神态。张之洞迈人清流行列的思想情感基础已经奠定。
在个人交往方面,早在外放四川学政之前,之洞便与清流中人潘祖荫、李慈铭、陈宝琛、王懿荣等过从甚密。他曾发起觞客于龙树寺,“时雨乍晴,青芦瑟瑟,纵论古今,竟日流连”,“此咸、同以来,朝官名宿第一次大会也。”①去四川学政返京后,之洞又与北清流骨干张佩纶结识,相互引为同调,遂入北清流圈,渐为中坚。当时京师士人“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他们“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②,一人言事,众口相帮,互为声援,形成一股势力,颇能左右朝中舆论。京师士人对他们甚为景仰,以至爱屋及乌的地步,如张佩纶“喜著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光绪三年(1877年)至光绪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