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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之洞望子成才，“今洋务最为当务之急，故拟令其至海外一游，或可开扩胸襟，增益不能。”为此，他特致函广东巡抚鹿传麟，”恳赐给一公牍，派其至东洋西洋各国游历考察武备水师陆军各事宜，学校章程及工商务等事”，“庶到彼得以博览考求，不至为人所拒耳。”并请声明“该员自备资斧，不领薪水”。之洞其时任湖广总督，经手选拔官费赴海外游学的青年学子，数以百计，加入仁权一人，可以说不成问题，但他没有这样做。退一步讲，鹿传麟是之洞的姐夫，“现领南洋”，托鹿出面，委仁权一公差，出洋游历，亦绝无不成之理，但之洞仍未这样做，而只是请鹿出一公牍，以为介绍。“此举于公事毫无干涉，于他人毫无妨碍，想可行也。”①清人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八回，录有俗语对于贪官墨吏的讽刺之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号称“清廉”的从四品知府，三年任内，竟然可敛得十万纹银。那么声名狼籍者，更可想而知。相比之下，张之洞的清正廉洁、不事聚敛，更显难能可贵。他居官四十年，位及一品。按清制，一品文官岁俸一百八十两银，是为正俸，京官例支双俸。又正俸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俸米再加倍支给。即使按正常俸禄计，亦可谓家道殷实。但是实际上，之洞辞世后，“竟至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连治丧所需费用，也出自门人、僚属的赙摇９己杳糯耍盎匾湮裟辍嚼裕肴徽呃廴铡！�
张之洞于钱财看得淡薄，但对于职守却兢兢业业，事必躬亲。抚晋之初，由于文案无人，“一切笔墨皆须己出，不惟章疏，即公牍亦须费心改定，甚至自创。”③之洞自幼养成秉烛夜读之习。“在翰林时，讲诵恒至夜分”④，“其后服官治文书，往往达旦。自言乃幼时夜坐读书故”⑤。个人习惯，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军国要务，不敢些许疏忽，日力不暇，乃继之以夜。之洞曾回顾自宫疆吏以来，“惟在晋两年，公事较简，此外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①，未及知天命之年，便因“劳顿过度，心血日亏，须发多白”②。在他的奏折、电牍中，我们可以翻检到许多强撑孱躯，抱病视事的记录。光绪十年（1884年）在山西，”自人二月，诸病交作，心忡气喘，舌燥咽痛，日食一餐，仍复不能运化，言语稍多，即觉舌本枯强謇涩，力疾从公，未敢请假”③。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广东，“夜寐不过数刻，罕有解带安息之事。……接晤同僚将吏、他省委员，每自平旦至于日暮，甚至夜未已。……患疮症，困顿床蓐，痛楚万状，仍力疾自作函牍，延客卧内，日与僚属筹措赈务。”④光绪十三年（1887年），”感受春寒，触动肝本旧症，郁塞作痛，医者谓病原在于用心太苦，有乖消息之宜。”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湖北，“衰病日甚，心血耗尽，夜睡仅五六刻，午睡三四刻，且甚艰难，久成怔忡之症。……忽则眩晕欲倾，忽则目花无睹。自去腊起，因勉强乘马，忽得腰疾，两足软弱无力，时常酸痛，治之半年无效，已成病疾。”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患口疮，“将及一年，中医云系心劳肝火病在内，东医云系胃热牙虫病在外。……大率数日内公事顺畅、睡时较多则痛止，公事拂逆，睡时过少则痛剧。”⑦与清未官场司空见惯的文恬武嬉、尸位素餐者流相比，之洞确实担当得起身后朝廷上谕所称“公忠体国，廉正无私”的美誉。
张之洞经营荆楚之地十八年，政绩昭然，口碑在民。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之洞奉旨授大学士，仍留湖广总督任。湖北各界”霍霍如失鹰师。军界醵金于宾阳门内，依山建抱冰堂。抱冰者，公晚年自署也。学界醵金于黄鹄山建风度楼。盖公道自在人心，卧辙生祠，庶几如古所云者。”①之洞闻讯，立即手谕停工：
昨阅汉口各报，见有各学堂师生及各营将佐弁兵建造屋宇以备安设本阁部堂石像铜像之事，不胜惊异。本阁部堂治楚有年，并无功德及民，且因同心难得，事机多阻，往往志有余而力不逮，所能办到者，不过意中十分之二三耳。抱疚之处，不可殚述。各学各营此举，徒增愧歉。……俟他年本阁部堂罢官去鄂以后，毁誉祝诅，一切听士民所为，若此时为之，则是以俗吏相待，不以君子相期，万万不可。该公所该处，迅即传知遵照，将一切兴作停止。点缀名胜，眺览江山，大是佳事，何必专为区区一迂儒病翁乎？②尽管张之洞本人不赞成建堂兴楼之举，然而“谦尊而光”，在各界人士热心襄助下，风度楼仍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竣工，抱冰堂也于之洞死后于蛇山东端建成①。之洞得知风度楼已成，又致电继任湖广总督陈夔龙，“此楼关系全省形势，不可以一人专之”②，建议更名“奥略楼”③，取晋书刘弘传“恢弘奥略，镇绥南海”语意，并亲笔题写奥略楼匾额。
