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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与信息传递的飞速增长，是近代社会的最突出特征之一。交通事业的崛起，因此成为近代社会产业结构有别于中古社会的重要象征。在创办”洋务”的过程中，张之洞真切体会到发展交通的极端重要性，对于这一全新产业的特殊功能，得出超过时人的远见卓识。这在他有关铁路建设的论述中，得到最显著的体现。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清廷内部围绕修建铁路问题屡起争议。守旧势力以“资敌、扰民、失业”①力借口，反对筑路，而主张筑路的一派，意见亦多分歧。主持海军衙门的奕譞完全从军事目的着眼铁路事业，他说：“刨修铁路之本意，不在效外洋之到处皆设，而专主利于用兵。”②李鸿章请试办京津铁路，也主要从运兵考虑，而翁同和却对“铁路纵横于西苑”忧心种种，主张试筑铁路于边境地区，以利运兵。御史徐会洋又建议改修山东德州至济宁线，以利漕运。正当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之际，张之洞连上系列奏折，全面论证铁路之效用，主张于腹地修路。
张之洞认为：“铁路之设，有形之利在商，无形之利在国，有限之利在路商，无限之利在四民。运费栈租，此有形有限之利也，征兵、转饷、通商、惠工、畅土货、出矿产、增课税、省差徭、广学识、开风气、速政令，去壅蔽，此无形无限之利也。”③较之铁路仅利兵运、漕运的偏狭之见，张之洞的看法显然要全面、深刻得多。基于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开风气为最大的考虑，张之洞提出选择线路的标准，“必须行远旁通，两端起止皆系繁盛之区，方可输转百货，萃集行旅，增多厘税。种种利益由此而生，若两端阻滞而置铁路于其中，则商旅无从趋赴，百货无从进行，徒有造路养路之费而无其益。”①根据这一标准，他力排众议，提出首先应修筑芦沟桥至汉口的腹地干线。在致总署的电报中，张之洞进一步论证修筑此路的意义：
窃谓芦汉一路，乃中国全路之大纲。将来南抵粤海，北接吉林，中权扼要在此，生发根基亦在此。气势畅通全局自振，运载之利尤其末也。……论近效则联中国各省之气脉，论远效则通欧洲各国之转运，但患路工之不速，不患路利之不丰。②由此可见，张之洞视铁路为国民经济之“气脉”的思想，业已形成。在稍后撰成的《劝学篇》中，他又专辟“铁路”一节，将其列于“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的至关重要地位，又归纳铁路交通的两大效能，一曰省日力，二日开风气。虽然他所谓的铁路一开，则“吏治不壅，民隐不遏，驿使不羁，差摇不扰，灾歉不忧，皆相因而自善”，未免过于理想化，但他视铁路为国民经济之“气脉”的认识，却符合近代社会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诸领域都离不开铁路纽带联结以协调发展的基本事实，这也正是他后半生力排万难，修筑芦汉路、筹办粤汉路，直至临终之际，“尤惓惓于铁路”③的认识基础。
铁路之外，张之洞对公路建设也十分重视。他说：“查利民之方，修路即为要义，必须运载迅速，信息灵便，人货流通，则市日增，民生日富”①。他在山西任内修筑晋冀通道。移督两广，又将开通道路作为开发海南岛的前驱工程。总督湖广、两江期间，于市政马路建设尤多致力。这些都是他近代交通思想的体现。
③《全集》，卷三十五，奏议三十五。
④《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①《劝学篇·外篇、铁路第十二》。
②《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③《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
④《全集》，卷五十，奏议五十。
①《李文忠公全书》，卷九，奏稿卷九，第34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卷九，奏稿卷九，第35页。
③《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
④《盛世危言》三编，卷二；第1页。
①《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②《全集》，卷三十三，奏议三十三。
③《全集》，卷三十五，奏议三十五。
①《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②《全集》，卷二十七，奏议二十七。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复商部。
②③《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复商部。
⑤《张文襄公治鄂记》第33页。
①水野幸吉：《汉口》。
②《戊戌变法》（一），第143页，第250页。
③《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
④《全集》，卷四十七。奏仪四十七。
⑤⑥《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⑦《全集》，卷一百五十，电牍二十九。
