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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
⑦《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永咏》自注。
⑧《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⑨许编《年谱》卷三。
①《全集》，卷一百三十三，电牍十二，《致江夏、汉阳两县》。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③《刘梦得集》四。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①《全集》，卷二百十七，书札四，致鹿滋轩。
②《张文襄幕府纪闻·公利私利》
③《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④⑤许编《年谱》卷四、卷一。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全集》，卷八，奏议八。
③《全集》，卷八，奏议八。
④《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
⑤《全集》，卷二十，奏议二十。
⑥《全集》，卷一百六十五，电牍四十四。
⑦《全集》，卷八十五，电奏十三。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54页。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一，公牍三十六。
①抱冰堂现仍存武昌蛇山首义公园内。
②《全集》，卷二百零一，电牍八十。
③奥略楼于1957年因修建武汉长江大桥而拆除。
①《全集》，卷七，奏议七。
②《全集》，卷四，奏议四。
③《全集》，卷七十七，电奏五。总署来电。
④《全集》，卷一百四十一，电牍二十。
⑤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一○二，江苏书局1886年刊本。
⑥《明夷待访录·原臣》，上海大中书局1932年版。
①《全集》，卷一，奏议一。
②《全集》，卷二二九，家书，致侄子密。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谢周伯晋惠上海三白瓜时方苦热》。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湖北三得大雪微雪无数除日赋诗》。
第四节 纵横捭阖，进退有据
张之洞有儒者之风，注重德行修养，然而他又决非迂儒，其为官之道，颇精于谋略。
清末民初政论家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载，张之洞入枢府后，一日，问幕僚高友唐，外间对自己有何议论。高回答道：“人皆曰岑西林（即岑春董——引者注）不学无术，袁项城（即袁世凯——引者注）不学有术，老师则有学无术。”之洞笑曰：“项城不但有术，且多术矣；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高对曰：“老成谋国，必有胜算，本从学问中来，房谋杜断，当以老师为归。”之洞莞然。②面对“房谋杜断”的赞誉之词，之洞莞然接受，可见他虽然口称“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但其内心，对自己之学与术，还是颇怀自信与自得的。临终之际，之洞对诸子总结平生，“学术行十之四五，治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已”①，由此足见他对于学术、治术、心术，均有足够的自觉与深切的体会。关于学术、心术，本书另有专论，此处专论之洞的治术。
之洞不愧一代能臣，工于心计，精于权变，善于转圜。对于仕途坎坷、官场倾轧之种种机关，可谓尽得其钥。惟其如此，他才能驾驶人生之舟，于艰险莫测的宦海沉浮中，乘风破浪，直挂云帆。要而言之，之洞之治术，约有以下数端：
（一）慎独避嫌
张之洞早年人党清流，议论风发，锋芒毕露，已对朝中权贵，多有触怒。外放疆吏后，大事兴革，“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②更难免遭夙怨物议。光绪十九年（1893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于两广总督任内，“兴居无节，号令不时”，任用肖小，姿意挥霍。朝廷谕令刘坤一、李翰章确查具奏。刘、李据实禀报，为之洞辨诬，“并无懒见僚属，用人不公，兴居无节，苛罚滥用等情”。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又有人奏劾之洞于暂署两江总督时，藉筹措军资办理捐借之名，于省城苏州“拦户编查，横搜大索”。
这次之洞为己申刷：臣虽为外吏，本系迂儒，深知固结民心乃可捍御外患，且到任未久，无德及人，纵无干誉之心。亦岂肯故为敛怨之事。若谓臣过于拘泥矜慎，不能猝筹巨款则诚有之，若谓肆意苛求，似与臣用意正为相反。原奏所云各节，何以讹传力讯至于如此之甚，臣实未解其故。①虽云“未解其故”，但之洞内心明白，谦恭谨微，慎独修行，乃是避除嫌疑，驳斥物议的最好方法。他在《连珠诗之六》中写道：
善饮者善醉，善骑者善坠，
隐祸由忽萌，高才以矜累，
