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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算学各随所习之事学之。一切格致制造，莫不有算，各视所业何学即习何学之算，取足应用而止。如是则得实用而有涯涘。
一、小学但通大旨大例。惟百年以来，讲《说文》者终身钻研，汩没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须通其大旨大例，即可应用大旨大例者解六书之区分，通古今韵之隔阂，识古籀篆之源委，知以声类求义类之枢纽，晓部首五百四十字之义例。至名物无关大用，说解间有难明，义例倡有抵牾，则缺之不论。①综上所述，张之洞对林林总总的各门学术有一个毫不含糊的取舍标准，这便是是否“切用”、“实用”。这里所谓的“用”，便是传统的经世致用之“用”。“取足应用而止”，是张之洞提倡学术的边界线，超越了经世致用界线的学问，则当“止”。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泰西哲学被视作“不经之论”遭到排斥，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被视作”不急之务”受到冷落。西方技术知识，因切实用，则备受青睐，然而因其与哲学基础、理论科学相割裂，并不能完整、深刻地被急于求成者所掌握。张之洞的这种以“切用”为旨趣的学术路线，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典型表现。
从农业一宗法社会生发出来的实用观念，是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得以生成的思想根源，在近代则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提供了接纳新知（符合“经世致用”需要的新知）的可能，近代中国人正是在“经世实学”的旗帜下接受两洋技艺并迸而创立新学的；另一方面，又局限着新文化全方位的发展。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成就，凡属突破经世致用轨范的，便遇到强劲阻力。张之洞在这两个方面都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
张之洞并非专门的学问家，而是有学养并且终生关切学术的政治活动家。大凡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往往喜作纵横谈，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无所不论。张之洞正是此类论者。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当然是他研讨的范围，因本书另辟专章，此不赘述；仅就较纯粹的学术而言，张之洞论及的方面就相当广阔，经史、诗文、词章、训诂、版本、目录诸多领域均有涉猎。就论学的范围之广而言，张之洞颇类似梁启超。这位以淹博著称的粱任公的可爱处之一，便是勇于解剖自己，他曾说：“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①张之洞虽然未能象梁启超那样坦率承认，而实际上，他论学也有“入焉而不深”的芜杂之弊，但其可取之处，则在务求平实，切济时用。
对于文学，张之洞在“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上，偏重于“质”。他认为，“文学之道，先贵诚笃。”之洞厌恶文风轻浮者，他批评“世有聪明浮薄之人，能作浅薄诗数首，略记僻冷书数语，便兀奡放荡，乖僻不情，自命为才子名士，不惟见笑大方，一染此种气习，终身不可人道。”①之洞平生“最恶六朝文字，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敝之世，效之何为。凡文章本无根抵，词华而号称六朝骈体，以纤仄拗涩字句强凑成篇者，必黜之。”“谓此辈诡异险怪，欺世乱俗，习为愁惨之象，举世无宁字矣”②他在《连珠诗》中写道：
凡百文学科，积理为根核。
衷圣义乃高，广纳言乃恢。
古今归一贯，雅郑慎别裁。
左氏肇经传，千篇搜帝魁。
班生擅史法，九流综兰台。
能漱六艺润，始起八代衰。
勃如芝菌生，浩如江河来。
文笔且犹然，何况著述才。
玄言王弼谬，卖饼公羊哀。
逃虚诗喻禅，破道文类俳。
陋乃理之贼，碎乃文之灾。
吾闻南华经，风积必待培。①
张之洞强调“中国文章不可不讲”，“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②他卓有见解地提出，“多读经、子、史乃能工文，但读集不能工文也。”③他主张文章应“有意、有词，有气，有势，有声，有色”，“通乎上下，意笔为先”。④文体不同，要求亦随之而异。“古文之要曰实，骈文之要曰雅。实由于有事，雅由于有理。散文多虚字，故尤患事不足。骈文多词华，故尤患理不足，各免偏枯，斯为尽美。”⑤至于时文，则宜“清、真、雅、正”⑥。无论何种文体，均应“先求法变可观，再议神明变化。”⑦张之洞于诗亦多有论述。他认为：“有理、有情、有事，三者俱备，乃能有味。诗至有味，乃臻极品。数语虽约，颇能赅括前人众论学诗者。”⑧诗家所忌，因体而殊。“五古忌散缓垛积，七古忌空廓平直，五七律忌枝节饤饾，绝句忌剽滑。各体之通忌，曰言外无余味。”⑨对于试律诗，之洞提出“宜工（不率）、切（不泛）。庄（不佻）、雅（不腐）”四条标准。在诗学理论方面，之洞不赞成钟惺、谭元春、袁枚等人所倡导的好孤峭、主性灵之说，而认为“体制必当学古，惟在有意耳。”他批评”明钟、谭诋七子，近人主性灵，变本加厉，尤非。”①以此为据，在诗家评骘上，之洞极度推崇深沉凝重、辞警意丰的杜（甫）诗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白（居易）诗。他赞杜诗曰：
