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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于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狱之说也。”①他又从办学堂需要大批新式教员的角度提出了派遣游学生的必要性。庚子国变以后，张之洞痛心疾首于冥顽不灵的旧式官僚的误国，再次呼吁：“论今日育才强国之道，自以多派士人出洋游学为第一义。”②张之洞派遣游学生的方针是“西洋不如东洋”。一则，日本路近费少；二则离华近，易考察游学生情况；三则日文近於中文，易通晓；四则日人已对西书作了删节酌改，便于学习。因此，他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叶，选派大批湖北学生留学日本，据粗略统计，达数千人之多，为留日学生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除选派游学生出洋外，张之洞还大力提倡派遣官员出洋游历考查。中日甲午之战以后，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上奏道：洋务之兴，己数十年，而中外文武臣工，罕有洞悉中外形势，刻意讲求者，不知与不见之故也。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今欲破此沈迷，挽此积习，唯有多派文武员弁，出洋游历一策。①鉴于以前中国派员游历不诸外语，张之洞主张选才俊之士，分派游历各国，丰其经费，宽其岁月，随带翻译，以便深加考究，加工业、农业、水陆兵事、炮舰战舰、学校例律，均用心考求。张之洞派员游历东西洋，还有监视游学生的意图。令游历官员与游学生相熟悉，“灼知其品谊才识，何人为学行兼修之士，何人为乖张不逞之徒”。②为阻止留学生在国外接受新思想、走向革命，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派钱恂赴日，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张之洞上奏，“饬筹防范之法”，分别制订《约束游学生章程》和《奖励游学生章程》，对“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的游学生，由中国出使大臣，“剀切诫谕学生，立即停辍。如有不遵，即行退学”。对于“循理守法”的学生，则给以举人、进士出身。企图用恐赫和收买两种手段，使广大游学生就范。然而，一批又一批游学生走向革命行列，己成趋势，这是清廷所无法阻止的。
为了培养洋务人才，需要大量派遣游学生；然而，知识青年到了外国，朝廷又难以控制其政治动向，故认为“出洋学生流弊甚多”。这便是张之洞在派遣游学生问题上的矛盾心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之洞奉诏入京，某日在朝房与军机大臣王文韶（183O—1908）遇，偶语张在湖北办教育为天下先以誉之。张自诩其重大者为派学生东渡，开办文武高等及方言学堂。王文韶冷笑，从袖中取出《湖北学生界》一册，给张之洞看。张阅数页无语。下朝后，即电嘱鄂督以后少派学生出洋，并下令将《湖北学生界》的主要撰稿者刘成禺、张继煦等电调回鄂。这件事典型地表明了张之洞在兴办教育、派遣游学生问题上的窘迫状态。
张之洞对人才问题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作为大力兴办洋务的封疆要员，他十分注意引荐、培养和任用通晓近代知识的人才。如在两广、湖广总督任内，他延揽蔡锡勇、辜鸿铭等“识洋文、悉西艺”的人物人幕府；在暂署两江期间，遵旨保荐人才，其中袁昶、钱恂等，都是比较开明、对外部世界有所认识的士人。另一方面，由于张之洞自身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对于真正具有新的思想风貌的人才并不能容忍。例如，近代卓越诗人、政治家黄遵宪，曾任驻日本参赞，后移任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其近代知识非张之洞属下所能比拟。黄遵宪归国后，赴江宁（南京），谒见张之洞。张原有用黄之意，但在交往中，黄遵宪“昂首加足于膝，摇头而大语”①。张之洞深为不喜，便将黄置闲散。又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夏，张之洞电召容闳，容闳兴冲冲到江宁谒见张之洞，结果却话不投机。张之洞便给容闳一个“江南交涉委员”差使，聊以敷衍其“远来之意”。二人交往即“以此处为起点，亦即以此处为终点”②。
总之，张之洞虽然号称“求贤若渴”，也确实有招才、惜才之举，然而他所需要的”贤才”不过是蔡锡勇，辜鸿铭一类思想是旧的，手段是新的，用新手段维护旧制度的人物，概言之，即是“中体西用”的人物。逾此轨范，即为张之洞所难容。这正体现了张氏教育思想中死的拖住活的，旧的束缚着新的这一矛盾状态。
①《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
②《全集》，卷五十，奏议五十。
①《张文襄公牍稿》卷二四。
②《张文襄公奏稿》卷三七。
