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脾俱病，战争结束后，请假一月，一面经理职守，一面设法调治。但繁重的政务容不得他稍为喘息。”千条万绪，纷至沓来，无一非棘手之事，无一有可循之例，……仍复夜以继日，寝馈不遑。并无片刻休息之时”④。督粤五年，正如他自己所说，“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大抵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然所办各事亦颇有睹成功者，真徼幸也。”①治粤政绩，确为世人共睹。
（一）理财艰辛
广东财政，素来艰窘。之洞初抵粤时，偌大一省，藩库存款不及五十万两，善后局欠债无算。而战争机器的运转和各项洋务事业的兴办，又无不需要巨额用度，战争期间为本省海防而借洋款约五百万两，为滇桂台越各地防务借洋款四百万两。九百万两的巨额债务原定由各省协拨摊还，但战后户部却奏请由广东一省独立归还，这更是之洞的不堪重负。但他多方筹措，开源节流，甚至不惜冒劣政恶名，开“闱姓”赌捐，历尽艰辛，不仅从根本上扭转粤省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而且做到略有节余。临去粤时，存现款银正项银二百万两，书院书局杂款银五十余万两，面交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时中外哗言之洞在粤滥用巨亏，李至是愕然大惊服。“肃然起立，长揖以谢。”②在广开财源方面，之洞采用以下办法：
向官商筹集资金。为筹建枪炮厂，之洞知道直接要求政府拨款，或者动用海关关税都行不通，他便向广东文武官绅及盐埠各商募集捐款。原来，光绪十二年至十四年（1886—1888年），文武官绅商贾捐款八十万两，充作海防经费，定造了“广甲”、”广乙”等兵轮。这时之洞召集官绅、盐商筹议，将此种捐款“接续劝办”。各官绅商“以款巨力继，颇形观望”，之洞“竭力开导”①，始允续捐三年，以供建厂之用。
整顿税收，缉查走私。之洞查出广东税厂隐弊有“黑钱”（税官勾结商人少报货量以偷漏税）、“人柜钱”（包揽人插手商人与税官之间，偷税分肥）、“办用钱”（税厂于正税之外另向商人加收银两以中饱）等十余种，其舞弊银额竟超出正税！之洞取消税厂的包揽制，各级税务官员均由官府派遣。又行三联单制，商人完税执单，税厂凭单按月报帐，革除一切苛税。之洞先后整顿肇庆、潮州、黄江、梧关等税厂一，将增加的税金收入分别用于筑台购炮、兴修堤工等事业。
对于华洋商人勾结走私，之洞也予以严查。光绪十二年（1886年），有英人勾结华商走私鸦片，之洞下令查封参与其事的洋行，并通过外交途径，驱逐英国不法商人。
开“闱姓”赌捐。”闱姓”赌博是两广地区的一种劣习。它起源于山紫村机房中人“斗彩”，以猜中闱场考试士子中式之姓的多寡赌输赢。起初以文武乡试榜中小姓为赌，赌注不过百钱，后逐渐扩大规模，开局收票。咸丰年间，广东巡抚郭嵩焘令其罚缴款项，以充军用，后又准其立案，招商承办。这无异于官府认可”闱姓”赌的合法存在，因而愈演愈烈，由乡试推广至会试，以及学政的岁、科考试②。”闱姓”赌不同于一般赌博形式，它利用科举考试来进行，给人以“正规”、“高雅”、“公平”的错觉，不仅一般平民，而且社会中上层人士也多有参加。它类似于买“彩票”，因而又不受名额、金额的限制。因此，“自缙绅士大夫以及农工商股、妇孺走卒，莫不罄其所有，各存幸心，希图一掷。”①每值试年，群情沸腾，赌票金额为数钜万。赌商因之大发其财。是，赌商甚至勾结考官作弊，以操纵科举中试，从中攫取暴利。无论从哪方面看，“闱姓”赌博都危害巨烈。因此，历任粤督都奏请严禁。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赌商们相率转移至澳门设局。缴纳巨额赌税于葡萄牙殖民当局。澳门方面坐享其利，当然乐得为其提供庇护。
之洞督粤之时，为救燃眉之急，不得已想到开“闱姓”赌捐的筹款办法。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二十日，之洞上《筹议闱姓利害暂请弛禁折》：
闱姓弊端甚多，本应严申禁令，惟须一律禁止，不使利归他族方为上策。……光绪元年申禁以后，奸民私于澳门设局，输资葡人，澳酋作护，官力遂穷，藉此巨资购船置炮，近且接济法虏，窥伺省垣。澳为粤患，中外共知，为丛驱爵，有名无实，实藉寇资盗，有损无益。现经绅商具呈，如蒙弛禁，情愿认捐巨饷。此时饷源无出，亦可籍纾目前之急。
之洞当然知道，一旦正式宣布解禁，“闱姓”赌风之炽将更为嚣张。运用这种手段来筹措资金，必然为自己的政敌提供绝好的攻击口实。但是，“据诚信堂商人张荣贵、敬忠堂商人杨世勋等呈办，以六年为限，共捐洋银四百四十万元，五个月内先缴一百五十万元”①，如此巨额的款项，对于囊中羞涩的之洞，实在太具诱惑力。为了军政大局之急需，个人毁誉也就在所不惜了。他先后从”闱姓”赌捐中抽出上百万两，分别用于修复黄浦船坞、建造巡河炮轮，订购布机，加固堤防。
