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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时论云，不战必亡，战尚可不速亡，敝处见京来人语亦同此，大误也。不战何至必亡，怪极。利害看翻，大病根在此；病根不去，无药可医。……纵每战必胜，一战必伤兵数百，耗弹数十万，连战一月，兵械俱尽，各国兵械永无穷期，孤注有输有赢，此则有输无赢，并非孤注矣。此时紧要关键，须将不战可以不亡之确据说透。”②对于张之洞“公忠体国”的这一片苦心，慈禧太后并非不理解。她在给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等的上谕中说得明白：
“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三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①慈禧此言不虚。这时京津一带，义和团已成燎原之势，如强行剿办，实无把握。另一方面，列强处处紧逼，确实欺人太甚。他们以保护在京使馆为名，强行出兵，取道天津进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廿一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局势急剧变化。此刻慈禧又接到谎报，说列强将勒令她归政光绪，更激起她极度的忌恨。五月计五日，慈禧决定采纳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徐桐等的意见，匆忙向列强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②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东南督抚见劝阻朝廷宣战未果，便在各自管辖区内抵制宣战上谕，同时加强与英、美等国的联络，谋划所谓”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是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与在长江流域拥有巨大利益的英、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产物。在洋务派疆吏方面，是惟恐北方义和团运动蔓延至东南地区，从根本上动摇统治秩序；在英、美帝国主义方面，则是担忧中国人民的正义反抗会危及他们已经攫取的经济、政治特权。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华仑向国内报告：“在扬子江流域内任何事件的爆发，能够引起大的损失”，因而他准备“立刻与湖广及两江总督取得谅解”，并称“我有充分信心，假若他们能够信赖帝国政府的有效帮助，那么在他们区域内，他们将要做到他们能够做到的，来维持和平。”①英国外交大臣电复华仑，授权他通知刘坤一，“假若他采取了维持秩序的方法，也将受到帝国海军的协助。”华仑又通知英国驻汉口领事给张之洞“一个同样的保证”。张之洞立即表示”愉快的感谢”。同时，之洞又对英国军舰在长江上”莽撞的示威”表示不安，惟恐会激怒中国民众，反而给自己“保护”英、美利益造成困难。英国驻沪代理总领事对此心领神会，立即电请英国外交部向海军部转达，”建议应该向扬子江的帝国海军舰队指挥官发出指示，要避免任何示威。”②对于美国、日本方面，张之洞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目下长江沿海一带，各督抚力任保护之责，诸国洋人，均可无庸顾虑”③。
在筹划“东南互保”的全过程中，张之洞、刘坤一始终是核心人物。关于刘坤一的态度，金陵关税务司、英人韩森向总税务司赫德的报告很能说明问题。韩森这样报告他与刘坤一会见的情形：总督很激动，他极力说明他愿意在长江一带维护和平，并且迫切需要英国方面的支持。……他说同英国人打交道有四十年了，觉得英国人常常是很“公道”的。在目前的危急时期，他知道英国人除了本身的商务利益以外，还会为中国的利益着想。……总督很坦率，他屡次声明不管太后的意图如何，他决心照自己的方针行事。他甚至于这样说：如果太后现在有谕旨给我，谁敢说这不是俄国政府的指示呢？①江海关税务司安格联则说：
必须记住：由于刘坤一倾向英国，别国在长江不能做的事，英国能够做到。刘坤一采取这样的立场，目的在于不让别国进京，他情愿尽力做到这一点。所谓别国，主要是指德国、法国和俄国。此外还要记住：刘坤一对于慈禧太后是非常忠心的，对于慈禧个人的任何威胁，都会使他激动。②可以说，在与英国的关系和对待清政府及慈禧的态度上，张之洞与刘坤一具有完全的共识。这是他们共同主谋“东南互保”的思想基础。五月三十日，在张、刘的授意下，经盛宣怀穿针引线，由上海道余联沅出面，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取得“谅解”，制订《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随之，山东、广东、广两、浙江、福建等省的督、抚，也先后宣布参加“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从形式上看，直接违背了朝廷对各国”宣战”的旨意，大有地方“独立”，分庭抗礼之嫌。张之洞、刘坤一等当然于此有所顾忌。在订立《东南互保约款》的同一天，他们会衔电奏慈禧，沥陈一片苦衷：
