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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评传-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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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延锡恩为上客。”之洞五十五岁寿辰,周锡思撰文寿之洞,“典丽矞皇,渊渊乎汉魏寓骈于散之至文也”。之洞大为激赏,“名辈来,之洞必引观此屏。”后经机要文案赵凤昌看出此寿文竟大半抄袭龚自珍所作《阮元年谱》序,之洞核实,默然长吁曰:“周伯晋(锡恩字伯晋——引者注)欺我不读书,我广为延誉,使天下学人同观此文者,皆讥我不读书,伯晋负我矣,文人无行奈何,非赵竹君(凤昌字竹君——引者注),尚在五里雾中。”①自是日与周远,几至不见。
  张之洞虽然终生注重“得人之道”,并为此多耗心力,然而他做封疆大吏、做中枢要员,其幕府、其麾下却并未聚集多少人才,除办交涉的辜鸿铭、主经济的蔡锡勇尚可称道外,余皆默默无闻,若与曾国藩幕府、麾下人才济济相比,则大见逊色。究其缘故,主要并不能归之于张之洞个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曾国藩属下人才之盛,张之洞却属下乏人,正表现了从咸丰、同治到光绪、宣统间,清王朝的国势及其对士人的吸引力,都在向下迅速滑落。曾国藩尚能聚集当日士大夫中的英才,武将如彭玉麟(1816—1890)、李续宾(1818—1858)、曾国荃(1824—1890)、刘长佑(1818—1887)、刘坤一(1830—1902),文士如郭嵩焘(1818—1891)、容闳(1828—1912)、薛福成(1838—1894)、徐寿(1818—18s4)、华衡芳(1833—1902)等等,皆一时之选,有的堪称历史人物。曾幕多才,是“同治中兴”的一种表征,说明其时汉族疆吏对士子精英尚有凝聚力;张幕乏人,不能招徕一时俊杰,这并非张氏缺乏魅力,也并非张氏无识人之明,乃是光、宣之际,知识界精英己别有追求,不愿受朝臣羁勒。以张之洞的眼力,何尝不识天下英雄,但天下英雄却纷纷与他分道扬镳,张之洞也莫奈其何。例如,张之洞曾企图将梁启超、章太炎、容闳、黄遵宪等一代人杰引人幕中,但与这些人一经接触,或彼此政见相左,或相互意气不投,主客间顿失和谐,甚至反目成仇。即使进入张幕之人,也并非对他依顺,而是各怀抱负,张之洞晚年曾感叹道:“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①,诚可浩叹!
  就追求“得人之道”的执著论,张之洞决不亚于曾国藩,而“得人”的实际情形却有天壤之别,这岂止是张氏个人的悲剧,它其实是报告了一种时代的消息:清朝未年朝廷已尽失人心,英杰离散。这应验了龚自珍早在嘉道之际所说的:清朝已进入“无才之世”。这里所谓“无才”,并非天下无才,而是朝廷无才——“京师”(指清王朝)失人,“山中”(指反判朝廷的民间)得人;“京师”如”鼠壤”,一触即溃,“山中”则“壁垒坚矣”;“京师”“寡助失亲”,“山中之民”则“一啸百吟”,“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②。如果说,龚自珍说这番话,带有预言性质,而对至清末,张之洞则实实在在地经历了这种人才背离而去的困境。这正预示着一个大变革时代的来临。
  ①《论语·雍也》。
  ②《论语·为政》。
  ③《孟子·梁惠王上》。
  ①《论语·宪问》。
  ②《论语,子路》。
  ③《荀子,君道》。
  ①《申鉴·政体》。涵芬楼1936年影印本。
  ②《贞观政要》卷七《崇懦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包拯集》卷一《天章阁对策》,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①《顾亭林诗文集》,《生员论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①《全集》,卷三十四,奏议三十四,《设立自强学堂片》。
  ②《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全集》,卷二,奏议二,《详筹边计折》。
  ④《全集》,卷一,奏议一,《灾象可忧储粮平粜折》。
  ⑤《全集》,卷十八,奏议十八,《密陈琼防人才片》。
  ⑥《全集》,卷二,奏议二。
  ⑦《张文襄公牍稿》卷二○。
  ⑧《全集》,卷四,奏议四,《整饬治理人才片》。
  ①许编《年谱》卷一。
  ③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全集》,卷八十九,公牍四,《札司局设局讲习洋务》。
  ②胡编《年谱》卷二。
  ③《全集》,卷十八,奏议十八。
  ①《世载堂杂忆》第81页。
  ②《张文襄幕府纪闻》弁言。
  ③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183—184页。
  ①《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
  ②《全集》,卷二百十七,书札四,致鹿滋轩。
  ③许编《年谱》卷一。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
  ①许编《年谱》卷七。
  ②见谢炳朴辑《吴绶卿先生遗诗》所载程明超《题娱园遗诗》第四首自注。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
