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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罪魁祸首就是德国，至少一开始是。俄国的可卡因产业由大约十个公司组成，全都座落在法兰克福八十公里的范围之内。这些公司里最出名当然是默克公司了。早在1910年，它每年就大约产生5，3000公斤的纯可卡因——百分之七十五用于出口。在战后的不安情绪与毒品上瘾增多的影响下，你可能会以为德国人会放慢其可卡因生产的步伐。事实上恰好相反。可卡因在世界市场上是价值极高的一种产品，也是少数几种能够赚取硬通货的产品之一。
德国人大大提高了可卡因的生产。在一次又一次的非法毒品没收中都在装有可卡因和海洛因的容器上发现了标有德国制药生产商的商标和标志。1925年的前四个月，光是德国一个国家就向瑞士出口了超过1，500公斤的吗啡，554公斤的海洛因和516公斤的可卡因。但是这些麻醉剂要到达的最终市场显然比瑞士远得多：这么多的海洛因足够供应瑞士合法的医疗需要再用上一百五十年。
德国这一招很聪明。尽管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认可海牙协议，仍有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慢一点。瑞士就还没来得及认可它——所以通过瑞士运输麻醉剂并不违法。到瑞士后这些药再前往何处，那就谁爱管谁管了——反正德国已经赚到了钱。当瑞士不得不遵守新的国际禁毒法的时候，这个漏洞便堵上了。不过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其他的漏洞。
从1921年开始，国际社会引进了一种新的系统来监控危险药物的国际运输。这个系统要求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具有进口和出口证明。出口可卡因之前，买方需要向卖方提交一份证明，说明你出口危险药物已经获得了法律许可。卖方国家要证实这份证明是否真实，然后提供这批药物所附的他们本国的出口证明。交易双方都必须的他们的药物交易进行精确的记录。人们希望，这样一来，只需要查阅这些记录，就可以追踪到世界上一国与另一国之间的国际毒品运输而不至让这些药不知所终。不幸的是，这个系统实际上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从一开始，禁毒协定就只规定了一定数目的化学物质为非法药物。聪明的毒贩子意识到，只要把毒品转化成其化学变种，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国际证明。可卡因和海洛因被伪造成不违反法律的形态，公开运输到世界各地，等到达了目的地，再转换成海洛因和可卡因。
一家著名的瑞士药物公司的一桩生意轰动一时。它交易的是一种显然无害的叫作乙酰基丙酰吗啡的化学物质，直到1928年才有人指出，这种物质很容易就可以转化成吗啡。瑞士方面知道这种化合物并不违法，干脆把它邮寄到市场国。另一种绕开国际规定的方法是把可卡因从制造商那儿直接运送到该制造商在购买国设立的跨国子公司那里，而不是运送到购买者那儿。这样一来，可卡因尽管到了国外，可是仍然——从技术上讲——属于制造国的财产。这样就不需要任何进出口许可证。可卡因一旦到了国外，当然就进了当地的黑市。对这种走私行为的量刑很宽松：1925年在汉堡逮捕的一个贩毒集团承认他们在过去的两年里把“成百上千”公斤的可卡因转移到了世界各地。这个集团里只有一个成员被判监禁：入狱一个月。
渐渐地，随着国际立法和警方执法日益严格起来，此类的漏洞都被堵上了。不过最大的一个漏洞还是运行了近十年。1928年在鹿特丹城对一艘货柜式货船进行突袭搜查中查获了六十公斤的可卡因，这是第一次有迹象表明实际存在着一个会制造各种各样麻烦的庞大的国际走私组织。在调查过程中暴露了一个情况：形形色色的国际制药工厂都发现荷兰尚未认可有关麻醉剂进进出口证明的国际协定。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只要通过荷兰，危险药品交易合法起来。这六十公斤的可卡因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据披露，一家特殊的荷兰公司，即鹿特丹附近的波苏姆的那顿化工公司，在仅仅十八个月的时间内运送了850公斤吗啡，3，000公斤海洛因和90公斤可卡因——直接进入黑市。1927年，一家瑞士药物公司罗斯勒。费尔斯公司通过那顿化工公司运输了4，349公斤的海洛因。该年度全世界海洛因的合法市场也不过是1，700公斤。毒品运输的数量令人震惊：国家联盟秘书处总结说，从1924年到1929年的四年间，光是通过那顿公司直接进入黑市的可卡因就超过六吨。