“就目前计，北事己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盖长江商务，英国为重，各国觊觎已久，惧英而不敢先发，英亦虑各国干预而不敢强占，以启各国戎心。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若鼓动一国，势必群起而攻，大沽覆辙可深鉴也，此实委曲求全之策。……总之，能联络一日，长江以内尚可使外人无从逞志。倘各国必欲以干戈从事，派大队兵舰来江攻我营台，实逼处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①之洞还在给李鸿章等的电报中表露心曲：“此时英顾惜长江商务，我只可虚与委蛇，不宜决裂，有损无益，留东南数省尚可接济京师，安靖北五省人心，即或西幸偏安，尚有地步。东南若溃，北方束手。如将来洋人必欲全吞中国情形已露，彼时再作孤注，聊尽此心，此时万不宜也。”对于张之洞此时的思想活动，其幕僚辜鸿铭有生动记载：
“那时我在张制军幕府作西席，目睹张公公忠体国，深恐苍生重遭涂炭，国破家亡，一连数夜不寐，个别谈话垂询，团体会议磋商。当时我提出江南独立计划，暂作缓冲，避免敌人乘虚而入，……张制军连连点头称：“此策甚善！”然对独立宣言，恐致朝廷误会，重遭严谴，忐忑踌躇，迟迟不敢发出。适值两江总督刘坤一星夜前来，与张制军会商和战大计，张制军便将江南独立计划提出。并告以不敢冒昧发出的苦衷。刘制军当机立断，说：“公一人不便出名，恐遭不测；以我二人名义，发出可也。”①不管张之洞等的主观愿望如何，“东南互保”毕竟使列强避免了在广大的长江流域与中国军民对阵，从而腾出手来，倾全力在北方残酷屠杀义和团民众，“教训”胆敢不听使唤的慈禧集团。而慈禧集团本来就没有打算与列强彻底决裂，只不过是借义和团以泄其对洋主子逼迫太甚的怨气而已。所以，当她匆忙逃离北京之后，立即转变态度，下令“痛加铲除”义和团，向列强乞降，并不惜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各国的“宽恕”，保住傀儡朝廷的存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慈禧由西安“回銮”返京前夕，发布《议和大纲》，竟无耻声称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②随后，又屈从列强压力，严厉惩处当初主张对列强“宣战”的“首祸”、“罪魁”，将载漪、载澜定斩监候罪名，发往新疆极边永远监禁，刚毅定斩立决，因已病故，免其置仪：英年、赵舒翘、载勋令自尽；启秀、徐承煜、毓贤正法。而对于筹划“东南互保”的张之洞、刘坤一等，则大加表彰，刘坤一赏加太子太保衔，张之洞赏加太子少保衔。直至张之洞死后，清廷上谕仍褒奖他于“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①张之洞主谋“东南互保”，直接违抗朝廷“宣战”旨意，甚至拒绝派兵北上“勤王”，按照名教纲常衡量，这颇有“大逆不道”意味。但最终结果，他非但未获罪谴，反而大受褒奖。这其中有多方面的缘由。首先，张之洞等谋划“东南互保”的本意，绝非真正脱离清政府以加速其统治的垮台，恰恰相反，是为了保住东南半壁河山，再图恢复，以免“全局瓦解，不可收拾”。这在张之洞、刘坤一的会衔上奏中说得十分明白。慈禧太后也深知此，所以才称张、刘之举为“老成谋国之道”。在竭力维护清廷统治这一点上，张之洞与慈禧完全一致，这是问题的根本。
其次，老谋深算的张之洞在谋划“东南互保”的过程中，处处预留地步。他与刘坤一煞费苦心地为“东南互保”寻找“符合”朝廷本意的“依据”。五月十四日，朝廷命各省督抚选将、练兵、筹饷，以备开战。张之洞抓住廷章中“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的字句，阐说引申，采用移花接木之术，给“东南互保”涂上”奉旨行事”的油彩。为了与朝廷“宣战”之意尽量靠拢，又在会奏末尾加上“倘各国必欲以干戈从事，派大队兵舰来江，攻我营台，实逼处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的词句，以备转圜。面对如此滴水不漏的做法，慈禧也不得不承认与朝廷“意见正复相同”①。
最后，“庚子事变”是以慈禧集团向列强彻底屈服而告终，当初把持朝政”主战”的极端顽固势力土崩瓦解，清朝政府已成为对列强惟命是从的“洋人的朝廷”，在这种形势下，当然就更谈不上对与英、美等国共同策划“东南互保”的张之洞等人给予任何处罚了。这正表明清廷对地方的控制已大见衰退。
②《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
①《张文襄公大事记·上谕》。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