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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评传-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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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康粱诸人所作,专为诋毁中国朝政,诬谤慈圣,种种捏造,变乱事非,信口狂吠,意在煽惑人心。……中国地方固不能容其传播,中东和约,贵国亦不应准其在境内捏造是非,摇动友邦人心。”②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清议报》,并将康梁等驱逐出境,足见张之洞此时已与康梁势成水火,不共戴天。
  ②《世载堂杂忆》第126页。
  ①《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公之学术》。
  ①《全集》,卷二百十七,书札四,致鹿滋轩。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八,电牍三十七。
  ①参见苏沛:《张之洞与戊戌变法》,《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3期。
  ①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第385—3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①孔广德辑:《普天忠愤集》序,1895年石印本。
  ②《戊戌变法》(二)第18页。
  ③《戊戌变法》(一)第276页。
  ①《谭嗣同全集》第158,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①《戊戌变法》(四)第135页。
  ②梁启超:《致汪康年孺博书》。
  ③王伯恭:《蜷庐随笔·潘文勤师》。
  ④《上南皮张尚书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①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梁启超传》。
  ②《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③杨复礼:《梁启超年谱》。
  ④《戊戌变法)(四)第254页。
  ⑤《戊戌变法)(一)第372页。
  ⑥《戊戌变法)(四)第172页。
  ①《戊戌变法》(四)第548页。
  ②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昌言报》第一册载汪康年跋文。
  ③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9页。
  ①《顾印愚致汪康年函》,《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②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5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4页。
  ④《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
  ⑤《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97页。
  ⑥严复认为此文作者为张之洞本人。他在致其堂弟的信中说:“前者《时务报》有《辟韩》一篇,闻张广雅尚书见之大怒。其后自作驳论一篇,令屠墨君(仁守)出名也”(原件藏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参照张之洞自撰《抱冰堂弟子记》而托弟子之名的作法,严的推测亦有可能。
  ①《张文襄公电稿》卷二九。
  ②《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二,第17页。
  ③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①《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②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一,《政变月记》。
  ③《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公之学术》。
  ④《张文襄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
  ⑤《戊戌日记》。
  ①许编《年谱》卷七。
  ②《戊戌变法》(一)第334页。
  ③军机四卿中,杨锐是张之洞“第一亲厚之弟子”(《戊戌变法》(四),第64页),刘光第“亦张之洞托陈宝箴荐之者也”(《戊戌变法》(一)第424页)。杨、刘入军机,无异于之洞本人间接操纵新政。林旭则为洋务派要员沈宝桢的孙婿。真正的维新党人,仅谭嗣同一人。这种构成,既证明百日维新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合作的产物,更证明张之洞对于维新运动的重大影响。
  ①有人认为《劝学篇》为黄绍箕起草,也有人说是杨锐起草,由张之洞删定。但据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六记载:“日撰一首,率以镫下为之,黎明而就,次日复改,易稿至于六七。书成镂版,风行海内。五月,袁忠节重刻于芜湖,公续有改正,此为定本。”无论何说为证,《劝学篇》集中、完整地体现了张之洞的政治观、文化观则无疑义。