那顿化工公司大多数的非法交易的路线都通过日本且经过中国。档案研究表明，从那顿公司运往日本的可卡因——据推测是为了供应国际上不同的分销商——被邮寄到中国上海连续编号的邮局信箱里，然后再进一步转寄。所有这些邮箱都用的是同一个地址，属于同一家公司所有。这些荷兰人一直都很狡猾。这个“世界毒品交易中心”完全用繁琐的官僚作风把自己包裹了起来，如果有案子上了法庭，也能设法证明那顿化工公司没有违反任何荷兰法律。只是在国际社会的沉重压力之下，荷兰最终从停止了毒品交易。这个时候，就连荷兰人也意识到可卡因是坏消息：有证据证明荷兰人在尝试自己的产品，全国到处涌现出了可卡因瘾君子，荷兰政府惊恐万状地读到，医学杂志报道说——震惊，恐惧！——可卡因竟然导致男人发生双性恋。国际立法上的最后一个漏洞也堵上了。
然而最大的毒品贩子只不过才刚刚开始采取行动。日本，尽管它参加了所有的反对可卡因的大大小小的会议，签署了所有的协定，还是要实施它自己的计划。
日本一开始是从德国和英国获得可卡因，但是一战爆发后，政府担心日本帝国的这种珍贵的药可能不够用。为了保护可卡因的供应线，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古柯种植园和精炼厂。日本开始在台湾种植古柯，还一直观望是否有机会购买荷兰人在爪哇的种植园。在国际社会进行禁毒立法后，这些种植园很快失去了价值：因为反对古柯的立法已经产生，可卡因的合法市场太小，不足以维持这些种植园。爪哇的古柯庄园主开始出现了亏损。他们便把种植园卖给了日本人。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年可以生产超过1，500吨的古柯——足以制造出15吨的纯可卡因。日本人开足马力增加生产。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南美洲购买土地（他们单是在秘鲁的种植园就最终达到大约3，000平方公里），在冲绳和琉璜岛播种新的种植园。
然而，美国制药巨头派德公司的名字再一次出现：日本在古柯种植和可卡因提炼方面的专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科学家，名叫高峰吉丈，他在1901年成为第一个分离出了荷尔蒙肾上腺素的人。此后他在派德公司——世界第二大可卡因制造商——工作，掌握了可卡因产业化生产的所有各种秘密。他带着所有这些知识回到日本，为一家名叫“三共株式会社”的日本制药公司充当顾问——这家公司碰巧一下子变成了日本最大的可卡因制造者之一。毫不令人吃惊的是，继日本对可卡因贸易的大量投资之后，这家公司很快成为国际可卡因生产名单上的头号厂家。国际权威很快清楚地认识到，日本正在进口——而且还在生产——多得它根本就用不完的可卡因。
日本1929年对外宣布的可卡因产量为320公斤。而他们实际生产的可卡因超过100吨。这些可卡因都到哪儿去了？
正如英国人许多年以前发现的那样，日本人发现，中国大陆构成了一个近乎无限的上瘾药市场。因为英国最终减少了同中国的鸦片贸易量，日本便插进来把鸦片生意接了过来。他们还开始向中国人兜售另一种他们不太熟悉的麻醉剂：可卡因。也有人指出，最先把可卡因引进中国的是传教士，因为他们听到有谣言说可卡因可以用来戒掉鸦片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可卡因消费倒是可以归咎于美国的制药公司派德药厂，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它最先在《治疗学学报》上泡制出了这个神话。不管把可卡因引进中国的什么人，中国很快就加入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行列，成为了可卡因消费国，而日本则乐不可支地成为供应者。这一贸易背后的许多公司都属于国有公司。三井公司和三菱公司便是其中最大的两家公司。他们直到今天仍然跻身世界最大公司之列。
非法向中国贩卖可卡因和鸦片赚来的钱可不仅仅是额外的红利。日本在1931年侵占了中国一大块广阔的土地，占领了东三省，建立了日本领地满洲国。中国此刻正在经历一场残酷的内战，而日本的财产必须得到保护，所以大量的士兵驻扎在了那里。在这样的一个外国国家维持一支军队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世界股票市场1929年已经崩溃，外汇大量短缺——这样一来，毒品交易似乎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办法。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第30节 黑人，中国人； 苦力和英国人（6）
很快，日本在中国领地上的收入的唯一真正来源便是毒品。根据日本二战以后的说法（当时他们在纽伦堡接受审判），中国的毒品贸易非常普遍，以至于等到他们到达的时候，他们想躲都躲不开。当然，中国的许多军阀本身都是靠向自己的军队出售麻醉剂发了财，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