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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过程。大致说来，从他七十年代末跻身“清流”，参预改订《中俄条约》，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签订，其外交思想的重心不脱林则徐、魏源“以夷制夷”之故道。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以后，张之洞鉴于清廷地位进一步衰落，“制夷”已不现实，列强争夺在华利益进一步加剧，转而倾向接受美国“开门通商，利益均沾”的主张，其目的在利用均势，行“羁縻”之术，以维护脆弱已极的国家独立地位、领土完整及主权。相对而言，张之洞前期外交策略思想较为积极主动，但迫于内外形势，行之不果，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以消极被动的力量、利益“平衡”策略求得局面的维持。手法迥异，但宗旨一脉相承，即利用列强矛盾，力挽主权尊严。
“以夷制夷”是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应对周边诸族的贯用策略。近代以降，西方殖民主义东侵，对于中国人来说，“夷”已不是指周边少数民族，而是指西方殖民者。在近代中国，提出“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以抗御西入侵略，首倡者为林则徐。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当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日甚一日之时，朝廷上下“封关禁海”之论甚嚣尘上。惟独林则徐以开放眼光和主动精神，认为“不分良莠”一概禁绝与列强往来，并非万全之策。既要与外通商，又要防止失利丧权，“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制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①林则徐的本意在利用矛盾，掌握主动，这当然不错。可惜“以夷制夷”的前提是自己要有足够的实力，否则不惟谈不上制夷，将反而为夷所制。如果说在林则徐的时代，“天朝上国”虽然内囊已尽上来，而架子还不曾完全倒塌，因而“以夷制夷”还有可能的话，那么到了七、八十年代洋务派主持清廷外交时，“以夷制夷”策略便更多地只是体现出在大厦将倾之际振衰起颓以挽国势的良苦用心，而实际上却很难行得通了。
张之洞早期的外交策略思想与李鸿章并无二致，也主张“以夷制夷”。他引用经传所谓“度德量力”，史策所载“远交近攻”来论证外交“须审邻国之治乱强弱，于我之远近缓急，分别应之。固无一律用武之道，亦无一概示弱之理。”①所不同的是，李鸿章是企图联俄以制日，张之洞却力主联英、日以制俄。甲午战后，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访俄国，临行之前宣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其得意之作是以租借军港、出让修路权、开矿权以换取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退出甲午战后从中国割占的辽东半岛。张之洞的联英、日以制俄外交构想，有其理论上的依据，这便是他对于“陆权”“海权”国家的区分。
张之洞认为，中、俄同为以农为生的“陆权”国家，而英、日则为以商为生的“海权”国家。陆权国家之间矛盾不可调和，而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另一面，日与俄相比，日弱俄强。李鸿章认为“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固得借俄以慑倭。”②而张之洞则认为正因为日弱，又以商为生，我可以通商为要挟手段，控制日本，联弱抗强。“日本甚贫，华市一绝，商贾立窘。……中国之兵力财力纵不能胜俄，何至不能御倭哉。”“盖商务所争在利，方今泰西诸族麇集中华，加一贫小之日本，亦复何伤，夫中国不过分西洋诸国之余沥以沾丐东洋而藉此可以联唇齿之欢，孤俄人之党，此所谓不费之惠，因时之宜。”①甲午战争期间，中日矛盾激化，张之洞一度也赞成李鸿章援俄抗日之策，同时又根据“远交近攻”之理论，主张联英以制日。他说：
英远倭近，英缓倭急，英乃强邻尚存大体，倭乃凶盗毫无天理。②但是甲午以后不久，张之洞即回复到联英、日以制俄的外交路线上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日本方面密遣参谋部副将神尾光臣、部员宇都宫太郎赴武昌，游说之洞，“语极殷切，意在两国联络”。之洞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分析其原因：“大抵倭见俄日强，德日横，法将睡起，英亦效尤，海口尽占，中国固危，倭四面皆受强邻之逼，彼亦危矣，故今日急欲联英联中，以抗俄德面图自保。”他建议“破（日本）既愿助我，落得用之。……联倭者所以联英之枢钮也。倭肯出力劝英与我联，则英不能非理要求而我可藉英之援助矣，我不与倭联，则彼将附英以窥长江矣。”③应该说这种分析还是有其道理的。