之洞之“私利不可讲”，已如前述。而于“公利不可不讲”方面，他亦为同侪中之佼佼者。
晚清洋务大吏，无一不以编练新式武装为要务。之洞于此，亦有煌煌可观之成就。他主持编练的湖北新军，无论从数量、质量方面衡量，都堪称全国一流水准。但与其他洋务大吏相比，之洞编练新军，可以说是完全出以公心。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直到袁世凯，无不将军队据为己有。曾、左之于湘军，李之于淮军，袁之于新建陆军，都以私家武装视之。因此朝廷对这些拥兵自重的汉族疆吏，时时怀有疑虑之心，惟恐尾大不掉。之洞则不同。他在晋筹办练军，在粤建广胜军，在两江编自强军，在鄂编练湖北新军，都是人一离任，军即交权。清末“新政”，张之洞、袁世凯同为风云人物，满贵集团深存戒心，设陆军部接管全国陆军。袁世凯反应强烈，以“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为借口，要求将二、四两镇仍由自己“统辖督练”，只肯交出一、三、五、六各镇由陆军部直接管辖。相比之下，张之洞却无动于衷。之所以有此区别，是因为袁世凯视军队为个人命根所系，须臾不可离身；而张之洞却视军队为国家干城，与己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故尔泰然处之。
之洞久为一方疆吏，但并不以邻为壑，而是“不分珍域，通筹全局”。“从来举大事者必须毅然担当，不计小利小害乃能成功”①。他曾于《到山西任谢恩折》中剖白心迹：“身为疆吏，固犹是瞻恋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②。这后一句曾在京师引起不大不小的波澜，夙怨政敌纷纷揪住此话大张挞伐，说之洞心存僭越，图谋不轨，若雍正、乾隆帝在世，不要他的脑袋才怪呢！但是不管旁人如何议论，之洞于国事为重，确实做到“不分畛域，通筹全局”，因而博得慈禧“张之洞办事向来实心”③的赞赏。中法战争中，广东边防吃紧，张之洞仍多方援助各地抗法军事行动，派潮军两营连同大批军火援闽；主动接济饷械与驻台刘铭传部；新组粤军赴滇抗敌，并承担全部费用。中日战争中，之洞对过鄂境北上御敌各军，无不助饷械，耗资数十万两。山东威海危急，他又主动送去快枪一千枝，子弹一百万发。山东巡抚李秉衡电谢曰：“我公统筹全面，谋国之忠，与人之厚，深钦佩！”④儒家经典《礼记·礼运》首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宋儒石介论曰：“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矣。民者，国之根本也。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⑤黄宗羲也说：“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⑥出于地主阶级“公天下”的根本利益，张之洞“公利却不可不讲”的重要内涵，还包括体恤民情，以民为本。他“尝考从古帝王所以享国之长者，财力兵力权谋术数皆不足恃，惟民心为可恃。”①他曾训导后辈：“悉故乡风味，稼穑艰难，于官途世事未必无益。”②在他的诸多诗作中，也表露出忧民、恤民之情。僚属赠白瓜三枚，之洞啖之，赋诗一首：
仙枣曾传海上瓜，今尝珍蓏玉无瑕。
清凉已足还思雨，尚有农夫转水车。
光绪十七年（1881年）冬，荆楚之地三得大雪，微雪无数。之洞于除日命笔，顾念农事堤工，市廛民情：
瘦人愈饥肥愈饱，今年三白犹未了，
江上千山化白云，势欲出川薄天表。
楚国土宜兼南北，高稷下麦均得宝，
协风入律土膏释，且忍五日行泥潦，
既幸汉口粥场空，复愁南楼灯市少，
太空落落德怨集，安能委曲慰祈祷，
褊心独忧荆襄堤，誓殚人力俟天道，
蟋蟀太康民已偷，衣袽日戒神所保，
庶矜泽农止流亡，差免愚臣疚癃老，
……
当然，统治者的“天下为公”，其根本立足点并不是包括广大民众的真正“天下”人的根本利益，张之洞“公利却不可不讲”之下的体恤民情，其实质也不过是基于对“载舟之水亦能覆舟”的清醒把握而作出的一种明智选择。但这毕竟从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繁荣和民众的安居乐业，于道德情操也属上乘。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公利私利》。
②《韩非子·饰邪》。
③《岳阳楼记》。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
②《论语·宪问》。
③《论语·子路》。
④《全集》，卷二百一十四，公牍二十九，《批司道会详裁减各署公费》。
⑤《全集》，卷二百零四，公牍二十五。
⑥《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
⑦《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永咏》自注。
⑧《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⑨许编《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