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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第十二。“西法富强，尤很于此。”广筑铁路，不仅可省日力，“一日可治十日之事，官不旷，民不劳，时不失”，而且可开风气，“凡从前一切颓惰之习，自然振起，迂谬耳食之论，自然消释泯绝而不作。”
会通第十三。中学“圣经之奥义”，皆可“通西法之要指。””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批评一概排斥西法者为”自塞”，以西法皆为中学所已有者为“自欺”，以为中西之学无别者为“自扰”。“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豫知”，故对于西学，“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亦应为之。
非弭兵第十四。“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要想立国于世，国际公法不足为恃，惟有富国强兵，方可立于不败之地。故“苟欲弭兵，莫如练兵。”
非攻教第十五。对于传入中国的西方宗教，不应“无故而诟击之”。“要在修政，不在争教”。“但当砥厉学问，激发忠义，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求。国势日强，儒效日章，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张之洞以前的洋务大吏以及改良派思想家，对于学习西方文化，多有论述，但在着意突出文化”开新”的意义，全面系统地阐述其内容、要点方面，张氏《劝学篇》实为集大成之作。
进入二十世纪，当清廷宣布实行”新政”以后，张之洞又进一步强调，”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他在致鹿传麟的电报中说：
去腊变法谕旨（指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以慈禧和光绪名义颁布的“变法诏”——引注），海内欢欣鼓舞，咸谓中国从此有不亡之望矣。人心所以鼓舞者，以谕旨中有采西法补中法及浑化中外之见之语也，并非因整顿除弊居上宽临下简必信必果等语也。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明确提出，若不广采西法，“变法”则文不对题。在致袁世凯、刘坤一的电报中，之洞进而指出：
“今日人材风气，暗多明少，情多勇少，私多公少。若变新法不仿西人，不惟精意全失，恐皮毛亦不能似矣。”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初四日。张之洞上《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申言“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两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提出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十二条整顿中法措施。次日，再上《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内称：
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罗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美洲则来之欧洲，东洋复采之西洋，比如药有经验之方剂，路有熟游之图径，正可相我病症以为服药之重轻，度我筋力以为行程之迟速，盖无有便于此者。
张之洞所提出的采用西法十一条为：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其基本内容类似《劝学篇·外篇》，所不同者，《劝学篇》所论以改革教育为中心，更接近于狭义文化的改革，而此折所论，多从行政立法着眼，更接近于广义文化的改革。
①《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第8页。
②同上，卷十四，第10页。
③《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第39页。
④《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第38页。
⑤《海国图志·序》。
①《左宗棠年谱》第125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②《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未》，卷二十五。
③《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五，《复刘仲良中丞》。
④《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⑤《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①《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①《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五十，致西安鹿尚书。
第三节“物曲虽博取，王制乃常宗”
从清流派到洋务派，张之洞的文化思想经历了由“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的巨大变化。但变中又有不变，这便是张之洞对于传统的纲常名教和社会政治秩序坚定不移的“卫道”立场。他采纳“西学”、“西艺”、“西政”的选择标准，首先在不悖离他认为美轮美奂的传统纲常的“亲亲、尊尊”精神。讲求西学不过是手段，捍卫中学的核心地位才是目的，正所谓”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①他认为：文化“开新”若“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用其诗句来表达，便是：
文轨古自一，皮卉今交通，
胡婴与蕃乐，泪乱安所终，
物曲虽博取，王制乃常宗。②
文化“开新”可以涉及西学、西艺乃至西政的某些内容，但这一切统统不过是“物曲虽博取”，问题的核心仍在“王制乃常宗”。在张之洞文化思想“开新”与“卫道”的二重变奏中，“卫道”自始至终是高声部、主旋律。《劝学篇·内篇》于此有酣畅淋漓的演奏。之洞的“卫道”，不同于颟预迂腐之辈的抱残守缺、泥古不化，而是从保国、保教、保种的现实需求出发，具高屋建瓴之势，启发愤图存之思，既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又富于感召力。《劝学篇》以“同心”启首，正表明之洞的良苦用心。他认为，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他进而论道：
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为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①从一般意义上看，之洞这里所论的国家（国）、民族（种）文化（教）三者之间的“安危与共之义”，确有一定道理。而当十九世纪末叶，中华民族的国、种、教同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猛烈冲击，日见衰败之时，之洞抓住世人瞩目的时代绝大题目起例发凡，尤可见其识见之深，构思之精。
《劝学篇·内篇》以“正人心”为要旨，因而《同心》篇对于直接关乎人心正邪的“圣教”，予以极度褒扬：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
张之洞呼吁在“圣教”的感召之下，“君臣同心，四民同力”，“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这便是他“卫逍”的现实意义所在。
如果说张之洞的“保种”之说——捍卫中华民族的自尊自立地位，从抽象意义言之，无可非议的话，那么他的“保国”、“保教”之说，却颇多漏疵。
张之洞所谓“保国”，实指捍卫清王朝及其政治体制。在《教忠》篇中，之洞不厌其烦，罗列堆砌，盛赞“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二百五十余年，薄海臣民日游于高天厚地之中，长养涵濡，以有今日。试考中史二千年之内，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国政有如此之宽仁忠厚者乎？”之洞说这番话时，清廷朝政腐败己达极点，甲午一役，元气大伤，马关签约，门户洞开，中国在半殖民地化轨道上加速沦落。维新派正思改革，革命派亦开始集聚力量。正当地火运行，风暴将临之际，之洞却鼓吹“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这显然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历史已前进到十九世纪末叶，真正要想振兴国家，必须根本改革已经腐朽的专制政治体制，而这却是之洞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何启、胡礼垣批评《教忠》篇“今欲振兴治道，而不能直探其源，立言之所以昧味也。”①正可谓击中了要害。
张之洞所谓“保教”，指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的主于孔儒之学的至尊地位。他称颂道：
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①如果仅仅着眼于学术源流的考辨、继承，张之洞推崇孔儒之学，作为一家之言，亦无可非议。但之洞并不以此为满足。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流派之争，之洞更着意于阐扬汉儒发明于前、宋儒扩张于后的“王道三纲”的社会政治意义，以之作为抵制新兴的自由平等学说的盾牌：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白虎通》引《礼纬》之说也。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礼记·大传》：“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把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