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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昭也想到了这一点，进而献策说：先派人去答谢杨奉此前对曹操的帮助，对他进行必要的安抚，再向他说明洛阳粮食短缺，要暂且移驾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就食。这样杨奉就不会有什么怀疑。
董昭此计的关键就在于向鲁阳的佯动。鲁阳在荆州，去鲁阳，要经过杨奉驻屯的梁县，杨奉不会生疑也就在此。曹操遂依计行事，等到杨奉发觉受骗，为时已晚。曹操“奉天子”至许县。
至于为什么选择了许县作为安置天子的国都，就许县的地理位置而言，处于平原地带，袁绍曾经说“许下埤湿”。从军事角度来讲，基本上是无险可依，是“四战之地”，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南方战事吃紧，于禁等七军尽为关羽所俘，强敌压境，曹操认为许靠近前线，就有移都河北的打算。然而，在建安初年，曹操的主要对手，并不来自于南部，而是北方的袁绍，曹操将天子安置于许，莫不是出于躲避冀州兵锋的考虑？或是真的只是因为许县有粮，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随着“奉天子”策略的改变，也就懒得做出调整了？或是要应那句“汉以许昌失天下”的谶语？献帝刚刚在许安顿下来，袁术就认为这是天意所为，因为在谶语符命满天飞的汉末，早有谶文讲：“代汉者，当涂高也。”袁术字公路，公路与当涂合辙，既然汉天子到了许，那么自己不做皇帝，显然有违天意，于是，就忙不迭地称帝了。
疑问总是存在的。但是，天子既然来到了许县，并且在这里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这里就成为东汉帝国最后的国都。
如果说，在建安初期，曹操只是看中了“奉天子”能够给其带来的政治利益的话，即上文荀彧所言的三点收益，那么，随着曹操的征战，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实力日益增强，“挟天子”已经失去了它的功效，马植杰先生就曾指出了“挟天子”对于曹操的政治影响具有两面性，即有利有弊，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是利大于弊，大局基本稳定后，则弊大于利。既然如此，那么，曹操为什么在羽翼丰满之时，还要固执地保持着其对汉天子的控制呢？通常有两种看法：
首先，曹操“挟天子”，具有明显的因袭性，就此点而言，“挟天子”的实质是控制天子，把持皇权，左右政治，这对于熟悉东汉中后期以来政治状况的人来说，母后、外戚以及宦官垄断皇统继承的做法，董卓的废少立献，无疑都是在同一层次上重复“挟天子”的把戏，曹操只能算是一个“挟天子”的继承者。有学者曾对曹操继承董卓的政治遗产问题做出过剖析，就强调了这层因袭关系。
其次，君臣名分的观念仍旧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作用，如贺昌群先生在《英雄与名士》一文中言：“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局面，君权更扩大了，再经光武的提倡儒术，崇尚气节，深深地植下了汉帝国的一个坚强的君臣名分观念，这个观念使东汉中以后百余年间乱而不亡。三国之前期，群雄……无不欲帝制自为，而终于不敢建国称号，窃据名器，就因为碍于这个名分观念。”
然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如同曹操讲“奉天子”而讳言“挟天子”，在矫饰之下还有其真实的一面，但最终还将归于一种假象。历史究竟能给那个时代带来怎样的思想解脱？是否能为时代的政治转机带来某些可资利用的成例？如果说“奉天子”规范了建安时代的政治路向的话，曹操可以不作出超越，可以不作出有违初衷的选择，但是因袭并不等于无所更新，恪守君臣名分，却可作为体面的外衣，其遮掩的是一个事实上已经取代了许昌汉廷的曹氏政权，在那里清晰地指示出了“奉天子”的未来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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