张之洞倾向联英，在相当程度上与他和李提摩太的交往有关。之洞与李氏相识于晋抚任内，当时之洞即对李氏介绍、演示的西方科技大感兴趣，对其本人也颇敬佩，延聘为顾问，采纳其建议，开办”新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中日之战正酣，张之洞暂署两江，驻节江宁（南京），李提摩太其时正在上海，三次赴宁谒见，建议速和日本，结英为援，力行新政。其间李氏曾提出中国授权于英，处理外交，代管工矿铁路，英国将援助中国推行改革。①对于这个完全变中国为英国附庸的“建议”，之洞当然加以拒绝，但他并不反对中英成立期限不超过十年的互惠同盟。
张之洞倾向联日，则更多地与他的儒教文化观相关。他在致神尾光臣的电报中称：“贵国与敝国同种同教同文，同处亚洲，必宜交谊，远过它国，方能联为一气。”②在赠长冈护美的诗中，之洞写道：“尔雅东方号太平，同文宏愿盖环瀛。”“止有合纵纾急劫，故知通道胜要盟。”③同文同种当然不能保证国家之间的稳固政治结盟，但从外交策略方面考虑，它却毕竟是可资利用的重要因素。张之洞联日设想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二月十日，张之洞正式奏请与英日联交，建议通过总税务司赫德探询英方态度，早日促成其事。同时，他又准备派郑孝胥等率领游学生赴日，学习工商、军事、法律、教育。他还致电总署，暂缓付日战争赔款，使日军继续驻扎威海，以牵制俄、德等国在华北的行动。又倡借英之力，重建海军。“水师惟英最精，英若借巨款造战舰雷艇数十艘，船向英造，将向英借，亦派将弁学生数百人赴英学习，船造成，我将弁亦练成矣。募英将如郎威理者统之，管代用中国人，船上执事参用英人，即与英船在东方者合队操练。”列强“见我大举经营海军，气象顿为一振，自可息其狡谋。”①但是，总理衙门复电，拒绝采纳之洞的建议：“俄焰日炽，各国畏忌，日英尤切。其欲联我无非藉我为屏蔽，无资于我也。既与联，则必有密约。日英政出议院，断难久秘。一经传播，中俄之交绝，德法乘之，其祸不可思议。”“英日求联，皆游士兵官之言，该使从不稍露端倪，联之一事甚不易言。各国风俗通，政教同，相联甚便，中外事事隔阂，难为密谋。只可遣使各国，商保东方太平之局，则不联之联，不致激成东方战局。”②总署的这一纸电文，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清廷“以夷制夷”外交策略（既包括李鸿章主张的联俄抗日，又包括张之洞主张的联英、日抗俄）的否定性总结。它表明清政府终于醒悟到，脱胎于中国传统观念的“以夷制夷”，已经不能适应近代世界的强权政治秩序，尤其是在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列强的步步紧逼而被迫采取防守态势的外交格局之下，它更难发挥在中华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功效。总署电文所称“只可遣使各国，商保东方太平之局，则不联之联，不致激成东方战局”，明确显露出清季外交转向“利用均势，羁縻牵制”轨道的征兆。张之洞顺应于这一转变，他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主谋策划“东南互保”，正是这种“利用均势，羁縻牵制”外交策略的典型体现。
就张之洞个人而言，其外交思想的这一重大转变，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他的总体文化观从传统型向传统一近代型过渡的征象之一。“以夷制夷”，明显带有“天朝上国”乃“万邦宗主”的独尊意味，它是中华文化领先于周边诸族时代的产物。万里之外的“红毛蕃种”打上门来，不知究底、囿于传统的中国士大夫开始很自然地祭出“以夷制夷”的现成法宝。这便是林则徐等人的心态。屡经交手，才知对手远非南蛮北狄、东夷西戎可比，这才有所醒悟，知当今世界迥非往昔，中国已经失去“天下之中”的地理与心理位置，于是土大夫们又将时局比之于春秋战国。张之洞的“度德量力”、”守在四夷”、“远交近攻”、“合纵连横”之类外交构想，均出自于中华传统的理论仓库。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外关系，与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关系，绝无共同本质可言。春秋战国，是同一文化圈内，基于同一文明发展水准上的政治结构重组，而十九世纪的中外关系，却是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碰撞、交融。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各国风俗通，政教同，相联甚便”，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中国与近代的西方“事事隔阂”。“以夷制夷”之不能奏效，并非李鸿章、张之洞个人的失误，而是时势所使然。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更为加深，列强在华争夺与勾结，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三国干涉还辽，德国要求在中国得到一处海军基地作为报偿，但被清政府拒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以两名德籍传教士在山东钜野被杀为借口，强占胶州湾，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租借”胶州湾九十九年，并取得在山东修筑铁路、承办各项工程的特权。俄国随即以“保护”中国不受德国侵犯为由，迫使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