  ①《世载堂杂忆》第63—64页。
  ①《全集》,卷二百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见《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4—85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第二节“书生习气”
  张之洞与李鸿章之间久存芥蒂,时相攻讦。庚子年间,李鸿章受命与各国议和,张之洞“会同办理”。两人在议论《辛丑条约》若干条款时,意见相左。李鸿章挖苦张之洞:”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①之洞闻讯大怒:“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②双方演成意气之争,以致朝廷不得不出面调解:”彼此积疑负气,究于国事何补。……李鸿章身处其难,原多委曲,然时有不受商量之失,刘坤一、张之洞虑事固深,而发言太易,亦未免责人无已”,申谕双方“同一竭忠谋国务,各互除意见,和衷经画,挽回气数,共济艰难。”③平心而论,李鸿章批评张之洞“书生习气”,并非妄言。”
  书生习气”确实伴随之洞的一生。“书生习气”,内涵丰富。清高、梗直、儒雅、迂腐、空疏……,都可视为其表现。当然,李鸿章以“书生习气”讽之洞。主要是取其不切实际,好作大言、空言的贬意立论。而“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④,之洞也确有这种品格,他曾自命“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⑤《清史稿·列传》称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这番评论应作两方面理解。一是说之洞性情耿介,敢于直抒己意,不事曲意阿谀;二是说其言意旨虽宏。然亦间有迂阔之弊。
  光绪三年至七年(1877—1881年)。张之洞以翰林院谏官身份入党“清流”,成为其中的一员健将,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王懿荣等相互引援,“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①,十分活跃,成为当时京师舆论一大中心。在平反东乡冤狱、改订“中俄条约”,以及重议庚辰午门案、裁抑阉宦权势等重大问题上,张之洞“不避嫌怨,不计祸福,竟以直言进”②,发挥了关键作用,赢得时誉。但是,不可否认,其时清流党人多无实际行政经验,不少建策虽然头头是道,但难以付诸实行,往往流入空谈。我们可以从之洞此时的奏疏中,信手拈来若干例证:
  光绪五年(1879年)十二月,张之洞建议“责以义”,“折以约”,“怵以势”,以阻止沙俄侵吞我疆土。如不成功,则可考虑委西藏阿里地区以赐英,捐台湾以赐日,换取英、日两国出兵,夹击沙俄,解除西北边患。
  ③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他提出与俄议约,松花江行船一条万不能允。如对方坚持,我可以两策钤制之。一是以行水利为辞,决松花江南岸数处,放水人乌苏里河之西淀泊,“江流渐浅而轮船自阻”;二是于江水浅处沉船坠石,或仿江南沙田之法,种植挂淤之物,数年后淤积洲成,以碍船行。④如果说这些建策还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书生迂见,那么下面一折《请劝俄主除去苛政片》,就更显得荒唐可笑了。
  光绪七年(1881年)闰七月,张之洞建议,乘俄主屡遭刺杀之机,发一国书,遣曾纪泽赴俄,“先道存问安慰之意,继申恤灾联好之谋”,“劝其除去苛政,务行宽大,轻刑薄赋,弭兵息争,亲睦四邻”。他还津津乐道:
  “尝考西洋风俗,邻邦公使常有排难解纷之事,堂堂中国岂可元此举动哉!夫不乘危,大信也;除邻国之虐政,息海外之兵,大仁也;中国能定俄国之乱,使地球上下万国无不赞服,大威也;长驾远驭之略;昭德怀远之径,实在于此。孔子云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正谓是也。”①当然,随着张之洞日后身膺疆吏重任,实际担负繁杂行政事务,其清流党人的空疏之习渐次消蚀,而务实品质却日见光大。其最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他于两广总督任内,为解经费短绌的燃眉之急,竟然开“闱姓”赌,提取捐资,以敷政用。此举于败坏民风吏治、干扰国家选拔人才,为祸甚烈,之洞当然不会不知。如若发生于他人他省,依其清流气概,大概又该慷慨激昂地予以纠弹了。可是身陷捉襟见肘的窘迫之境,之洞迫于无奈,只得出此权宜之计,同时上奏辩白:“此时饷源无出,亦可藉纾目前之急”,“若非幸蒙圣恩得此巨款百余万聊济,目前粤事殆不堪设想。”②除了“敢为大言”,之洞身上的书生习气还有诸般体现。洁身清高是他一贯作风。他曾自白:
  “鄙人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其于忠于国家者敬之,蠹于国家者恶之,其事利于国家者助之,害于国家者攻之,中立而不倚,论卑而易行,当病而止而不为其太过,奉公而不为身谋,期有济而不求名,此则鄙人之学术也。……《论语》日,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惟其独立,所以既和又能不同,既群又能不党,此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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