稷契寻常便许身，忽侪孔跖等埃尘。
虽高不切轻言语，论定文人有史臣。
又赞白诗曰：
海图题咏见忧思，浪搅天吴悔己迟。
亦有刑天精卫句，千秋独诵白家诗。②
另一方面，之洞又贬抑风格险怪、词句苦涩的李（贺）诗和贾（岛）诗：“李昌谷诗乃零句凑合者，见之本传，贾长江诗乃散联足成者，见之唐诗纪事。岂特去诗教太远，古来大家直无此作法，其险怪不平易、苦涩不条达，正其才短，非其格高也。”③他还批评黄庭坚：“黄诗多槎牙，吐语无平直，三反信难晓，读之鲠胸臆”④。
张之洞论史学，亦多从切济时用着眼。“读史者贵能详考事迹古人作用言论，推求盛衰之倚伏、政治之沿革、时势之轻重、风气之变迁，为其可以益人神智，遇事见诸设施耳。”“诸史中体例文笔虽有高卞，而其有益实用处，并无轻重之别。盖一朝自有一朝之事迹，一朝之典制，无可轩轾，且时代愈近者，愈切于用。”①之洞认为，”全史浩繁”，而以“《史记》、《前汉》为尤要。其要如何，语其高则证经义，通史法；语其卑则古来词章无论骈散，凡雅词丽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无待于言。”②“若意在经济，莫如《文献通考》，详博综贯，尤便于用。”③对于史论之作，之洞推崇唐刘知几“《史通》最为史学枢要，必当先读”④，又品评王夫之《通鉴论》、《宋论》“识多独到，而偏好翻案”⑤。他还批评“本朝史学家搜考亦极繁细，然亦稍有贪多识小之弊”⑥。
相对而论，在诸多学术门类中，之洞于版本目录学见识为精，贡献尤大。
光绪元年（1875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之洞因作《书目答问》“以告初学”⑦。此书于中国版本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修成。七年之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告竣。《提要》对一万另二百五十四种古代典籍分类编排，并作出简要考订和评论。至今为止，它仍是最重要的问学门径之书，但其内容繁杂，不易为初学者掌握。而且，《提要》编成以后近百年内，又有大量学术著作问世，这就迫切需要有一部“以约驭繁”，且吸收最新学术成果的版本目录学著作来充当治学者的入门向导。
《书目答问》便担负了这一任务。《书目答问》的最大特色是切于实用。张之洞在《略例》中标明著述宗旨：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其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汪本晚出者十之七八。）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①《书目答问》的选录标准是：
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事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②《书目答问》共收录典籍二千二百余种，学术精要之作。基本网罗。又于每一种书目下列举若干重要的、通行的版本，加以简要切当的比较，以为初学者指点要津。
由于《书目答问》具有简约、精要、实用的特点，素为学界所推重。梁启超回忆，他少年时代“得张南皮之《輶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①任公此言，是当年士人的真切感受。对国粹派素持批评的鲁迅，于真正的中国学问仍深表敬意。1927年，他在抨击”整理国故”口号的同时，又告知青年：“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②清末至民国间，求国学的入门之径者，莫不就教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仅此一例，即可见张氏在中国近世学术史上的地位。
①《清代学术概论》二十。
②《庄子·天下》。
③《论语·子路》。
①《论语、述而》。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行第一，讲求经济。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书宜读有用书。
②《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①《劝学篇·内篇·守约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