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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龃龉不断，并最终反目为仇。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作为洋务派后期巨孽，张之洞与维新运动之间，呈现出极微妙的关系，可以说，在整个维新运动中，维新派的主要合作者和主要对手都是张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政治集团。①只有基于这样一种把握，我们才不致于对张之洞在戊戌时期的种种举动感到不可理解，或者作出简单片面、似是而非的结论。
维新运动刚刚兴起，张之洞就对之持积极赞助的态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初，康有为主使，帝党要员、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的维新派重要政治团体”强学会”在北京成立，陈炽（？—1899）、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为总董，以张孝谦主其事。张之洞的儿子仁权其时以举人身份在京供职，亦为强学会的“发始人”之一。不久，康有为离京南下，运动暂署两江的张之洞，成立上海强学会。康有为作《强学会序》，申述学会宗旨：
“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不如累合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钜也。……顷士大夫创立强学会于京师，以讲中国自强之学。风雨杂沓，朝士鳞萃，尚虑未能布衍于海内。于是江海散佚，山林耆旧，盍簪聚讲求，如汉之汝南，唐之东都，宋之洛阳，为士大夫所走集者，今为上海，乃群天下之图书器物，群天下之通人学士相与讲焉。”①对于这样一个政治改革色彩极为强烈的团体，京、沪两地的达官显贵、硕学鸿儒，一时纷纷”趋之若骛”。列名会籍，参预会务，或对之表示支持者，有杨锐、袁世凯、徐世昌、汪大燮、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张荫桓、王文韶、张謇、汪康年、黄遵宪、陈三立、陈宝琛、李佳白、李提摩太等。他们当中既有中枢权要、封疆大员，又有军事将领、清流谏臣，还有外籍教士。成份如此驳杂，动机当然不可能一律。张之洞慷慨解囊，捐银五千两以助会资，有多方面的考虑。
首先，在不满现状、期待改革方面，他思想上与维新派有诸多相通之处。这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于两江总督任内上《吁请修备诸才折》，其内容除不包括设立议院外，与康有为几次上书的建策基本吻合。奏折也提出拒和、迁都、练陆海军、造铁路、开学堂、讲商务、求工政等等主张。之洞同样打出“变法”旗号：“凡我普天臣庶，遭此非常变局，忧愤同心，正可变通陈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其兴勃焉。又何难雪此大耻。”①康有为认为张之洞与自己“窃附同心”，当然不会全是自作多情。
其次，张之洞含辛茹苦创办洋务，却屡屡横招物议，现在他看到维新派有帝党撑腰，势头正旺，也想利用这股新起的力量来襄助自己推行洋务事业。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老本蚀尽，特别是马关签约，国人詈咒，皆曰可杀，声名狼藉。他捐金与强学会，竟被拒之门外。张之洞素与李鸿章有隙，且又挟“湖北新政”之卓著声誉，正可借此阶梯取李而代之，登上详务巨魁之地位。梁启超曾将洋务大吏曾国藩开制造局、设方言馆、创招商局的诸种举措目为变法事业的“荜路开山”②，又称之洞为”温和改革者”③。谭嗣同也认为：“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度，讲求实济者，要惟张香帅一人。”①可见张之洞借助维新派以推进洋务，确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
再次，张之洞审时度势，明白自己正处于入参中枢的极好机会。在此关键时刻，倾向鲜明地赞助得到光绪皇帝首肯的维新运动，强化自己的“言新者领袖”形象，必将有助于皇帝立下决断，启用自己主持全国新政。后来光绪帝果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电召之洞入京陛见，“辅翊新政”。张之洞的政治表态，收到效应。
而在维新派方面，当然也十分希望借助手握实权的方面大员以壮声势，扩大影响，推行变法，尤其是对于张之洞这样时誉正盛的“朝廷柱石”，更是寄于厚望。维新泰斗康有为亲自出马游说之洞，此事本身即为明证。由于双方各有所欲，思想上也有某些共同之处，所以在整个变法运动期间，张之洞与维新派首领人物始终保持着联系。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康有为亲赴江宁，盘桓二十余日，劝说张之洞“共开强学，窃图同心”。张对康优礼有加，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康请之洞出面设立上海强学会，之洞“颇以自任”，慨然应允，并捐银一千五百两作为开办经费。康有为亲撰的《上海强学会序》，之洞也同意以自己的名义刊布。这都足见其时双方关系相当融洽。但是此次会晤也暴露出双方对“变法”理论的严重分歧。之洞“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②在与康有为的商谈中，之洞再三劝说康放弃秉承今文公羊学而来的“孔子改制”说，但康坚持己见，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上海强学会章程制定后，之洞“以论学不合背盟，电来属勿办”，康有为公然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作复。