在缩减开支方面，之洞于中法战争之后，立请裁军以省军费，又革除税厂例向官府交纳的“充规”、“节礼”、”季规”、“堂礼”等款项。为倡导廉洁之风，在兼署广东巡抚时，他于抚署后园，辟畦种菜，筑草亭于其中，其榜联云：“稼墙艰难君子教，菜根风味士夫知”②，一时传颂士林，流为美谈。之洞督粤五年，经手款项数千万计，均秉公从事，不染私利。光绪十九年（1893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出于宿怨，弹奏之洞于两广任内“恣意挥霍”，“亏耗国家帑项及私自勒捐者，总不下数千万两”。朝廷命继之洞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核查事实，李据实复奏：
取之于关蠹吏饕、博徒标匪，以及贪劣各员，而非抑勒于富家；用之于充饷济赈、利农恤士，以及营造各要工，而非销耗于无益。取贪诈非分之财，上资军国，下济士民，揆之理法，岂得为苛。③针对当时对之洞督粤理财的种种非议、讹传，李瀚章进一步辩释：张之洞在粤时，正值海疆有事，政烦费钜，历年辛苦经营，时势亦与今不同。倘非身至其境，留心考核，固无以知其措施之迹与传闻之误也。此系公平之论。
（二）社会治安
广东濒临外海，“粤洋向来多盗，廉琼海面以九头山为巢穴，省城六门内外海面以香港、澳门为逃薮”②。粤境多山，又为群匪出没之地。中法战后裁军，大批游勇流入社会，更增加了不安定因素。加之粤省“民情强悍”，宗族、村落之间的大规模血腥械斗更是此起彼伏，社会治安问题十分严重。之洞在《查办匪乡折》里分析：
广东莠民为害地方者约有三类：一日盗劫，一日拜会，一日械斗。盗以抢掠，会以纠党，斗以焚杀，………统名曰匪。会多则为盗，盗强则助斗，斗久则招募会盗，各匪皆入其中，习俗相沿，蘖芽日盛。③为了绥靖地方，之洞以极其严厉的手段镇压诸“匪”，这其中也包括某些对人民群众正义反抗的屠杀，如派冯子材镇压琼州陈钟明、黄清起义，但大多数仍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必要措施。
广东沿海海盗出没，十分嚣张，他们装备洋枪洋炮，行动敏捷，不仅劫掠过往商船，而且公然与官军摆开阵势对垒。形势不利时，则逃往港、澳，托庇于外人。之洞令冯子材率军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直捣海盗巢穴九头山，击杀惯匪多人，重挫海盗气焰。对于各地缉拿到的盗匪，之洞下令“无论水陆，不分首从，凡有案情重大罪于斩枭斩决者，一体照土匪马贼会匪游勇章程先行惩办”，“就地正法”①。
广东的械斗，历史久远，情形惨烈。其名为两族两乡互斗，实则临时雇募土匪盐枭海盗及专习此业之游手亡命之徒，号召者或数百人或千余人，附和者或数村或数十村。所持武器，不仅有刀枪剑就，甚至装备洋枪洋炮。一旦攻入对方村落，即恣意焚杀搜抢，所烧房屋动以数百间计，所杀人口以数十命计。不少村落经一次械斗，即丧失数年乃至数十年聚集起的资产。
对此民间恶俗，之洞援引同治六年（1867年）清廷惩办天津“锅匪”成例，严厉禁绝。“四命以上绞立决，十命以上斩立决，二十命以上斩决枭示。”②对其主谋者，敛财纠斗者，受雇持械帮斗审明素行不法凶暴显著者，无论杀伤几人，均照土匪例，不分首从，一律就地正法。对于胆敢阻挠官军制止械斗者，也“立予格杀”①。
另外，之洞依据“夫杀一贼不如使民少增一贼之为功多也”②的一贯思想，在运用”铁腕”的同时，也注意采取停沙田各捐，革除税厘之弊，禁“白鸽票”赌，抑制强豪势力以及办校兴学，倡导“教化”等安抚措施，双管齐下，维护治安，取得相当成效。
（三）开发海南
海南岛为我国第二大岛。西汉时，中央政府即在此设置郡县。明代于海南设琼州府，清代改置琼崖道，辖三州十县，隶属广东省治。虽然咸丰八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已规定海南开放通商，但这里的经济发展水平甚低。张之洞在督粤任内，对开发海南予以相当的关注，并取得一定实绩。
黎族是海南的土著居民。由于清政府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黎族同胞与官府关系十分紧张，武装抗争时有发生。之洞专门设立”抚黎局”，一方面弹压反抗，另一方面也采取筑路垦荒、设市贸易等“安抚”措施。又从黎族上层人士中任命村、峒行政首脑，“以黎治黎”，缓和矛盾。
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之洞拟订《抚黎章程》十二条③，作为开发海南的纲领，奏请实行。《章程》规定“剿除乱黎，招抚良黎”，健全户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