①②《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③④⑥《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⑤《张文襄公牍稿》卷二十九。
①②《清史稿》卷一四九，交通一，第4430页。
第三节 维护国家利权
有关经济活动利权的考虑，是张之洞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既与他本人身膺疆寄重任，必须顾及辖境之内的行政经费充裕有关，更与当时中国处于列强巧取豪夺的经济困境之中直接联系。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他的经济利权观，又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即在中外关系方面，他全力维护中国利权，使之不受或少受列强侵渔；在官商关系方面，他立足于“官”方立场，尽力为政府方面争利权，但在特定情况下，出于长远的、通盘的考虑，也酌情给“商”方提供某些便利，从而促进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
张之洞经济思想的基本思想是“夺外人之利，以塞漏卮而裕民生”②，因此在经济活动中，他始终注目于维护中国利权，抵制列强的盘剥和侵蚀。为此，他提出一系列主张。
其一，利用关税壁垒工具。
在对外贸易中，张之洞主张加重收洋货进口税，减征或免征土货出口税，以保护民族工商业。他说，“查东西各国，从无以出口与进口税相比例者，从未有以本国之货与外国入口之货视同一例，须外货免税土货方许免税者，同一货品，进口有税出口无税，且有加重进口税而于豁免出口税之外，又于商人有奖励金，情助金”①。他指出，欧美、日本早已免除出口税，中国亦应立即仿行。
为了提高国货与洋货竞争的能力，张之洞又提出不仅不课出口税，而且在国内运销时，亦应兔征税厘。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在一份奏折中建议，对国产钢铁予以免税优惠：“所有湖北铁厂自造钢轨及所出各种钢、铁料，并在本省或外省自开煤矿为本厂炼铁炼钢之用，应请奏明免税十年，届时察看本厂如有优利，足可抵制洋铁，再行征税。”②对于其他国货，也应照此办理，他先后为湖北制麻局，大冶水泥厂，江西瓷器厂请免税厘。总之，“销土货敌外货为先，征税裕饷为后”③。
其二，发展民族工商业，自产自销，堵塞漏卮。
张之洞看出，“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④洋货“来源既难杜遏，惟有设法销土货以救之”⑤。他认为，中国自设厂家，仿造洋货，定可产生抵制洋货、维护国家利权的积极经济效果。“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①。张之洞指出，“华商用度较俭，土产较熟”，加之中国工价远较外洋为低，本地产销，省却巨额运费，这一切都十分有利于自产商品与洋货的竞争。“果使华商本轻利稳，愈开愈多，洋商见华厂已经充轫（ren纫），利息愈分愈薄，则续开者自少”②，如此则漏卮自塞，民生自裕。
其三：防范、阻止外国资本对路、矿产业的渗入。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外国资本的输入取代商品输入，成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首要方式。外国资本直接在华设厂开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力等优越条件，其增值势头更猛，对中国利权的危害亦更巨。以张之洞个人之力，当然无法阻挡外国资本的多方入侵，但他提出在铁路、矿山等关系国计民生基础的要害部门，应极力阻止外资的渗入，并在自己的权限之内付诸实施。
张之洞认为，“惟矿务为中国自有之利源，断不能与外人共之”③。因此，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断然拒绝英、法等厂商附股合办煤、铁矿的要求，尽管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湖北炼铁厂资金短缺、面临倒闭的危机。四年以后，张之洞得知湖北兴山的强楚矿山“有洋商合股”，而“该县并不确切查明，遽出结详请试办”，立即严令禁止，并重申“湖北历办矿务，均不准有洋商入股，原所以严杜流弊④。后来，清廷与各国议定，允许中外合资办矿，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继续谋求限制洋股，在《札洋务局颁发拟订矿务章程》中规定，严禁外商独资办厂，只许与华商合资，而且“其股份只许占一半，不得逾于官股之数”，”外国矿商不能充地面业主”①，等等。
在铁路事业中，张之洞维护国家利权的态度更为坚决。铁路被张之洞视为国民经济之“气脉”，如被外洋操纵，则“铁路两条是一翦子，铁路所到，即将其国翦破矣”②。他说：“路可造，被迫而权属他人者不造”③。依其本意，芦汉铁路以招华商集股为资金来源，“各省富商如有集股在千万两以上者，准其设立公司，自行兴办”④，如此则外商无从插手，可确保利权无虞。但是，事实是招华商集股困难重重，沪、粤等地富商各相观望，踯躅不前，而官款又无此财力，迫于无奈，只得另想办法，“暂借洋债造路，陆续招股分还”⑤。张之洞特别强调，“洋债与洋股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