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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注射它。这不是真话：他在1885年特别建议说“以每剂0。03克到0。05克的剂量皮下注射可卡因，就不用担心药物会积聚起来”。这一点被他悄悄地掩盖了。朋友和可卡因的支持者们都在帮助他：他的老同事奥博斯坦勒在哥本哈根的会议上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亚伯拉罕。林肯手下的前军方外科首席医师威廉。哈默德（他本人也是个坚定的可卡因狂）在《纽约医学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可卡因并不比咖啡或是茶更有害，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真正可卡因上瘾的例子。在纽约神经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他十分轻视关于可卡因会上瘾的传言以及上瘾引起的过激行为：
我在四个不同的日子给自己注射了可卡因。先生们，那些可怕的反应我一点也没有，也没有进行任何暴力行为的倾向；嗨，我甚至不想去实施谋杀！
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
其他医生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随着越来越多的瘾君子的出现，一个强大的反对可卡因的组织出现了，他们认为过量服用可卡因比服用吗啡害处还要大。可卡因让人感觉非常快乐，所以人人都喜欢它，要得更多，这与吗啡可不一样。还有一点不同于吗啡的是，可卡因不需要用注射器，因此使用起来更容易——导致人们更快地上瘾。与此同时，人们知道吗啡瘾君子用药的同时还可以过着比较正常的生活，而可卡因瘾君子似乎只能发疯。1886年五月，艾伦麦尔发起了对可卡因最恶毒的攻击，他尤其指责弗洛伊德释放出了继鸦片和酒精之后的“人类第三大灾难”。到了这时，医学新闻界携起手来反对可卡因瘾，《纽约医学记录》引用了圣路易斯城的查尔斯。H—修伊的话，大意是说“可卡因瘾比吗啡神经症害处还要大，它是频繁用药的必然结果，它的奴役比鸦片的奴役要残暴得多”。现在就连弗洛伊德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可卡因。
发现局部麻醉剂的荣誉属于考勒，然而出了问题，承担过错的却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判断极其值得置疑：要么是他的研究完全不计后果，要么就是他根本没有资格如此毫无保留地推荐一种危险的新药。他给一个病人用上大剂量的可卡因，结果病人马上死去——他后来写道，这是一次招致“严厉批评的”事故，——这时他的情绪就更加低落了。到1887年初的时候，他在《维也纳医学杂志》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这种药物的最后一份报告，报告里引用了很多哈默德的话。他同意可卡因有毒的说法，但认为只是在注射时才有毒——再一次，论文的参考书目里忽略了那篇他专门推荐过这种作法的文章。他坚持认为可卡因在戒掉鸦片瘾的过程中很有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他还声称可卡因只会让某类性格软弱的人上瘾。除了那些不幸的前吗啡瘾君子，“可卡因没有制造一个受害者，没有一个单因为可卡因受害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清楚事实真相，后来他的文章称1887年“是我一生中最失败最黑暗的一年”。他1885年三月的那篇建议人们“毫不犹豫”地注射使用可卡因的论文从来没有出现在他已出版的论文集中，他把自己的那份底稿也毁掉了。此后，弗洛伊德再也没有发表有关可卡因的文章，似乎完全放弃了这个课题。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走着瞧吧。
古怪的是，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使用会在100年之后产生轰动效应。为了纪念他建立精神分析学一百周年，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决定举行一次专题展览来庆祝他一生的成就。展览包括一个名为“可卡因趣事”的专题，部分展品是从曾经属于卡尔。考勒的一堆旧书稿中精选出来的。这些东西是考勒的女儿在1969年从一个缎带系着的纸盒子中发现的，她还因此给《心理分析季刊》写了篇有关她父亲发现局部麻醉剂的文章。1995年她把这些东西遗赠给了这家图书馆。
然而图书馆馆长不知道的是，盒子里的东西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材料：考勒还在盒子里给后人放了件小小的有关他的发现的纪念品。因此，第二年三月份，当一个研究员手捧着一个上面有考勒手写的德语题字的小信封走来的时候，手稿阅览室的部门主管不由大为吃惊。这个研究员把题字翻译了出来：“我于1884年八月用来进行第一次可卡因试验剩下的第一剂可卡因”。第一个信封里面还有个小信封，上面用另一种笔迹写着：“分两次服用”。里面还有一小块纸，打开一看…是一小撮可卡因。
