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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人民家。饮食柴草一切自备，街市买物务须和平，不准稍有强买争闹等事，违者必应严办。总之，万不准扰皖省一草一木，以全名誉。”②湖北新军军纪严明，为各省所称道，与张之洞的严格要求有直接关系。
于部队编训之外，张之洞对于国家军事管理、指挥系统的建设，也提出新的构想：“请仿英、法之总营务处，日本之参谋本部，于都城专设衙门，掌全国水陆兵制、饷章、地理绘图、操练法式、储备粮饷、转运舟车、外交侦探等事。平日之预筹，临时之调度，悉以此宫掌之。兼采众长，务求实用。”①这些建议对于清政府军事方面的“新政”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①《全集》。卷八，奏议八，《筹改营制折并单》。
②《全集》。卷六，奏议六，《密陈北军应练片》。
①《清史稿》志一百十四，兵十，第4129—4130页。
②《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
③《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④《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4页。
①《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
②《全集》，卷四十六，《请添练精兵折》。
①《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②见《全集》，卷八十，电奏八。致总署。
①《清史稿》志一百十四，兵十，第4131—4132页。
②《全集》，卷一百九十九，电牍七十八，致安庆鄂军张统制等。
①《清史稿》志一百十五，兵十，第4132页。
第三节 从“广求利器”到“自铸枪炮”
迄至十九世纪中叶，清军装备仍以刀矛箭戟等“冷兵器”为主。鸦片战争以后，列强挟坚船利炮而至，几经交手，西方大机器工业生产出的近代军备的优越性，渐次得到中国人、首先是那些直接参与战争的军事将领、封疆大吏们的承认。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上疏，言统军在江南“剿贼”，“习见西洋火器之精，乃弃习用之抬枪、鸟枪、而改为洋枪队”。②这是中国军队装备洋械的开端。
就张之洞而言，重视军备的更新改良，始于山西巡抚任内。在筹编山西练军时，他就准备一改“绿营向以弓箭为先”的传统而“首重火器”。③他在给张佩纶的信函中曾透露筹巨款以购外洋军火的计划。但不久他奉调至粤，计划未及实施。
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直接参与指挥对法作战。战争是极好的课堂，之洞对于改良军备的急迫性，因此而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在《筹议海防要策折》中，他分析道：
“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①针对中国旧式军队装备落后的病弊，张之洞说：“器械不利，与空手同；不能及远，与缺兵同，史之良规也。”为了弥补与法军在军械质量方面的差距，他“抵粤以来，首以购备军火为务，分向欧美各洲不惜重金，广求利器”②。但是，事关国防大计却时时仰给于人，总非善策。张之洞于此饱尝苦涩辛酸，他在一份奏折中报告：
“去年各省设防以来，所购军火不下数百万金。而良粗不齐；且损重费，甚至居奇抑勒，借口宣战停运截留，种种为难，令人气沮。其运脚、保险、行用等费扣至四五成不等。仰人鼻息非长策。”③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自力更生，张之洞留心“访求粤省究心雷械之员弁工匠，凡稍有才艺心思者，皆令多方试造以冀逐渐扩充，开兹风气。”他扩建广州黄埔船坞，建造小型铁甲舰以增强海防力量。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1886年）。他又将广东七十年代建立的机器局和火药局合并，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又创办一座枪弹厂。光绪十四年（1888年），张之洞开始筹建规模较大的枪炮厂，并奏称：向外洋购买枪炮，“不但耗损中国财用，漏卮难塞，且订购需时，运送遥远，办理诸多周折。设遇缓急，则洋埠禁售，敌船封口，更有无处可购，无处可运之虑。况所购之械，种式不一，精粗各别，弹码各异，仓卒尤易误事。详筹时势，必须设厂自铸枪炮，方免受制于人，庶为自强持久之计”①，这也是他日后排除万难，建立中国自己的近代军事工业的基本指导思想。