强学会不久即遭杨崇伊弹劾而被封闭。康有为抱怨“江宁（指张之洞）一切不来，处处掣肘，即无杨崇伊之劾，亦必散矣。”①对于维新派中地位仅次于康有为的梁启超（1873—1929），张之洞曾予以格外的礼遇。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一月，因张的邀请，梁启超于广东返沪途中在武昌停留，谒见之洞。当梁抵达湖广总督督暑时，之洞竟准备以迎接钦差及外国使节的礼仪，开中门及暖阁鸣炮迎之。其部属以“骇听闻对”相阻，之洞这才作罢。尽管如此，张之洞还是对梁盛情款待，倾心交谈。“是夕即招饮，……谈至二更乃散。渠相招之意，欲为两湖财务院长，并在署中办事，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勤。”②梁启超以区区一举人得到二品大员如此器重，大有受宠若惊之感，”恐惶不安，因著复称弟子。”③他极言称颂之洞：“公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④当然，在优礼有加的背后，之洞还另有算计。梁启超是举世公认的大才子，“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公者。”①若能将梁挽留幕府，“入我范围，以供驱使”②，借其生花妙笔为己鼓吹，岂非为虎傅翼？但是精明如梁启超者，当然不会就范。尽管他对之洞的盛待报以真诚的感激，但仍以“沪上实不能离，鄂事实无可办，故决不能就”③，似软而实硬地回绝了张之洞。梁启超内心明白，张之洞思想深处与维新派绝非志同道合，他对于维新派的种种友善举动，或多或少都包含着利用性质。十余年后，梁启超以更加率直的言词回顾戊戌时代：“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④语虽刻薄，但也不违实际。
戊戌时期，梁启超亲主笔政的《时务报》，作为维新派的主要喉舌，宣传变法，介绍西学，或讥讽时政，“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所欲云”⑤；或鞭挞专制，鼓吹“民权”，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张之洞对《时务报》既赞助、支持，又压抑、控制，个中微妙曲折，恰可视作张之洞与整个维新运动关系的缩影。
《时务报》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一日在上海创刊，每旬一期，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二十一日因改“官报”终刊，共出六十九期。“该报之设，多仰赖张文襄之捐助。”⑥原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张之洞曾捐银一千五百两以作经费。该会被封禁时，尚有余款一千二百两，其中之洞名下的占七百两，这笔款子便成为《时务报》的筹办经费。
《时务报》出刊后，张之洞称誉其“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士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①他专门发布《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规定将《时务报》按期寄送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及各书院、学堂，所需全部报价每年一千一百五十二元，由湖北善后局统一支付。之洞还委派自己的幕僚汪康年任报馆总理，掌管财务、人事大权。汪曾论及《时务报》风行海内的原因，其中极重要的一条就是，“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吏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和”②。但是，《时务报》笔政握于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之手，其理论宗旨当然不能为张之洞所完全左右。对此之洞也心里明白，并有所提防，”其中议论，不尽出于一人，手笔杂驳，未能一致，是在阅者择善而从。”③对于《时务报》上不时出现的不合己意的议论，他毫不含糊地予以干涉。这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
第一，有关学术流派分歧方面的。
张之洞学综汉、宋，平生最恶公羊学派。梁启超在《时务报》第八册发表《变法通议》之《科学》篇，批评宋学家倭仁“误人家国”，第十册发表《变法通议》之《论学会》，又批评汉学家纪晓岚。张之洞对此大表“不平”，指示僚属函告汪康年：“此无益而有损之文，以后请加检讨也。”①对于《时务报》上出现的附合康有为依本今文公羊说而制定的“孔子改制”理论的文章，张之洞约请尚左氏而抑公羊的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为书驳难”②。有人曾向梁启超询问张之洞反对“孔子改制”说的实质，梁答曰：“学派不合，且似恐犯时忌”③，此为允当之论。
第二，有关政治主张分歧方面的。
倡言民权，反对专制，是维新派的基本政治主张。而张之洞却是坚定的封建卫道者，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④，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