①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②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1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七章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张之洞的文化观
本书传主作为一个主持诸种实务而又学脉多致的复杂人物，其政治、学术、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诸类思想各具风采，然而，在纷繁错综之间又有主旨可寻，这便是以体用观为核心的文化思想。
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大约可与欧洲哲学的本体与现象，印度佛教哲学的法性与法柏相类似，却又不尽等同。体与用，不仅有本体与现象的含义，还有本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意蕴，作为通常用语，又有主与辅、本与末的意思。中国哲学的主潮，历来讲究体用统一，盛行“体用一源”说、“体用一贯”说、“体用不二”说，等等；“体用两橛”、“体用分离”久为人们所忌讳。这除了表现出中国哲学的辩证传统外，从文化学而论，则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在本体与现象关系上没有出现过尖锐矛盾。正如郑玄在《礼序》中所言：“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用）”。然而，近代随着“高势位”的西方文化的涌人，中国本土文化受到空前未有的挑战，“文化重组”的任务十分紧迫地提出。在这种全新的情势下，一些思想家在概括中国文化的现状，并设计其未来走向时，不约而同地运用”体”与“用”这对范畴，以之对中西文化的关系加以界定。他们在使用体用这对范畴时，大都没有从“本体”与’‘现象”这一哲学本意上着眼，而是从“主”与“辅”、“本”与“未”这种约定俗成的日常用法上发挥。又由于近代中国文化处于“重组”、“再造”的混乱状态，反映到体用概念的运用上，多数论者往往不自觉地违背了“体用不二”的传统，陷入“体用两撅”的泥淖。张之洞正是这样展开其体用观并进而发挥其文化思想的。
张之洞的文化思想，自然有一个演变过程，而广为人知的，则是张氏晚年勉力详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①。这一论题在中国近代更通常的表述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中国温和的开明士人的一种文化选择，”中体西用”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西文化剧烈碰撞、深刻交融的时代产物。梁启超论曰：
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②张之洞并非”中体西用”说的首倡者，却是“中体西用”说的力行实践者和理论总结者，就这两方面的结合而言，近代中国尚无出其右者，正因为如此，人们一谈起“中体西用”，首先便与张之洞联系起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正当戊戌维新紧锣密鼓之时，张之洞草撰《劝学篇》于湖广督署。七月，当维新、守旧两派斗争最后摊牌前夕，他又通过翰林院待读学士黄绍箕将《劝学篇》进呈御览。《劝学篇》是张之洞平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中体西用”文化思想在其中占有核心、支柱的地位，并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在《劝学篇·序》中，张之洞声明该书的写作原委：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乃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
这段话十分明白地宣示了《劝学篇》所力加磨砺的“中体西用”论的两面锋刃：一方面针对顽固守旧者的泥古不化，抱残守缺，不知变通之术；另一方面则针对言新者的菲薄名教，滥施斧钺，不知固本之方。张之洞所企图建造的，是一种内外有别而又兼采中西的文化结构，其终极目标则是通过外在形式的变通来保全传统文化的核心。他申言：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如其昏情无志，空言元用，孤陋不通，做很不改，坐使国家颠，圣教灭绝，则虽弟佗其冠，校浯牵肿⑹瓒谛岳恚煜峦蚴澜越怪褐沾艘⑺纯酌现锶硕岩印！笨杉⒌苤倚胖拢鹬鞅用裰钦胖戳ν己次赖奈幕髦肌�
《劝学篇》一进呈，立即以其“会通中西，权衡新旧”②的表层公允形态和“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③的深层用心而受到最高统治者——包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一致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