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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十一月，《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五款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从此鸦片贸易合法化，烟害更加横行无忌，流毒全国。
山西历来烟患严重。各县州府，遍植罂粟；士农工商，俱嗜烟毒。”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无怪乎之洞人晋不久，便感叹“晋患不在灾而在烟”①，他将禁戒烟毒，提到振刷民风政俗的高度：烟毒”耗民元气，各省患之，晋为尤甚，欲振中国之贫弱，必以此为大端。……今欲革历年锢习，非痛加拔除不可。”②他三番五次严令各属禁种罂粟，“傥敢故违，责成乡保社首据实禀官，概令拔毁，照例惩办，决不姑息，如乡社徇隐不报，书差得钱包庇，绅富讼棍抗违煽惑者，从重治罪，地方官私收亩税及查禁不力者严参不贷。“③又颁布《禁种罂粟章程十条》，晓谕官民，一体知行。他制订“先膏腴而后硗确。先腹地而后边厅，责之于乡保，毋徒付之于吏胥，遏之于播种之先，毋徒毁之于扬华以后”④的实施方针，严督各州县实行。对禁办有功者，明令表彰；承办不力者，”摘去顶戴”。之洞深知晋省烟毒弥深，不少刁民、奸商、墨吏从种。销罂粟中大发横财，现在断然绝其财路，阻力一定很大。因此，当保德州报告罂粟已“净绝根株”时，他表示“成效太易，尚不敢信，务当随时亲往，逐亩履勘拔毁，本部院仍当遣人密查，以定虚实。”①考虑到种烟之民的生计，之洞晓谕各属，视其地宜，“教之种桑、种棉、种麻、种兰、种蓣、种菜子、种花生，以敌其利。”对于已染烟毒成瘾者，之洞“仿李鸿章天津设之戒烟局。延医购药，以冀广起沉疴。”对于官吏中“有嗜好废事”者，“分别撤任停委，勒限戒断，许令自新”，对于兵勇吸毒者，“勒限戒断，不俊者汰黜”，学校诸生则由“学臣随时董戒，冀以渐摩观感，徐收移风易俗之功。”②张之洞对于烟毒，一向深恶痛绝。前此，他于四川学政任内撰《輶轩语》，便有告诸生“戒食洋烟”一条，“世间害人之物，无烈于此，此事乃古今奇变，不可以常情常理论者也，伤生耗财，废事损志，种种流弊，不忍尽言”。本着这种认识，他于抚晋期间，雷厉风行禁烟戒毒，取得显著效果，各地种植罂粟的田亩锐减，或十去六七，或十去八九，有的地区“一律净绝”。“瘾君子”纷纷赴“省城戒烟局就医购药，络绎不绝。”后此，他于湖广总督任内撰《劝学篇》，又专辟《去毒》一节，痛陈烟毒“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而废害文武人才，其害较耗财而又甚焉。志气不强，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见闻不广，游历不远，用度不节，子息不蕃，更数十年，必至中国胥化而为四裔之魑魅而后己。”足见张之洞对鸦片之祸的痛恶之深，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②《全集》，卷七，奏议七，《陈明禁种莺粟情形折》。
③《全集》，卷一百一十九，公牍三十四，《禁种罂粟片》。
④《全集》。卷四，奏议四，《禁种莺粟片》。
①《全集》，卷一百一十，公牍二十六。
②《全集》，卷四，奏议四，《禁种莺粟片》。
第四节 转向“洋务”
张之洞抚晋两年半，“清宫累，历廉洁。苏民困，核蠹弊，除吏奸”，其上任初期的举措，俱本“儒术经常之规，绝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①。这种指导思想是他自京官清流一以贯之的。然而，晋省贫弱病困的严酷现实，特别是他诸般兴革无不遭遇重重阻拦，举步维艰，又使他隐隐察觉到”圣经贤传”提供的方略甚难奏效，从而启变通陈法，改弦更张之思。正当此时，他从省府文档中，看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给前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的条陈，对其提出的开矿、筑路、兴学等“西化”方案颇感兴趣，便召见李氏，请闻其详。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浸礼会教士，同治九年（1870年）来华，先后在山东、东北等地传教。与十九世纪来华的大多数传教土一样，李提摩太并不单以布道为自己的全部职责。“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是李提摩太的格言和指导原则。”②他利用传教、赈灾之名，游历各地，频繁接触清廷要员。光绪二年（1876年），他在济南会见山东巡抚丁宝桢，光绪六年，先后在太原会见左宗棠，在天津会见直隶总督李鸿章，推行其“西化”方案。光绪三年（1877年），李提摩太以赈灾名进入山西，多方搜集社会政治经济情报。他详细调查山西各地银元与铜币比价的差异、粮价起伏、难民人数等情况，还“随身携带了一个袖珍无液气压表、沿途测量了地形的高低度”①，绘制地图。在晋期间，李提摩太多次会晤巡抚曾国垄，提出“以工代赈”的救灾建议，进而拟定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等大规模“西化”山西的计划。曾国荃虽然对李氏的赈灾“慈善”活动表示赞赏，赠与“功碑”，但对其“盗窃中国人的心”②，又颇怀疑惧，对其提出的“西化”方案，也冷落一旁。
