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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之学术也。……《论语》日，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惟其独立，所以既和又能不同，既群又能不党，此鄙人之解经，即鄙人自处之道。”①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在之洞的往来电牍、信札中，每有“鄙人之不合时宜亦日甚”③，“朝廷责鄙人以固执”④，“性情不宜”⑤等语，但这些与其说是反躬自省自责，不如说是矜持的自夸自诩。而当他赋诗以言志抒怀时，这种情绪更是毫无遮拦地喷涌而出：
湛思究理乱，搤腕规匡扶。
稠人广如海，欲语气类孤。①
小人工依附，祸福不自料，……
志士贵自立，炙手耻眉奥。②
孤芳诓免菉葹累，公论终无薏苡诬，
旧德岿然资顾问，岂容挥手卧江湖。③
皓皓不受浊流滓，怀沙惜誓将毋同。
我本海滨士，独衔幽愤希高蹝。
坐对天池一长啸，枯桑械械生天风。④
处默固应浑众独，希声何用计成亏。
宦海浮沉四十年，官至正一品内阁大学士，但之洞文儒清雅的书生本色却未曾一日消褪。“性好学，至老不倦。听政之暇，率危坐读书终日。”⑥“张自命名臣，实则饱含书生气味，尤重诗文。”⑦尽管殚心国事，无暇浅酌细吟，“诗学捐弃几二十年”，然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后，“复以理咏自娱，而识益练，气益苍，力益厚，境地亦愈高愈深。”①从艺术上看，其诗并无卓拔超群之名篇足以传世，但“心思密致，言不苟出。用字必质实，勿纤巧；造语必浑重，勿吊诡；写言不虚造，叙事无溢辞；用典必精切，不泛引，不斗凑；主意必己出，勿袭故，毋阿世；要旨真性情，称心而出”②，故亦不乏清新、隽雅之佳作，如：
少乞残杯道已孤，老官检校亦穷途。
荣名敢望李供奉，晚遇难齐高达夫。
凭仗诗篇垂宇宙，发挥忠爱在江湖。
堂堂仆射三持节，那识流传借腐儒。
又到山寒木瘦时，黄鸡白日去如驰。
诗才己为尘劳尽，霜鬓室教海内知。
送远添愁身是客，解忧无效酒亭卮。
梦争王室须惊醒，栖马依墙龁断萁。
老去忘情百不思，愁眉独为惜花时。
阑前火急张油幕，明日阴睛未可知。
故人宿草已三秋，江汉孤臣亦白头；
我有倾河注海泪，顽山无语送寒流。⑥
政事繁杂，军务倥偬，之洞于万忙之中，仍不失文人雅兴。他“性喜山水林木，登临啸咏，兴来独往，于各省程途所经，遇有名胜，虽冒雨雪必往游览。”①从他为数颇丰的纪游诗中，我们可以得知他曾登临剑阁雄关、黄鹄矶头，拜谒杜工部祠、黄陵庙宇，纵览西山流云、华岳飞瀑，领略赤壁壮景、隆中秀色。尤其对于先贤故址，之洞更必往凭吊，以寄托哀思。对于年久失修，衰败荒芜者，还下令重行修葺。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张之洞致电琼州道台，令其修治闳整苏东坡祠，并表示愿捐千金以为兴工之助②。
把赏古玩，是中国文人风雅趣味之一。之洞于此亦不乏兴致。光绪九年（1883年）底，他于太原给京师的朋友王廉生去信，“附去三十金，敢恳过市时代求有风趣物事数品，以娱劳人新年，破书弃扇皆好。如价贵不足用，乞示知补寄，幸勿以一无所遇见覆也。”③
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三十，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②《全集》，卷一百七十，电牍四十九，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此又见《张文襄幕府纪闻·五霸罪人》：“李文忠电奏有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当时有人将此语传于张文襄，文翼大怒曰：‘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猾。’至今文襄门下论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诋詈。”
③《全集》，卷八十三，电奏十一，行在军机处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
④辜鸿铭：《张文翼幕府纪闻·书生大言》。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送冯竹儒》。
①《世载堂杂忆》第90页。
②《全集》，卷一，奏议一。
③见《全集》，卷二，《详筹边计折》。
①《全集》，卷三，奏议三，《请劝俄主除去苛政片》。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致潘伯寅。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③《全集》，卷二百十九，书札六，与樊云门。
④《全集》，卷九十二，电牍七，致东兴邓钦差等。
⑤《全集》，卷一百二十，电牍三十五，致京饯念劬。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送冯竹儒。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座主萧山朱尚书六十寿辰》。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东海行》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汉上秦台》。
⑥许编《年谱》卷一。
⑦《世载堂杂忆》第82页。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增祥跋语。
