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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专制还是民主共和，是涉及国体、政体的根本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坚定的卫道立场，在《劝学篇》问世不久，即遭到维新派理论家的猛烈抨击。何启、胡礼垣指出：“终足以阻新政之行者，莫若《劝学篇》，尤莫若《劝学篇·正权》一首”。他们以近十倍于《劝学篇·正权》本身的篇幅，写出“《正权》篇辩”，并改变原书次序，将“《正权》篇辩”置于《〈劝学篇〉书后》的压轴地位，给予《正权》以逐句逐段的批驳，并针锋相对地揭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的旗帜：“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此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古今不易，遐迩无殊”。“夫中国之所以不能雄强，华民之所以无业可安，朝廷之所以不能维系，愚民之所以喜，乱民所以作，纪纲所以不行，大乱所以四起，市镇所以劫掠，教堂所以焚毁，如篇内所举数者，皆惟中国之民失其权之故”。①何启、胡礼垣的批评，切中《劝学篇》的要枢。《〈劝学篇〉书后》刊行后三年，之洞于此仍耿耿于怀，诅咒该书“宗旨专助康梁，其尤力驳者《教忠》、《明纲》、《正权》、《宗经》数篇，谓鄙人《教忠》篇称述本朝十五仁政条条皆非，痛诋国家，改为十五不仁，一也。谓君臣父子三纲之说为非古，二也。谓只当有民权，不当有君权，三也。谓中国经书不当做，四也。此人此书，可谓丧心病狂无忌惮。”②张之洞的“卫道”；于政治设施方面，突出表现为极力阻止实行议会制度。这在清末，无论就政治思想还是政治实践而言，都是保守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十九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的商品、鸦片、坚船利炮的涌入，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在旷古未遇的内忧外患的双重袭击下，沿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风雨飘摇，有识之士寻求变革政治制度的努力也逐渐突破固有轨范，其近代色彩日渐昭彰。如果说，鸦片战争前龚自珍的“更法”说仍然是旧制之内的“自改革”，鸦片战争后魏源、徐继畲对美国、瑞士的民主政治的评介，还只是一种对“西土桃花源”的称赏，而并无采纳、实施的意向，那么，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开始力倡设议院，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得风气之先的郑观应1875年提出“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①。后来，郑观应又在《盛世危言》中明确主张议会制度，他说：
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他认定议会制度可以焕发出中国巨大的潜力：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
郑观应关于政治改革的结论是：“盖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此其说谁能行之，其惟泰西之议院。”①王韬与郑观应有类似见解，他在七十年代未倡言设立议院，实现”君民共治”，“上下相通”②。他盛赞“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之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③十九世纪下半叶，羡慕英国议会政治的，不仅有在野的思想家，当权的洋务大吏也不乏其人。曾多次出使欧洲的郭嵩焘在所著《使西纪程》中指出，学习西洋不能限于坚船利炮，更重要的是师其制度，否则，“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郭嵩焘在日记中赞扬英国议院是该国“所以持久而国势盖张者”④。曾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的崔国因则是直接向清廷建议设立议院的第一人。他于光绪九年（1883）年奏称，“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也。”曾任两广总督，并与张之洞在广东共事的张树声，于光绪十年（1884）年10月病逝前夕，口授《遗折》，强调非变法不足以挽救国势危亡，而变法又以立宪为本。作为经办多年洋务的封疆大吏，张树声意识到，西洋列国强盛之源，并非仅仅在于坚船利炮，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
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张树声对洋务运动割裂体用，拒绝政治变革，只谋求器用更新的偏颇所作的批评，虽然所论不详，却已触及到问题的要害，实开严复等人抨击洋务运动的言论之先河。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设议院、倡立宪的呼声日高，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健将力倡”设议院以通下情”，认为“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戊戌变法前夕，张之洞在兴学堂、变科举等新政举措方面，与维新派颇多共识，然而，在行宪政、设议院这类问题上，却与维新派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中，罗列种种原因，论证议会制不符中国国情，断不可行。足见张之洞对于民主政治的成见之深、戒备之切。如果说，张之洞是中国工业近代化、教育近代化的有力推动者，那么，在政治变革方面，他却是毫不含糊的守旧派，不仅大大落伍于郑观应、严复、康有为，而且与洋务大吏中的开明人物如郭嵩焘、张树声亦大相径庭。
时间推移至二十世纪初，迫于形势，清廷不得不打起“新政”旗号，也开始谈论设议院问题。然而，张之洞仍坚持其反对宪政的主张。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针对朝廷内外“设议院”之说发表己见：“中国民智未开，外国大局茫然，中国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
张之洞反对设立下议院，是他抗拒民权论的表现，而所谓可以“仿行”“上议院”，也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他主张，上议院议员产生，应参考宋之“磨勘”、明之“廷推”之法。宋代寄禄官迁转，须勘验其劳绩，由吏部复查后决定迁转官阶，称“磨勘”。明代任用官员，由大臣推荐、皇帝批准的，叫“廷推”。用遴选官吏之法推举议员，真可谓“桔逾淮而北为枳”，早已变味，何议会民主之有？
张之洞的“卫道”，于学术研讨方面，一是强调存古读经，二是鄙夷泰西哲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科举已废。张之洞以为“中文中学向来义理精深，文词雅奥，新设学堂学生所造太浅，……不免有经籍道熄，纲沦法斁之忧。”①故于湖北设立存古学堂，以存国粹。他在《创立存古学堂折》中称：
中国之圣经贤传，阐明道德，维持世教，开启神智，尊显乡邦，固应与日月齐光，尊奉传习，即列朝子史，事理博赅，各体词章，军国资用，亦皆文化之辅翼，宇宙之精华，岂可听其衰微，渐归泯灭。②另一方面，之洞对于泰西哲学，则持根本排斥态度。他明白申言“不可讲泰西哲学”：
西国哲学流派颇多，大略与战国之名家相近，而又出入佛家经论之间。……盖西学密实已甚，故其聪明好胜之士，别出一途，探赜钩深，课虚鹜远，究其实，世俗所推为精辟之理，中国经传已多有之。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已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假使仅尚空谈，不过无用，若偏宕不返，则大患不可胜言矣。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①张之洞排斥外国哲学，但并不认为中国哲学即可全盘继承，而是有所选择。他在这里说的“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是有特指内涵的。王国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吾谓张尚书之意，岂独对外国哲学为然哉，其对我国之哲学未尝不有戒心焉，故周秦诸子之学皆在所摈弃，而宋儒之理学独限于其道德哲学之范围内研究之。②这就将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