  ①《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第二节 主谋“东南互保”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活动于山东、直隶(今河北)等地的义和拳、梅花拳、大刀会等下层民众秘密结社逐渐统一为义和团,在北方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义和团勇士的直接打击目标,首先指向遍及京津冀鲁的“洋教”组织及其设施。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遍布华北大地的天主教、基督教会组织,作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文化尖兵,其政治色彩自不待言。但是,对于义和团下层民众来说,直接感受到威胁和愤恨的,首先在于教士、教民依仗特权为非作歹的种种劣迹,在于他们传播西方宗教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格格不入。在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驱动之下,义和团怒不可遏地斩尽杀绝“洋毛子”,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八国联军的枪弹炮弹,英勇悲壮,可歌可泣,但是,义和团运动又带有强烈的盲目、愚昧色彩。“掀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总而言之,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①。在沉重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连同一切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事物统统加以扫荡,以期维持数千年一贯制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及其意识形态,而这正好符合封建顽固派”闭关而治,复我太平”②的愿望。慈禧集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应允、利用义和团运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禧集团利用义和团,还有更深刻的政治用意。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虽被囚禁于瀛台,失去全部权力和人生自由,但帝、后两党的矛盾仍未了结。一旦慈禧死去。必然政归光绪,这是后党最担忧的。因此慈禧及其后党紧锣密鼓,打算废黜光绪帝,另立端郡王之子溥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此事在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列强出于各自的在华利益,早已介入帝、后两党的宫廷争权,此时更直接干预废立之事。沙俄支持后党,当然支持废黜光绪,而英、美、日等国则支持帝党,与沙俄争夺在华利益,因而坚决反对另立皇储。慈禧集团对此十分恼怒,便居心叵测地利用义和团民众的民族义愤和爱国激情,“扶清灭洋”,发泄对列强的不满。
  与把持中央权力的满清贵族顽固派集团不同,与列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洋务派封疆大吏们,如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都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赶紧剿办,以清乱萌,而杜外人借口,”①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也是主剿最力者之一。他认为义和团乃无法无天之“乱民”,“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②。当他得知义和团向北京进发,并拆毁涿州至琉璃河的铁路时,电促荣禄迅速镇压,对义和团“当格杀勿论,应准官军开枪轰击。此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铁路与教堂何涉?可见实系会匪,断非良民。”湖北虽不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但也受到影响。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黄陂县城内有前任平谷县令燕调纬第八子,由其父任上带回义和拳符箓咒语,立团演习,并集合数百名少年在大东门、大西门、后街、城隍街等处操练。另外,前任黄陂县教谕贺时熙由北京回鄂,也带有义和拳宣传品。张之洞得此报告后,十分紧张,严札派员查舒演拳绅户,称“北方义和拳妄演邪术,煽惑愚民,纠众横行,目无法纪,借名仇教,开衅强邻,……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令该县县令何庆涛将符箓咒语诸邪书全行缴出,并将首领人物“勒传到案,押解来省。”④另外,对于湖北境内利川、枣阳等地发生的群众反洋教斗争,张之洞也迅速予以镇压,并饬令各州府县,”有敢造谣生事者,立杀不迨;有教堂之处,州县牧令亲出巡查。”又令江汉关道照会英国驻汉口领事:“告以两湖地方,本部堂力任保护,当不致痞匪滋生事端;即使偶有生事猝防不及者,乌合之众,官兵威力亦可立时弹压扑灭,断断不能任其滋蔓。”①他又致电南方各省诸制、抚台、称“若北方警信传至民间,不数日必多响应者,旬月之间便成燎原。……若乱萌初见,即诛戮数人,便可无事。……中原各省不能豫防拳匪滋蔓,则流寇成矣。”
  中法、中日战争中,张之洞都是坚定的主故派。但这次慈禧太后立意对列强直战,他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为何有此不同,这要从张之洞一贯的“羁縻牵制”外交策略思想谈起③。他认为西方列强是“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者”④。贫弱的中国要想避免被瓜分吞噬的厄运,惟有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羁縻牵制”,以求生存。中法、中日战争,中国分别与法、日一国对抗,之洞之所以坚决主战,与他深信利用列强矛盾,借助美、英、德。俄等国的干预,必可扼敌凶焰大有关系。但此次慈禧太后同时与列强对垒,“羁縻牵制”之木无从施展,之洞便彻底丧失取胜的信心,因而坚决主和。“从前法越之战,日本之战,开衅皆止一国,军械药弹尚可设法分购密运,勉支半年。故一国尚可力战。若谓可以抗拒各国,臣等决不敢作此矜夸之语,以欺君父而误国家。”⑤他反复重申不可战之理:
  “从古无一国与各强国开衅之理,况中国兵力甚弱,岂可激众怒召速祸。查拳匪乃乱民妖术,无械无纪,断不能御洋矣。董军仅五千,勇而无谋,断不能敌各国,即合各省兵力,饷缺械少,岂能抵御群强,今拳匪、董军无故乱杀,是与各国一齐开衅,危殆必矣。”①又强调“不战可以不亡”:
  “京师时论云,不战必亡,战尚可不速亡,敝处见京来人语亦同此,大误也。不战何至必亡,怪极。利害看翻,大病根在此;病根不去,无药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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