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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杀了”。我对克林顿的禁毒沙皇是否会就这样杀害一个英国记者表示怀疑。“我不知道”，古丁博格说，“他以前就杀过”。从那时起，我们的谈话就围绕着麦卡弗里和他作为禁毒沙皇和所谓的大规模屠杀的凶手的相关的优点，以及我要是问他伊拉克问题，会让他多恼怒。每当我同古丁博格谈话，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巴里怎么样了？”我很快从我们不断的有关麦卡弗里的谈话清楚地认识到，古丁博格没有时间谈论传统的禁毒政策或其支持者，他的观点是，美国根本解决不了毒品问题，因为绝大部分的毒品问题首先就是美国胡乱干预禁毒领域而造成的。我后来了解到，他这话不无道理。
我们最后终于在他威尔逊中心的办公室见面了。中心离宾夕法尼亚大道不远，就在里根政府学校后面。
“巴里怎么样了？你问过他有关伊拉克的问题了吗？”他问我。
他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大堆的影印文件——有西班牙语的，有法语的，有英语的：有警方的报告，政府的统计数字，智囊团的见解，报纸上的文章——所有的东西都同可卡因和五六十年代可卡因交易的起源有关。他花了六年时间从全世界的公共档案机构收集来这些东西，很多资料都是他本人请求美国政府解密的。一般情况下，你见到专家，希望他们能发表一些新的见解，但是他们谈到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你已经知道的。古丁博格不一样：他的所有见解是新的。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第34节 步入低谷但并未销声匿迹（4）
很自然，古丁博格非常警惕，想知道我打算拿他的研究资料怎么办。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这些尚未发表的论文交给我？我这本书到底写的是什么？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基本的想法，他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他说，“你是想报道自己亲身经历吧”。我否认了他的说法，但这种指责还是让我很难受。他接着问我，他给我这些还没有发表的研究资料能得到什么好处。这可有点把我难住了。“我的意思是，你打算赞扬我一番，对吧？”当然。他想要什么样的荣誉呢？他最后琢磨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说我是个大无畏的虚张声势的研究者，戳穿了DEA＇禁药取缔机构＇的重重谎言”，他说。“你能办到吗？”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的。假使我是个报道自己亲身体验的记者，那也许我就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么，要是这样的话，“你能说我看起来像达斯汀。霍夫曼吗？”即便是作为一个报道亲身经历的记者，我也有点按捺不住了，然而我需要他的信息——他的确看起来像达斯丁。霍夫曼。有点像。就这一点达成共识后，我们直奔最近的酒吧，要了两杯啤酒，正经八百谈起可卡因来。或者说，他正经八百谈起可卡因来。我只是竭力跟上他的思路而已。
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古丁博格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新颖的令人兴奋的关于可卡因的信息。他事无巨细地研究过一切有关的东西，几乎同所有重要的人都谈过话。他最后送我两份尚未发表的论文，两篇论文都把我听说的一切有关早期可卡因贸易的信息都掀了个底朝天。
最吸引人的那篇论文谈的是秘鲁的反对古柯的立法同可口可乐公司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同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个子公司，斯蒂芬化学公司之间的关系。斯蒂芬公司座落在芝加哥（现在还在运营之中），是美国工业的无名英雄之一——因为在他们新泽西的梅伍德工厂的二号楼的中心，在荷枪实弹的警卫的保护和美国联邦当局的监控之下进行着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刺激产生了世界上利润最高的一种生意：斯蒂芬公司负责在制造可口可乐之前，除去古柯叶子里的可卡因的工作。据估计，斯蒂芬公司最近一年要进口了大约175，000公斤的图克西里古柯，委婉地称之为“第五号商品”（这么多数量的古柯叶子可以制造出大约1。75吨的可卡因，价值约两亿美元）。然而由于可卡因的形象不佳，斯蒂芬公司便竭力保持低调。事实上，像它这么幽居避世，我敢说它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试图窥探可口可乐故事的记者或是历史学家提供过帮助或是接受过采访。可口可乐一直对自己同古柯的联系非常敏感——有时完全否认其配方中使用过古柯，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甚至干脆把取消了古柯（不含古柯的可乐最后变成了销售灾难，可口可乐公司——震惊之下终于恢复了理智——很快推出了“经典可乐”，使用的还是老配方，里面当然含有“第五号商品”了）。
