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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日方领着他去参观一家可卡因工厂。后来发现那不过是几间肮脏的屋子和一个上了锁的仓库。这个地方的大小似乎只能证明它只能生产少量的可卡因。斯莱特里对此并不惊奇：“我不相信他们领我看的工厂同可卡因生产有任何联系”，他写道。在一家新闻单位披露了日本在大连查获的一起价值470，000英镑的毒品案后，他要求得到更多的信息。大连的警察局长告诉他说这个案子其实是在大阪查获的，但是当他赶到那儿去调查时，根本没有任何人听说过这个案子——他们说，其实这个案子是在神户查获的。不出所料，当他赶到神户时，也没有任何人了解任何情况。最后，他被这个国家无休无止的官僚主义弄得筋疲力尽，只好放弃调查回家去。
目前为止，我从日本内务部的朋友那里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信息；但是我在那儿的受欢迎程度已经渐渐消耗殆尽。他们借口工作压力大，问我打算什么时候离开日本；我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他们还叫走了译员，因为有人说别的地方需要他就主动提供信息或是其他形式的合作而言，我对东京，神户和大阪警察局的采访证明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J斯莱特里先生的报告》，国家税务总局，1931
再回到印度来。尽管英国中央情报部在印度建立了专门处理可卡因问题的分支机构，印度当局逮捕这种秘密交易背后的罪犯还是有困难：很少能抓到罪行贩毒重犯，因为他们的毒品交易总是隐藏在其他——合法的——生意背后。同今天的情况一样，被逮捕的参与可卡因交易的一般都是低层次的走卒和中间人。真正的参与者很少暴露身份，他们会保证自己的双手干干净净。
缅甸的国产税署发现，贿赂和腐败的手段大大便利了大宗的可卡因运输，许多的可卡因没收案件都是毒贩子自己安排的——少量的“缴获物”使得情况看起来好像是人们在反对可卡因的战斗一直在取得胜利——这样执法机关就不会加大打击的力度。但是可卡因走私进入的国家不仅仅只有印度。隐藏在外国与政治部1922年的秘密报告里的一份档案里提到一个案例，讲的是警方抓住一个名叫西特兰姆。桑巴特。劳。吉克沃的印度公民把近一公斤的药用可卡因走私到英国来。吉克沃以200英镑的价格在维多利亚车站向一名便衣警察兜售可卡因，从而成为苏格兰场较为成功的可卡因诱捕行动的一名受骗者。
外国和政治部对这个案子感兴趣，不仅仅因为它牵扯到一名印度公民，还因为这个人是个VIP（重要人物）。文件里的第一项包括路透社报道这个案子的一则新闻剪报，后面还跟着一个手写的问题：“这个人真的是巴鲁达的吉克沃的亲戚吗？”有人在下面草草写到，吉克沃其实不是“巴鲁达的吉克沃”的亲戚（他们指的是巴鲁达王公）。二十个签名证明事实如此。下一页上有一则新消息。同王公讨论之后，发现吉克沃其实是王公的侄子，是个“交了坏朋友”的高级律师。又有二十个签名证明事实如此。
无疑，吉克沃的皇室背景可以解释他被捕时彬彬有礼——当时的一家报纸报道说，当清楚意识到自己成为警方诱捕行动的受骗者时，他出语不凡：“噢，你是警察。可真不走运。没关系，我能理解。”判他入狱六个月。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第31节 步入低谷但并未销声匿迹（1）
除了中国和印度，国际社会在禁止非法可卡因贸易方面所作的努力还是相当的成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时候，服用可卡因作为社会消遣方式的现象已经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报纸仍然定期吹嘘又一次的可卡因突击搜查行动，或是报道又一个麻醉剂狂死亡了，然而这些文章大多是警方的公关努力——查获毒品的消息会令他们竖立良好的形象。这不是说警方的活干得不好：到1928年的时候，美国所有的联邦监狱里的犯人有三分之一是因为违反了哈里森法案入狱的。吸毒者进了监狱，这一劳永逸地证明毒品会驱使人们犯罪。不管怎么说，如果这些人不是罪犯，那他们呆在监狱里干什么？这是个事实上存在的观点，它证明了犯罪行为和吸毒之间所有更深层的联系都是正确的。没有入狱的吸毒者也被监禁在为瘾君子们新建的机构里。这种地方与其说是戒毒中心，不如说是军方的新兵训练营。自然没有谁非常渴望到那儿去。
