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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诸将，以广听收群策”，首先打好对法一仗，乃当务之急。
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十六日，之洞行抵广州，二十日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1824—1884）移交关防印信，之洞接篆视事。履任伊始，他不敢稍许懈怠，立即投入紧张的备战事务之中，“汲汲以筹战守为事，咨之同官，访之将吏，综核军费，计画饷需，按考舆图，劝督团练，于是巡历外海内河各炮台、省城外陆军各营垒”①。正如他后来回忆：“到广之日，即逢海警，内防外援，应接不暇，兵食兼筹，无一不难。事机则非常之紧急，而人才物力、文法习气，无不患非常之疲缓。”②在这种万般困难的形势下，张之洞力筹战守事宜，可谓竭智尽力。
（一）制订总体防务规划。
之洞经与钦差大臣、兵部尚书彭玉麟、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广东巡抚倪文蔚等商订，规划粤省防务“大端有四处”。即省防、琼防、廉防、潮防。其中又以省防（即广州城防务）最为关键。虎门海口浩渺深阔，两岸炮台年久失修，一时猝难改造。决定新购洋炮以加强之。分支河口，责成各县编练民团，雇募沙艇，购觅民炮，择要而守，相机而战。又划分省防为前、中、西南三路，分别由彭玉麟、张树声和张之洞负责。对琼防（海南防务）、廉防（廉州，今广西合浦一带防务）、潮防（潮州，今广东平远一带防务）也分别作了部署。
（二）协调内部关系，“以和衷联诸将”。
南疆战事在即，清廷不敢大意，粤省要员云集。如何处理好相互关系，是之洞面临的大问题。彭玉麟和张树声都是著名战将，但彭属湘军，张属淮军，门户派别之见自不待言，而且彭玉麟调广东的直接原因是张树声办理军务不善，张树声对此耿耿于怀，曾阻彭来粤，但未能如愿。彭来粤后，独带四营远驻琼州。两员宿将关系紧张，早已尽人皆知，之洞于抚晋期间即有所闻。他在给张佩纶的信中说：“振雪不和①，最关紧要，务须设法调和之。”②到广东后，之洞特别注意以同等态度对待彭、张二人。省防分三路，自任一路外，委二人各防一路，不偏不倚，均示以借重之意。
之洞本人与张树声的关系，也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张树声为前任两广总督，朝廷令其卸任交之洞，却并不调他离粤而去，仍着参与军务，其贬黜之意十分明显，树声当然不会心情畅快。而且当时有人奏参张树声“不符物望，难胜兼析。推诿取巧，玩视边防，贻误地方”，之洞来粤，还兼有查证此参的任务。之洞对张树声并不回避这一切，开诚布公，将有关文件一并交树声本人知晓，并在查复朝廷的奏折中，有意为其辩护，称他“素行谦谨，久历封疆，刻意自爱。服官各省类皆孜孜求治”，参劾多为“妄生猜忌”①。张树声对此十分感激，与之洞的隔阂顿然冰释。
经过之洞的一番努力，“目前在事之臣毫无意见之参差，即湘淮粤诸军亦毫无雕域之间隔”②，军政一心，同仇敌忾。
（三）息借商款，筹措军需。
之洞一向认为，与其战败赔款，不如息借洋款以筹边防，“孰得孰失，此理易明”。早在京官时期，他就曾上奏，“宜令上海道速向各洋商议借数百万巨款，以应急需”③，抵粤任后，他发现前任张树声向香港汇丰银行所借二百万银仅余五十万两，“勉敷本省防营三个月军粮之需”，便立即“再向港商借用”④。他在两广总督任内，先后共为广东海防借银二百万两，为援助滇军、桂军及台湾军民，共借银五百万两。这无疑大有助于增强军力，以御外侮。
张之洞到达广州前后，军事形势已十分险恶。光绪十年（1884年）初，法军向北圻发起新的进攻。广西布政使徐延旭（？—1884）、云南布政使唐炯（1829—1909）率领的清军不战而溃，法军占领山西、北宁。清廷又令云贵总督岑毓英（1829—1889）赴越督战，岑却望风而逃。到这一年二月，在越清军几乎全部撤回中国境内。闰五月初一，中法军队于谅山观音桥发生冲突。法国藉此大肆进行外交讹诈，竟向清廷索赔二亿五千万法郎（约合银三千八百万两），同时派出舰队北犯，于闰五月二十三日闯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六月十四日又进犯台湾基隆。七月初三日，发动突然袭击，歼灭福建水师于马尾港内。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不得不于八月二十七日对法宣战。
中法交战初期，广东边防相对无战事。但之洞并不因此而袖手安坐。他破除畛域之见，多方援助福建、台湾和云南等地的抗法军事行动。光绪十年（1884）四月，张佩纶受命出任会办福建海疆大臣。六月，他致电之洞请援。之洞即派游击方恭率兵五营自汕头援闽。方军正欲开拔，传来”马江惨败”消息，之洞又改派潮军两营，连同大批军火赴闽。张佩纶非常感激，复电称“公忠私义，不愧经营八表矣。……使各省皆如公，法气必沮，惜哉！”①张佩纶复电中之所以有“使各省皆如公”之句，乃是有感而发。原来此前福建方面也曾向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援，但李却以“北洋轮船皆小，本不足以敌法之铁舰大兵船。……断难远去，去亦无益有损”②为辞，予以拒绝。两相对比，张之洞以国事为重，“筹济军事，不分畛域”的做法，更令时人所称道。