没有哪个想写写可卡因的人能够获得可口可乐或是斯蒂芬公司的合作。就连古丁博格给他们写信都受到冷遇。不过这一点也没有打消他的积极性。通过对大堆刚刚解密的公共档案进行研究，他拼出了一幅迷人的图画，勾勒出了可口可乐，全球古柯贸易和二十世纪的反对麻醉剂的立法之间的关系。不过要理解这种关系，就必须得稍微往回追溯一下，回到本世纪之交的时候。
美国二十世纪头十年的反对可卡因的立法确保可卡因的生产受到限制，允许制造可卡因的公司的数目也大大减少。美国的可卡因生产商迅速下降，到1930年的时候只剩下两家：默克制药公司的分厂，位于新泽西州的拉维市，和另一家新泽西的公司，名叫梅伍德化学制药厂（六十年代的时候被美国制药业的巨头斯蒂芬公司收购）。可口可乐1903年同这家初出茅庐的梅伍德公司（当时还是斯凯弗生物碱工厂）作了一笔生意，要它去掉可口可乐公司的古柯里的可卡因，于是这两家公司开始了实际上的合并。梅伍德替可口可乐公司把可能会令人难堪的可卡因挡得远远的，可口可乐公司则以家族形象制造并销售这种饮料。
从麻醉剂立法的观点来看，只剩下两家可卡因制造商的事实使得生活简单得多。联邦当局无需监管成千上万家拙劣的小制药公司，现在只需要同两家打交道就行了。其他所有要求进口古柯或是制造可卡因的请求都被遭到拒绝。同样，这样的安排对梅伍德公司和默克公司都很方便：既然竞争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竞争，他们便可以垄断美国市场——因为有联邦麻醉品局（在哈瑞。安斯林格的领导下）保护它们免遭任何潜在竞争的威胁。实际证明，梅伍德公司和安斯林格之间存在尤其互惠互利的关系。
在安斯林格看来，梅伍德和可口可乐公司在南美洲进行的反对古柯生产之战中是他宝贵的同盟军：因为他们在那儿有种植园，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同意向他提供新的进展情况，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各种他非常恐惧的有关古柯贸易的情报。此外，他们凭借自己强大的购买力，在秘鲁具有相当的势力，因而每当政府不愿意在麻醉品执法方面进行合作时，他们还处于合适的位置，可以去游说秘鲁政府。作为对这种支持的报答，安斯林格保证可口可乐不会遭遇不测，还确保无论国际麻醉剂立法方面签订什么新条约，里面都一定会包括几个条款，赋予可口可乐进口古柯叶子的权力。然而安斯林格对可口可乐的保护不仅限于此。他还阻挡其他潜在的古柯进口商（也就是说，潜在的竞争者）涉足这一行业。他还阻拦秘鲁政府对古柯产业实行国有化——因为这个计划将会提供可口可乐购买古柯的价格（他的办法是含沙射影地威胁秘鲁驻华盛顿大使：大致是这样说的，“古柯要是国有化，可口可乐就把所有的生意都从秘鲁搬到玻利维亚去”。古柯最终还是实行了国有化，但价格可是从来没有涨过）。
与此同时，安斯林格和可口可乐都密切地关注着里基斯，古德雷斯。诺列加和曼格在秘鲁对古柯进行的科学研究。不希望宣布古柯“无害”，安斯林格拥有尤为充分的理由：如果古柯不存在 “危险”，那他要禁止古柯生产，就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麻烦。同时可乐公司也很有可能损失惨重，因为如果证明古柯完全无害，那就没有理由禁止人们把它进口到美国来，大堆可口可乐的冒牌货就会再一次充斥美国——实际上就会破坏他们对市场的垄断。不过还有个限制：要人们认识到古柯不受欢迎，这一点固然重要，但至关紧要的是还不能把古柯表现得太危险——要是古柯太危险，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软饮料里放上古柯呢？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点点负面的媒体报道，和大量的混淆是非。凭他们同联邦麻醉品局的关系，这一点他们可以办得恰到好处。正因如此，他们在支持安斯林格的同时，还灵活地缓和他的观点，以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口可乐同哈瑞。安斯林格之间的关系，古丁博格认为是“亲密无间，根深蒂固，无处不在”。这种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可口可乐和梅伍德公司能在这一敏感领域给美国政府提供很多东西，反之亦然。”
毫无疑问，联邦麻醉品局同可口可乐之间的这种“相互挠挠背”式的互利关系很长时间以来使得双方都非常愉快。事实上，他们的相互信赖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在六十年代古柯看起来似乎要被彻底根除的时候，联邦麻醉品局允许可口可乐在夏威夷建立一个古柯实验庄园，以便他们能够试着培育出可卡因含量比较少的古柯新品种来（不难看出，对可口可乐而言，完全毁灭古柯产业也是个极其糟糕的坏消息。）
这个代号为“阿拉克项目”的实验与1962年至1966年间在夏威夷的农业实验研究站进行。这个项目非常隐秘，甚至还让夏威夷州长签署了一份保证不透漏消息的合同。尽管阿拉克项目没能产生不含可卡因的古柯树来，还是有证据表明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直到研究站的收成神秘地遭到一种名叫“镰孢菌”的致命毒菌的袭击——后面会详细地谈到这一点。
古丁博格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