但是可卡因从大街上消失，并不仅仅是因为警方的干预。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出现了安非他明——这是一种价格便宜，合法，显然还很安全的兴奋剂，实际上具有和可卡因一模一样的功效。安非他明插了进来，取代了可卡因，而且既然使用它不违法，那警察就给自己找点别的事干干。在美国，大麻成了他们的新目标。到三十年代的时候，纽约市长委员会总结说“可卡因作为上瘾药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这个委员会说得对：可卡因上瘾的问题的的确确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在大西洋两岸都消失了。在英国，据报道，吸毒的问题到1924年的时候就“逐渐减弱”，从记录上看，1921年到1925年间宣判了230宗与可卡因有关的案子，接下来的四年里这个数字下降到只有27宗。在如此严厉的刑罚之下，极少量的吸食可卡因的行为都非常隐秘，以至于七十年后，我们唯一能找到的有关吸食可卡因的资料，只有当时的流行文化提及的只言片语。当时的流行歌曲记录下了公众对可卡因的态度：孟菲斯陶瓶乐队1930年的一首歌“可卡因瘾蓝调”里唱到“可卡因瘾非常坏——我所有瘾中它最最坏”。利德贝利 曾录了一首“热舞之歌”，最初的歌词是这样的：
可卡因是给马用不是给人用的；
医生说它会要了你的命，就是不说什么时候要；
唱吧甜蜜宝贝，甜蜜宝贝，芳心归我好不好吗？
让我吸一点吧。
另一首传统歌曲“可卡因莉尔”记录下了同名女主人公的命运：
一个冰冷的夜晚她去参加白雪聚会
路上她吸了一点儿马上就容光焕发。
嘻嘻哈哈的麦吉和醉醺醺的斯里姆
还有坎纳克。里兹和颜西。吉姆。
早上三点半的时候大家全都
像棵圣诞树似的精神焕发，
于是莉尔回家躺到了床上；
她又吸了一点，这下可要了她的命。
他们给她穿上可卡因衣裳抬了出去：
她戴着顶雪鸟的帽子插着朵鲜红的玫瑰；
在她的墓碑上你会看到反反复复的这一句：
“她虽死犹生——一直都在吸可卡因”。
加里。戴维斯的“可卡因”是这么唱的：“你们所有人都应该学我——喝点冰凉的威士忌，别搭理可卡因”。（这一段合唱部分的另一段歌词提到的是另一种人人皆知的现象：“可卡因：我的粘膜已经成为回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不光记录可卡因的危险性的歌，而且还找到了说它日益稀少的歌：“大步流星到纽曼先生那里，看到门上有块牌子说‘不再出售麻醉剂’”，“孟菲斯陶瓶乐队”这样唱道。其他许多艺术家都录制了这个曲子，或是其他类似的歌，有的歌名里干脆用上了“可卡因”和“搬家工”的字眼。一首歌是这么唱的：
我大声喊我的康拉，嗨。嗨，
她抽搐着鼻子出来，鼻子疼极了——
医生发誓说再也不卖可卡因给她了。
科尔。波特的“你给了我快乐”（1934）里面最初有这么一句“有的人从可卡因里得到快乐”，很快就改成了“有的人从西班牙买到了香水”。还有些歌是拿吸毒者开玩笑的：1938年那首经典的“乞丐米妮”刻画的就是歌名里提到的米妮“爱上了一个名叫烟鬼的一文不名的家伙/尽管他吸可卡因她还是爱他”。到这个时候，吸食可卡因显然已经被视为同伴身上不太受欢迎的特点了。
流行文学中也出现了对可卡因负面形象的描写：普鲁斯特 在1928年的作品里描绘了几个堕落的人在同性恋妓院使用可卡因的故事，其中一个人物维克提斯。德。圣菲阿西因为可卡因而毁了容；让。考克多 写到有人试图用可卡因来自杀。纳博科夫 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清楚地描写了吸毒行为，并指出，这篇小说曾遭到编辑的拒绝，因为“我们不出版有关吸食可卡因者的故事”。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的惊险小说里也不时提到吸食可卡因的人：一般是讲有钱的老太太为了毒品抛弃了一切。桃乐丝。赛尔丝 描写了一宗有关可卡因的国际阴谋，最后导致悲剧和死亡。雷塔。伯克在《亲爱的毒品》里继续了这个潮流，描写女主人公克莱尔哀求男朋友罗伊说“给我点毒品吧，亲爱的！给我点可卡因吧！”，后来每个人都染上毒瘾死去。这些描写加深了公众对可卡因的负面认识。在美国，“毒品 ”这个词以前指的不过是任何类型的麻醉剂，现在有了新的含义。很快，“吸毒者”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词语，最终“毒品”这个词本身变成了“傻瓜”的同义词——因此《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才会有个叫“糊涂蛋”的。
然而，可卡因危险的一面再加上它越来越罕见的事实，更为它增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