……
得意忌再往，上人休自忲。
……
极讷该万辩，无争处常贵，
初患不可胜，不如味无味。
“诸葛一生唯谨慎”。之洞于此，亦时时警觉，未敢稍有差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因与庆亲王奕劻有隙，被遣放归里。两日后，之洞补任协办大学士。瞿“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于任事”③，与之洞私谊甚笃。瞿鸿既获遣，返归故里湖南善化。途经夏口，欲渡江访之洞，之洞曰：“是实朋党之说也，必不可。”乃乘舟舶于江心，置酒话旧而别。①（二）“度德为进退，相时为行藏”
精于审时度势，以为进退之据；因时因地制宜，以为行事之规；灵活变通，立于不败，是之洞治术的过人之处。他在《连珠诗之十六》中，将此概括为“度德为进退，相对为行藏。”②戊戌变法时，他与维新派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作《劝学篇》，预留后路。而一旦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缉捕康、梁，他又马上摆出与维新派势不两立的姿态。其他与维新派有瓜葛者均获咎，而他却安然无恙。庚子年间，他看准慈禧太后虽然对列强“宣战”，但骨子里根本不敢与各国对抗到底，所以才出面策划“东南互保”，拒绝出兵“勤王”，并对英国挑动长江流域“独立”的企图不予公开抵制，静观事态发展。而一旦他发现列强并不急于抛弃慈禧集团另立傀儡时，立即改变对慈禧的态度，派员向”移驾”西安的慈禧恭请圣安，并进方物，又调拨湖北枪炮厂生产的毛瑟快枪三千支，三生七口径大炮十六尊等大批军火。解赴陕西，以供“勤王”之需。对于“自立军”，在各方力量对比不明时，之洞表面听之任之，不作干预，而当北方局势趋于缓和，英国方面对自立军不再感兴趣之时，他立即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将“自立军”全部首脑人物一网打尽，迅即处决，以取悦朝廷。凡举种种，都显现出之洞干练老辣的治术，已达炉火纯青的水平。
（三）“不痴不聋不能为公”
之洞曾对僚属归纳，自己“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然所办各事亦颇有竟睹成功者，真徼幸也。”①“真徼幸”是表面文字，内心对于治术精到的真得意，才是实际思想。“中庸”，本为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之一。孔子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②《礼记》又加以发展，不仅以中庸为最高美德，而且以中庸作为处理万事万物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宋儒程颐、程颢解释：“不偏之为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③之洞可谓尽得“中庸”精髓。他有诗曰：
舌以柔而存，齿以刚而亡，
健顺贵兼济，祸福岂有常，
……
精金能屈伸，百炼仍无伤，
君子有卷舒，帝王有驰张。④
他以“中庸”行政：“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之不爽”⑤。裁汰练军、勇营，不可“过骤”，“裁兵不裁官，裁散不裁整”，“百人裁五，限二十年而竣”①。办新教育，先从改旧书院始，“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②。他以“中庸”治吏：“水清者无鱼，人察者无徒”，“隋文好聪察，肘腋忘独孤，卫君辨白马，无救国为墟，王道如春台，亡国如秋茶，法烦乱愈生，徒快巧吏胥”③。他以“中庸”谏主：“高论不启蒙，强谏不悟主”，“既遇讳疾人，岂御药酒苦，强教欲觉迷，徒受按剑侮，知心一言善，戾时三策腐，”“躁隐两不佯，叩鸣视所舆。”④他甚至这样以“中庸”总结为臣之道：“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痴不聋不能为公”！⑤话说到这个份上，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四）“声名功德是本官的，余光治润是众人得耳”
张之洞为官一生，十分注意博取口碑，维护自己的廉正形象。无论抚晋、督粤、经营荆楚，还是入赞廷枢，他都颇得人望，“一时称贤”，⑥在民众心目中，大体保持了廉洁清正的声名。他在一封给侄子的信中，于谆谆告诫之间，相当自得地描述了自己的官风：
良民颂声载道，公事无瑕可指，虽有强宗、讼棍，彼何能为。至于绅士之十分狡很者，若自揣力不能锄去而降伏之，则亦不能不略用笼络驾驭之法，免致挠我政事。……既不恋缺，更可放手办事，专心为民，即使将钱漕赢余减去大半，亦不过与无缺等，尚落得口碑载道，万家尸祝也。……州县处处克己恤民，劣绅何从挟持煽动哉。侄能禀请减成征收，又能捐巨金办缉捕破重案，已是探骊得殊，闻之深为欣慰，勉力为之，必然与地方日臻浃洽，……须知声名功德是本官的，余光治润是众人得耳。①这一长篇自白，道出张之洞数十年为官治民的经验之谈，勾勒出他作为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者，既重立功立言，更重立德的内心世界。对于这种心态，不可用“求虚名”一言以蔽之。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