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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见《世载堂杂忆》第54页。
①胡编《年谱》卷六。
②《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列传二百二十四，第12380页。
③许编《年谱》卷四，第78页。
①《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江苏办理捐借并无抑勒片》。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
③《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列传二百二十四，第12382页。
①许编《年谱》卷九。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论语·雍也》。
③《二程遗书》卷七。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十六。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张野秋。
①《清史稿》卷一三一，第3904页。
②《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
③④⑤《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九，之十二，之二十六。
⑥《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第12382页。
①《全集》，卷二二九，家书，致侄子密。
第二章 恶公羊，兼汉宋，通经致用——张之洞的学术宗旨
起自先秦，“伦理一政治型”的中国文化便有“学治一体”的传统，将治学与从政看做由内而外的统一体。清代康熙皇帝甚得此中奥妙，他一语破的，打通道统与治统：”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也在是也。”①早于张之洞半个世纪的清儒龚自珍也有类似论述：“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②。道、学、治三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贯通关系是一回事，而从政、治学、求道者自觉地将三者统一起来，并在这几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则是颇不容易的另一回事。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真正集文治武功与文章学术于一身者，屈指可数。于晚清，更仅曾国藩、张之洞两人而已。
张之洞四岁发蒙，所师从者，皆一时硕学鸿儒。之洞本人于学业又十分勤勉，“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①，八岁即读毕四书五经，十岁开始习作诗文。青少年时代神游学海，发愤攻读的经历，不仅铺垫了他厚实的学问根抵，而且陶冶了他文儒旷雅的性情。之洞晚年曾语亲故曰：“吾生性疏旷雅，不称为外吏，自愿常为京朝官，读书著述以终其身。”②但是，以出抚山西肇始，之洞却走上封疆大吏、朝廷首辅的人生之旅，颇悖于其书生意气。不过，终其一生，之洞于文章学术时时萦怀，未有一日懈怠。在晚清学术史上，张之洞以其宗旨宏达、思理淹通、学派性鲜明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①康熙：《四书讲义序》。
②《龚自珍全集·治学》。
①胡编《年谱》卷一。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第一节 力辟今文公羊说
可以毫不夸张他说，没有哪一门学问像经学这样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对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产生如此深刻久远的影响。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儒学逐渐凌驾于诸子学之上，一家独尊。儒家经书《诗》、《书》、《易》、《礼》、《春秋》，进而《论语》、《孟子》，成为只可注疏，不可评论；只可顶礼，不可怀疑的神圣经典。对于这些儒学经典的训解、阐释之学，便是经学③。经学既然是对儒经的训解、阐释，那么依据训解、阐释者的政治立场、学术素养、思维方式等等因素的千差万别。必然是人言言殊。不过，千差万别之中，又有大同小异者，于是形成若干经学流派。在经学兴起的汉代，这种流派主要区分为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两派壁垒森严，相互攻汗。形成贯穿经学历史全过程的千年不息的大公案。
张之洞生活的晚清，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呈现出经学史上仅次于汉代的热烈场面。对经今古文之争，张之洞持坚定的古文经学立场，深恶痛绝今文经学。“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低之。”①他的《学术》诗批评八十年代以来盛行一时的今文经学：
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
刘郎不叹多葵麦，祇恨荆棒满路栽。②
张之洞于诗后自注：“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戊戌时期，张之洞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忧愤同心”、“变通成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方面，颇有共识，但对于康有为依本今文经学《春秋》公羊说而制定的托古改制变法理论，却大不以为然，曾当面规劝康有为放弃该说，但为笃奉今文经学的康有为所断然拒绝。之洞自己不便著文公开驳议，曾约请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为书驳难”，但未果。他还曾贿逼今文经学家廖平“著书自驳”①，廖居然应命，称今文是小统，古文是大统，张之洞为此颇为得意。
为了全面、准确地评价张之洞持古非今的经学立场，有必要简要回顾经学今、古之争的来龙去脉。
先秦时儒学与墨、道、法、名、兵、阴阳诸学并列，并未占据特别优越的地位。秦始皇行法家路线，焚书坑儒，使儒学遭受沉重打击。汉兴之初，行黄老政治，儒学也并不时兴。直至武帝刘彻时，董仲舒奏言：“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不使并进。”②武帝用其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实际上百家并未绝灭，但孔儒之学却逐渐取得学术止统地位，声势日张。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一百三十六年）兴太学，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诸生。秦火之后，儒学先秦旧本多不存，五经博士讲授所据，均用两汉流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经籍，故尔称为今文经学。西汉今文经学，最重《春秋公丰传》。《春秋公羊传》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撰，口授流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生）著于竹帛”③。《春秋公羊传》开篇第一句便讲“大一统”，正合武帝口味。今文经学着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为“大一统”作学理论证，故“公羊”学成为一时之显学。
秦皇焚书，也有少量儒经或藏于空壁，或散佚民间，逃脱了毁灭的厄运。这些儒经用先秦的古籀文字书写，故称古文经。武帝时，古文经亦有少量传本，但未立博士，不列于学官，影响远逊于今文经。西汉未年，刘歆（？—23）向哀帝建议将古文经籍《春秋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列立学官，遭到今文经学家的激烈反对。王莽立”新”朝，刘歆为其“国师”。玉莽要援引古文经《周礼》作为政治改革的依据，刘歆则借王莽的政治势力为后盾，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平帝时，古文经学终于立博士，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盛极一时。
与今文经学以开掘儒经的“微言”“大义”为宗旨不同，古文经学着意儒经的名物典章训诂，特别强调从文字训释人手，阐明经义。著名古文经学大师许慎（约58—约147）称“文学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①在这一根本区别之下，今古文经学分歧表现在诸多方面。
1、对孔子和五经的看法不同。今文学家以孔子为政治家、教育家，尊孔子为“素王”，即不在位之帝王。他们认为孔子手订经籍，寄托自己的政治思想，以为治国之道。古文学家却以孔子为史学家，尊孔子为先师。在他们看来，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五经只是他记录下的历史资料。
2、学术源流不同。今文经学讲究”师法”。“师法者，鲁丕所谓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是也”。①他们斥责古文家不溯学术之源，古文经均为刘歆伪造，“毁师法，令学士疑惑”②。古文经学则讲究“家法”。“家法者，范晔所谓专相传租，莫或讹杂，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是也。”③他们鄙薄今文学家抱守秦火之残缺。
3、学风不同。今文经学大讲阴阳灾异，谶纬迷信，学风流于空疏、荒诞。古文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学风较为朴实平易，但往往夫于繁琐。4、两派都崇尚三代，但对其具体制度，解释各异。今文家认为三代封建分五服三等，王畿内封国，天子五年一巡狩，有太庙，无明堂，无世卿，有选举，三公为司徒、司空、司马……。古文家却认为三代封建分九服五等，王畿内不封国，天子十二年一巡狩，无太庙，有明堂，有世卿，无选举，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
东汉未年，郑玄（127—200）以古文为学，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今古文两派精华，自成一家之言，郑学蔚为大国，两汉今古文经学之争始告平息，但分歧依然存在，门户依然壁立。降及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于沉寂千余年后，重开战火。清代康雍乾三朝文网缜密，将士人逼人象牙之塔，文物考据之学得以长足发展，乾隆、嘉庆年间达于极盛。顾炎武（1613—1682）、阎若璩（1636—1704）、胡渭（1633—1740）、惠栋（1697—1758）、戴震（1723—1777）等大师辈出。与此相关连，古文经学也发展到空前高峰，“烂然如日中天矣。”①道光。咸丰以后，情况为之一变。太平天国风暴席卷半壁河山，西方列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