正当李提摩太失望之际，张之洞接任晋抚，又着召见，李氏自然喜出望外。他向之洞详陈己意，并在省城太原组织演讲会，每月聚会一次，李提摩太亲自登台向各官绅学士演讲天文、地理、声光电化、医药卫生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并现场演示磁石吸铁、氧气助燃等简易实验，使与会者对“泰西新学”惊叹不已。李提摩太还单独向之洞讲解最新“别西墨炼钢法”。这一切，对于从来只接触中国传统经史典籍的张之洞和其他官绅，不啻打开了一扇新知识的窗口，有茅塞顿开之感。通过与李提摩太的接触，之洞对“西技”、“西艺”开始有了初步认识，这正是他从清流派转向洋务派的契机。
张之洞对于“洋务”，早有所闻。抚晋之前，清流派对洋务派的种种抨击，之洞也往往参与其间。但是，他本人对于洋务派的直接批评，多集中于李鸿章等主持的妥协外交，而基本未涉及洋务派在各地兴办的近代企业、军事设施、学校教育。履晋任不久，他在给张佩纶的信中还说：“如蒙朝命洋务亦许与闻，下采荛，则当抒其管蠡，不致后时发议，徒为不切题之文章也。”①这就是说，他对于洋务、西学，本无顽固派那种深恶痛绝的极端排斥态度。同时，他对于“师夷长技”，早有论述：
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近年西人著有《防海新论》一书，经上海道译出刊报通行，于外洋战争，防外海、防内河种种得失利钝，辨论至详，……拟请先购数十部发交东三省，一面令沿海各督抚向上海多购，分发诸将领。细心讲求，触类引申，必有实效。
正因为具备“师夷长技”的思想基础，又加上山西百业凋敝，振刷维艰的政治实践的刺激，特别是李提摩太西学技艺、“西化”方案所给予的启迪，张之洞迈出了向洋务派转化的第一步。
清末官僚演变为洋务派，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直接推动。六、七十年代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奕诉称赞英人赫德（1835—1911）“处事和谐，言谈审慎，机智而又老练”④，任其为海关总税务司，实际上将赫德看作自己的“洋务”老师。八十年代洋务派的后起者张之洞聘李提摩太为顾问，指导山西洋务事业的初兴，亦属此例。
光绪九年（1883年），张之洞令于省垣东门内新买金姓房屋，设立洋务局。并札司局，“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诸人，举凡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气诸端，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①并印制《延访洋务人才启》，“分咨各省”。之洞希望以此来补救“三晋表里山河，风气未开”。洋务人材匮乏的困境。他还派员向津、沪等地购买“所有新出关涉洋务各书”。
之洞将李提摩太“西化”方案中的兴办实业条款付诸实施。他令洋务局“试造新式机器，不得吝惜工料”，刻即筹款，赴江浙地雇募机匠，在上海“购买外洋新式织机农器数种前来以为嚆矢”②。
山西冶铁业历史悠久，但在“洋铁”冲击下，日渐衰疲。且当时“土铁尚沿旧例，不准出海”，更遏制了山西铁业的发展。之洞多次致电总署，要求重振晋铁，“请变通成例。改由天津出海，以轻成本。”③光绪九年（1883年），张佩伦奉使山西，之洞与之议论：”购洋铁非计，宜于晋省炼铁成条。供洋局之用。”④并于次年初，开始筹备有关具体事宜。后不久，之洞奉调离任，此事因而中辍。但之洞兴办民族钢铁工业的宏愿却以此萌生，并于两广、湖广总督任内切实操办，终于演成雄踞亚洲的汉阳铁厂的壮举。
发展交通，是“洋务”的重要内容，对于众山壁立，素称闭塞的山西来讲，尤其如此。之洞于晋抚任内，打开北向、东向两条通道。晋北潞安、泽州两府（今山西长治、晋城一带）旧有孔道北出太行，宋代以后，渐为棒莽所塞。之洞令民工依循故道痕迹，伐木焚草，拓宽路面，削平险阻，克日竣工。此外，之洞以晋“独力认办”，修通山西榆次什贴镇起，至直隶获鹿县土门口止的三百八十余里公路。此路穿越崇山峻岭，尤以四处最为险峻，故以“四天门”为统名以括之。沿途“巉岩峻坂溃岸长滩遍地皆是，连属不绝，无处无险，无村无工”①。之洞令平定知州蒋拱辰逐段勘验，调士卒劈山填谷，于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竣工通车。编练新军，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大吏的起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