②张秉铎：《张之洞评传》，台湾中华书局印行，1972年版，第239页。
③《杜工部词》。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白日—首示樊山》。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情春》。
①许编《年谱》卷九。
②《全集》，卷一百二十二，电牍一，致琼州朱道。
③《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王廉生。
第三节“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
据辜鸿铭回忆，他于张之洞幕府中——
一日晤幕僚汪某，谓余日：“君言皆从是非上著论，故不能耸听。襄帅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动听，必从利害上讲，始能入。”后有人将此语传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谓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谓余知利害，试问余今日有诺大家事否？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①明于公私之分，公而忘私，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极被推崇的美德之一。历代先贤于此既有嘉言传世，更以懿行感人。先秦哲人韩非子论道：“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②宋代名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③的千古名句，将政治家公而忘私的品质升华到崇高的境界。而包拯、海瑞更以其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的政绩，赢得黎民百姓的“青天”赞誉。当然，先哲、贤臣们所谓”公心”、“公义”，非指全民利益，而是指君国的整体利益，张之洞的“公利”说也属这一范畴。
综观张之洞一生，确如他自己所言，“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在明于公私之分，公而忘私方面，严以律己，终生不渝。这在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晚清政坛中，尤显其难能可贵。之洞为表白心迹，曾以“广雅”为其于两广所设书院、书局命名。幕客梁鼎芬为此释曰：“广者，大也；雅者，正也。大而能正，公元愧焉。”④前文论到，之洞一贯主张“任人者治”，”凡百政事，皆须得人”。他任用属员的首要标准，是人品、气节。这也是辜鸿铭以他为“儒臣”而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大臣”相区别的根据之一：“文忠（指李鸿章——引注）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①之洞笃信“修己以安人”②，“其身正，不令而行”③的先儒教诲，认定“恤民必先恤官，治官必先治己”④，“官无瑕疵，四民自然畏服，不必专心致志惟务箝民之口，须当惠法兼施，尽父母斯民之道。”⑤他号召士子们，“廉正无欲，必有政绩可观”⑥，以清正廉洁之风，为下属作出表率。
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之洞出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后又简放四川学政。他裁撤陋规，两袖清风，以至于“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⑦升任抚督，官居二品，亦不讲排场，不事铺张。“自居外任，所到各省，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赠礼物”⑧。于广东任内过五十岁生日，为拒收寿礼，干脆紧闭辕门，不纳贺客。广州明伦堂士绅“以公兴学育材，撰文为寿，媵爆竹三万，至辕门不得入。异归明伦堂燃放，时以为趣事”⑨。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抵任之前，他便致电江夏、汉阳两县：“十一月中旬到鄂，所有公馆及衙署供应，务从俭朴，不得华侈繁费，不准用绸缎锦绣燕莱，不准送门包、前站礼。一切使费，所有到任供张，如有公款，勿过领款之数，如无公款，用过若干，开帐照数发还，万勿故违。”①抵任后，又禁止官场赌博，演剧宴会奢侈，规定每宴客不得过五簋。
之洞书生本色，笃嗜典籍、古玩。在山西时，有人以宋本经史五种为赠，“不索值，但乞在山西听鼓当差而已”。但之洞秉公处置，“乃峻却之”②。广东德庆县东有端溪水，其地有三洞，产良砚。唐人刘禹锡称“端州石砚人间重”③。但自明嘉庆年间后，停采已久。商人何昆玉以办贡乏材，请开大西洞老坑以采石制砚，获利颇丰。此时之洞已离粤赴鄂，“商人谓督部在粤未尝求砚也，乃寄十方至鄂”。之洞予以时价每方二十金，以为“不悖于古人不携一砚之义也。”舔犊情深，人之常情。之洞对长子仁权，亦十分宠爱。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十八岁的仁权中贡士，赐同进士出身，韱分户部任职。之洞望子成才，“今洋务最为当务之急，故拟令其至海外一游，或可开扩胸襟，增益不能。”为此，他特致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