此后不久，张之洞移节湖广，该厂随迁至汉阳大别山（即今龟山）麓建设，更名“湖北枪炮厂”。截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底，该厂共造成马步枪十万一千六百九十枝，枪弹四千三百四十三万七千九百三十一颗，各种快炮七百三十尊，前膛车炮一百三十五尊，各种开花炮弹六十三万一千七百颗，前膛炮弹六万零八百六十颗。②该厂规模、产量均居全国前茅。直至抗日战争时期，由该厂发展而成的汉阳兵工厂所制“七九式”步枪，仍因质量精良而享誉全国。在中国军械生产的近代化方面，张之洞作出了重要贡献。除了大力发展民族军事工业以装备部队以外，在军队演练、操作新式军械方面，张之洞也予以高度重视。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制订海防操练章程，规定各营均须精练卧枪、枪、过山炮、洋式火箭，并掌握安放水雷，修筑炮台，架设行军电线等技术。湖北广济田家镇，地扼江防要冲。光绪二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亲往察勘，于南北两岸建明暗炮台十四座，安装德制克虏伯大炮。该炮系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火炮，“其测量演练断非数月所能纯熟，不惟勇丁娴此者无多，即将弁中通晓炮法台式者亦实罕靓”。有鉴如此，张之洞下令“各台专设台官，各炮专设炮务，各有专司，勤加练习”，炮台官兵不准派当杂差，不得随意调动、更换，促其精心演练，以利守备。
对于敷衍塞责，疏于操练者，张之洞给予严肃处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亲临寰泰兵轮，校阅在该轮实习的水师学堂学生成绩。但见“演放火炮，手法生疏草率，拉火不响，遂不再安拉火，空手作一拉之势而已”。“令其演行船撞船诸事，则只空比手法，船身并不运动，种种直同儿戏”。之洞大为震怒，“不知该学生等所练何事，所毕何业”①，他随即奏请将该轮管驾官兼正教习何心川即行革职，并宣布此批学生不准毕业，以做效尤。
②《清史稿》志一百十五，兵十一，第4133页。
③《全集》，卷八，奏议八，《筹改营制折并单》。
①②③《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①《全集》，卷二十五，奏议二十五。
②《清史稿》志一百十五，兵十一，第4166页。
①《全集》，卷五十九，奏议五十九，《特参管带练船参将折》。
第四节“战人较战具为尤急”
先进军械固然是近代战争取胜的重要因素，但军械终归要靠人来掌握。提高部队官兵的文化、军事素质，始终是张之洞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战人较战具为尤急”②，这一论断无疑是十分精辟的。
张之洞认为，“整军御侮，将材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①。他还说：“练兵必兼练将，而练将又全赖学堂。……武备事宜尤以设立学堂，教育将材为首务”②。因此，从创建新式军队的开初，张之洞就将通过正规学堂教育培训军官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他编练新军与开办军事学堂总是同步进行。在广东筹议大治水师，同时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在江苏创建“江南自强军”，同时开设江宁陆军学堂。在湖北编练新军，又先后开办武备学堂、武普通中学堂、陆军小学堂、将弁学堂等不同程度、各有侧重的系列军事教育单位。他设想经过若干年后，达到“非学堂出身者不得充统领营哨各官”③的目标。为此，他极力扩大陆军小学堂的规模，“每年收足一千人，三年收满三千，一律按日到堂受业。三年之后，若好学者众，则分刚柔日轮班上学，可以收足六千”④，实现“六千君子共学堂”的壮举。这一设想虽未实现，但其思路却是基本正确的。
为尽快培养熟谙近代军事知识技能的指挥人材，张之洞还积极派遣军事学堂学生出国留学。在晚清留日士官生中，张之洞派出的湖北留学生占有很大比例。如第一期留日士官生共三十九人，湖北占十一人；第二期二十五人，湖北更占了十七人。吴禄贞（1880—1911）、蓝天蔚（1878—1922）等著名军官，都是张之洞从湖北派往日本留学军事的。
张之洞认为，“今日朝野皆知练兵为第一大事，然不教之于学堂，技艺不能精也；不学之于外洋，艺虽精，习不化也”①。在他创办的各类军事学堂中，均仿效东西洋各国军校体制，开设一系列适应近代战争要求的新科目。如江宁陆军学堂聘请德国军官五人任教习，讲授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画、算术、营垒、桥路等课程。湖北武备学堂开设军械学、算学、各国战史等科目。学生除在讲堂研习之外，还要参加严格的实际操练。在开办陆军小学堂时，张之洞认为部章规定开设的军事课目太少，程度太浅，他上奏论辩：“开办学堂，总以学科完备为第一要义。若学科不完备，虽一切布置均守部章，亦于军政无益”②。他说到做到，在湖北陆军小学堂中增设筑城、军制、兵器、战术、卫生学、炮操、马操等课程，并附设了测绘班、军医班、海军班。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军校，由此初现规模。
在注重培训合乎近代战争要求的新式军官的同时，张之洞还十分强调提高士兵的素质。他说：“以今日战事日精，战具日巧，即一哨弁之微，亦断非粗材下品所能胜任”③。为了保证兵员质量，他在《拟编湖北常备军制折》中提出：
“募兵之法，略仿日本征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