光绪十年九月，法舰队攻击基隆港，并封锁台湾，北起苏澳，南至鹅銮鼻，三百余海里范围内，禁止所有船舶出入，企图切断台湾守军的兵员饷械补给，困死刘铭传部。对此，李鸿章“以北洋舰小不足当巨舰，无从赴援入告。”①张之洞却主动与刘铭传联系，提出“济饷械、通信，有何法？有便即示数语为慰。尊意如有保台良策奇计，祈示；能代谋者必竭力。”他克服法舰封锁，千方百计，先后支援刘部军饷银三十万两。这在广东方面自身财力窘迫的情况下，更显难能可贵。他还派潮勇五营并大批枪支、弹药，分别从汕头、泉州、厦门等港设法援台，可惜未获成功。
对于云南前线的战事，之洞也极为关心。他大力推荐唐景崧（1841—1903）新组粤军，号景军，开赴云南。联络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抗法。唐军一切费用，均由广东方面承担。不仅如此，唐军离龙州赴滇时，之洞又助刘永福军饷两万两。由唐带往。对此，云贵总督岑毓英致电之洞，表示感谢：“越事仰赖明公主谋，助兵助饷，始克有济。”
刘永福（1837—1917）的黑旗军原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广西天地会反清武装的一支。同治四年（1865），该军在广西安德镇北帝庙前祭旗举事，所祭者为七星黑旗，故人称“黑旗军”。同治六年（1867年），在清军围剿下，刘永福率部避人越南。法国入侵越南后，黑旗军与越民并肩作战，在十余年的艰苦岁月里，给予法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初，黑旗军在河内城外击毙法将安邺。光绪九年（1883年）四月十三日。又在河内城西纸桥一仗中，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中校。越南阮氏王朝虽然对刘永福心存疑忌，但又想借用其武装力量抗击法军，因而封其为三宣副提督。
对于这样一支英勇顽强、战功卓著的抗法农民武装，清政府却视其为“匪”。虽然曾补给枪械以抗法军，但前后济刘洋枪不过五百杆，“皆天津解粤之笨枪，弹药多不着火。”①而且就是在这少得可怜的接济背后，还包藏着险恶的用心。正如四川总督丁宝桢所说：如果”该匪幸而获胜”，当然于清军不无补益，而且黑旗军又不属正规清军，不用担心法国借口寻衅报复；如果黑旗军吃了败仗，“设此类竟为法国所歼，亦隐为中国除一大患。驱狼斗虎，似属一举兼得。”②因此，当刘永福黑旗军凭借简陋枪械与法军浴血苦战时，装备精良的清军主力却在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炯统辖下作壁上观。更有甚者，清廷某些大员甚至认为黑旗军抗法得胜是件大坏事：”若刘永福果终于胜法，又必骄悍难制，……各省亦须设防，是又岂浅鲜之害哉？”③张之洞对刘永福黑旗军的态度则不相同。作为统治集团的中坚，之洞对于农民起义、农民武装当然绝无好感。三十年前在贵州兴义城头与农民军拼死一搏的难忘情景，早已给之洞打上深刻的烙印。但是，作为一个爱国的、开明的政治家，之洞高于一般官僚的地方就在于，在民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的反侵略战争中，他能够将“御外”置于“制内”之上。还在山西巡抚任内，之洞就提出应授刘永福以正式官职，承认黑旗军的合法地位。他在《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中说：“防不如战，近不如远，迟不如早，而要以争越、封刘、战粤、防津为四大端。”①所谓“封刘”，即指授予刘永福以正式官职。之洞充分肯定黑旗军的抗法功绩，称“法人屡败于刘团”，并对黑旗军在日后战局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给予高度估价：“此时乘已战之局，藉刘团之助，因越民之扰，就陆战之便，与之纵横奋击，安见不可终挫凶锋？”②当李鸿章等朝廷大员处心积虑欲置刘永福黑旗军于死地时，之洞义正同严地宣告：“洞敬其为数千年中华吐气，故竭力护持之。”③张之洞就任两广总督后，再次建议清廷将黑旗军收编，以利战事。经过之洞反复奏陈，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朝廷对法宣战后，终于接受之洞“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因越以用刘为实济”的建策，授刘永福“记名提督”衔，赏戴花翎，并陆续拨给黑旗军饷银七万两。黑旗军取得合法地位后，之洞又大力资助其饷械，半年多时间内，先后拨银十五万五千两，并令清军与其协同作战，共抗法军。唐景崧率景军配合黑旗军，于这一年年末出击宣光，取得临洮大捷。诚如唐景崧所说：“黑旗自与法人迭次交锋，皆大战，未有借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