在国会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发现了可卡因，这可能是任何地方的任何图书馆所能发生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了。部门主管喊来了图书馆的总监察员，总监看了一眼，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一小堆麻烦，便马上给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打电话，FBI火速赶来，接管了这个信封。分析之后发现，信封里的可卡因过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失去了药性，于是调查局便很周到地把信封还给了图书馆，直到今天它还躺在手稿部的书库里。也许弗洛伊德观当时就在上面某个地方注视着这次惨败，禁不住哈哈大笑。
尽管可卡因具有危险性的名声越来越大，可是公开销售并没有停止。围绕着这种药产生了如此多的激动情绪，以至于不仅制药公司和东奔西跑的销售商支持人们使用它，在英国还有外行群体为它作广告——最著名的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使用麻醉剂的消息最先出现在《波西米亚丑闻》（1886）里。华生说“可卡因和野心在他身上交替更迭”，还让人摸不找头脑地提到“这种药让人昏昏欲睡”。大概福尔摩斯的创造者阿瑟。科南道尔爵士本人此时还没有尝试过可卡因，只是知道有人最近发现它可以作麻醉剂，便以为它和吗啡一样有镇静作用。这种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我们在后来的故事里发现福尔摩斯为了打发无聊服用可卡因。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
“我认为这药对身体没有好处。可是我发现它具有卓越的刺激作用，还能清醒头脑，所以它其他次要的作用就关系不大了我的大脑，”他说，“最厌恶停滞不动。给我问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的密码，或是给我最复杂的分析，才能让我处于适合我自己的状态。我可以不用人工兴奋剂。但是我痛恨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我渴望精神上的兴奋。
《四签名》（1890）
人们一直以为身为眼科医生的科南道尔最早听说可卡因是在考勒最初的论文发表之后，从狂热的医学新闻界上了解道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其实他对可卡因的了解已经有一段时间。科南道尔在爱丁堡大学学医，师从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一位毒物学家，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正是那个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拿古柯做过登山试验，试验结果刊登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克里斯蒂森。毫无疑问科南道尔认识他。事实上，自传作家们常常说他是福尔摩斯本人的性格背后的影响因素之一，至少影响了他的一些显著特点（对毒药着迷，天性一丝不苟，具有丰富的法医知识）。有些人甚至提出克里斯蒂森可能就是福尔摩斯的死对头莫里亚提的原型。科南道尔写作的时候第一轮可卡因上瘾的情况还没有出现，所以在他看来，福尔摩斯的业余爱好就算是有些古怪，也没多大坏处。福尔摩斯很无聊，可卡因似乎治疗起无聊来非常有效。长期服用可卡因有毒的消息当时并没有广泛公布出来；接下来的一年左右时间还是不会公开。在此之前，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继续服用可卡因。
夏洛克。福尔摩斯不是第一个在可卡因上找灵感的文学形象。1971年刊登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的一篇文章让我们了解到另外一宗——也许还要更加出名——在文学作品中使用可卡因的例子，它把全世界的读者的魂儿都吓掉了，同时也令人难忘地记录下了可卡因的刺激作用以及带给人灵感的作用。事情发生在另一个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身上。
第一部分 印加人的可乐第18节 人类第三大劫难（7）
史蒂文森小时候从母亲那里传染了肺结核，一生都在生病，可是到1884年的时候，他病得更厉害了。事实上，他的病重到医生命令他带着家人住到伯恩茅斯去，因为那里新鲜的海洋空气对他的肺有好处。他的新医生托马斯。斯科特对他的身体状况非常震惊，命令他卧床静养，绝对什么都不能做，连说话都不行，免得出现“肺部大出血”。可是史蒂文森需要钱，出版社也在等着他的下一本书。到1885年夏的时候，情况变得非常可怕。
长期以来，史蒂文森都想写一本有关人性两面性——人内心善与恶的交锋——的小说，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叙述方式。现在他连话都说不成，躺在床上，一天比一天更灰心。一天夜里，妻子范妮忽然被他的声音吵醒，发现他在睡梦里呜咽：他作恶梦了。她唤醒他，他却因此对她大为光火：“为什么叫醒我？我刚有了个很棒的恐怖故事！”这个梦显然对史蒂文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就开始了写作。他写啊写。他不睡觉，一步也不离开桌边。他写啊写。事实上，他写得非常快，三天里就写出了长达八十五页整部小说——平均一天写近三十页。这是项惊人的成就——尤其是对他这种身体状况的人而言。
三天过后，史蒂文森把小说手稿交给范妮，征求她的看法。她下午把手稿送到他那儿，告诉他说自己觉得应该再多点寓意。半个小说后她回到楼上，吃惊地发现他坐在床上，盯着壁炉里的一堆纸灰发呆。他把整部稿子烧掉了。他不理会妻子的抗议，又回过头来工作，又一次三天之内写完了小说。范妮谈到：
这本小说涉及的工作量令人瞠目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