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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检察官好象马上又恢复了镇静。
“和东条康子性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这里使用“性交”这个词，使我感到检察官是在发火了。
在这种场合，平常都使用“肉体关系”这个词。这两个词本来使用哪个都可以，但至少在法庭上听到，这里边有微妙的差别呢！
“是从一九五八年六月开始的。”
“是从什么机缘开始的呢？”
“最初是在银座偶然遇见的。”
“大概不会在当天就发生了关系吧？”
“不是的，那天只是边喝茶边谈些趣事。不相信人的我，从那以后不久，也想对人相信了。”
“被告在战前参军以前，没有和康子发生过肉体关系吧？”
“没有，朦朦胧胧地对她有点爱慕之情倒是事实，但是从来没有对她倾诉过，连手都没有和她握过。”
“现在回忆起当时自己的心情，有什么感想呢？”
“我觉得当时是一片真情，至少我是这样……”
“一度邂逅相遇，也许纯属偶然，但后来又相会数次，是谁主动相约的呢？”
“不好说是谁主动，互相都说——下次什么时候再见面呢？”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她是有夫之妇的呢？”
“第一次见面那天，询问她的身世时知道的。我们分别以后，已经相隔十五年了。即使过去我们有过婚约，对她的变心我也没有恨她的理由，何况我们根本就发有过婚约呢。”
“那么，你们发生关系，是被告诱惑对方的吗？”
“假若是强奸的话，我就得负全部责任。或者对方若是自己没有过性生活体验的处女的话，话也可另当别论。可是对方是一个洞知其中一切的已婚妇女，恐怕不能说全部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吧。”
从另一意义上说，村田和彦好象是在气得发抖——但从他说出这样反击的话，可以想见这个被告不是慑于死刑的命运而在战栗。
“那么，被告是说康子对你表示过使人一沾她就要陷进去的媚态吗？”
“对您这样的用词虽然不能完全同意，但从客观效果来看，也可以说是这样。”
“那么，被告怎么知道她有那种意思呢？”
“在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康子又把我十五年前赠送给她的玛瑙衣带签子带在身上了。当然，这是我当时能买得起的东西，值不了多少钱，和她现在穿的衣服反而是不相称的。这点东西她竟然保存了十五年，而且在和我重逢的今天，又把它带在身上，我从这里感到了一个女人的爱情。”
“你说你们发生关系，不好说是谁诱惑谁，那么最初是在什么地方呢？”
“在千馬太谷的‘若叶庄’旅馆。”
“当然，在通奸罪已经废止的情况下，你们的这种行为，并不触犯刑律，但是和有夫之妇发生肉体关系，被告精神上没有一种罪恶感吗？”
“多少有这种感觉，但在现实的喜悦面前，那种罪恶感就被冲到一边去了。”
“是为了肉体的喜悦吗？”
“不仅是肉体的，也有精神的。” 棒槌学堂·出品
“康子死后，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好几封被告写给她的情书，现在已作为物证交上去了，其中有这样两首诗：‘爱恋他人之妻的悲愁，若能为你所体察，哪怕叫我罪人，我也欣喜若狂。’‘我的内心深处，藏着难言秘密，舍身而恋的本性，只能对你倾诉。’这诗是被告写的作品吗？”
“是从岛崎藤村的诗集中摘引下来的。我觉得这诗最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所以就抄录在信里边了。”
“你们那种关系，一直继续到下半年，一个星期相会两三次，而且在一起搂着睡吧？”
“是的……”
“假若是那样相爱，你们没有想双方都清算一下自己过去的结婚生活而正式结婚吗？”
“我是想这样做的，康子也说想这样做，只是在这半年当中时机还没有成熟。”
“被告在十一月和内妻【注】顺子开始过分居生活，就是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吗？”
【注】内妻是夫妻已经同居但没有办理法律手续的妻子。——译者注
“我已经产生‘往者不可追’的心情，不能说在内心深处没有过这是一个机会的想法，但是导致我们分居的直接原因，是与我和康子的恋爱没任何直接关系的。顺子对我们的恋爱关系也许已经有所察觉，但一直没有表面化。”
“你和顺子的结婚生活，持续了几年？”
“从我回到东京的一九五〇年开始，大约有四年了。”
“在这期间，你们的夫妻生活还算圆满吧？”
“是的。”
“突然出现这样的破局，是什么原因呢？你们的恋爱若不成为问题，那么什么问题是直接原因呢？”
“这个我现在不想说。”
我想，他是在行使沉默权。即便是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被告若是执意拒绝回答的话，检察官和法官是不能强迫他作出回答的。
但是，他采取这种态度，决不会使审判变得对他有利。这时我看到三位法官都微微皱了皱眉头。
“那么，今年一月十六日第一次事件发生的时候，被告采取了什么行动？”
“那天晚上我一直呆在家里，在画行情曲线表。到了半夜十二点左右，康子挂来了电话。”
“在十二点以前，被告一直是一个人在家里吗？没有人能证明你当时不在现场吧？”
“没有。” 棒槌学堂·出品
“康子的电话是什么内容呢？”
“她的声音完全变了，沙哑得简直不象是康子平时的声音。她说：‘我马上想看到你，这里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你马上开着自用车来一下好吗？’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她也不回答我，她只是哀求我什么也不要问了，叫我马上就去。我也不放心起来，马上准备了一下就开着车去了。”
“东条家的住址你知道吗？”
“虽然没有进去过，但地址是知道的。”
“当时你知道东条预定在哪天出差吗？”
“在前一天的中午听康子说过。”
“那么，被告到东条家以后情况怎样？”
“到门口迎接我的康子脸色刷白，她什么也不说，拉着我的胳膊就往里走，一直把我拉到里屋去了，一进屋就看到东条的尸体躺在那里。”
“在他生前，你没见过他吗？”
“没见过。”
“那时，被告怎么样了？”
“我想我一定也变得脸色刷白，记得当时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是过了一会儿，我恢复了平静，问道：‘怎么啦？怎么死的呀？’奇怪是觉得有点奇怪，不过当时我还以为是脑溢血或心脏麻痹忽然发作而突然死去的呢。”
“康子是怎样回答你的呢？”
“她死盯住我的跟睛看着我，她那可怕的眼神，真使我有点毛骨悚然。过了一会儿，她开口说道：‘杀死的，是我杀死的。’”
“被告当时是什么感觉呢？”
“当时眼前一下变得模糊起来，好象是一片云雾，各种胡思乱想掠过心头，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康子当时怎么样？”
“她一直沉默不语。也许是为了使兴奋镇定下来，她把威士忌酒注入杯中一饮而尽——虽然她平时在我眼前从来没喝过酒——把酒杯递给了我，喃喃地说了声‘永别了’。
我的头脑清醒过来以后，喝了一杯酒，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这时康子怎么说呢？”
“叫我按着顺序再现她当时的话，是不可能了，总之，她说过这样的话：东条宪司不知在什么时候觉察到了我们的关系，他好象是为了在现场抓住确凿的证据，使了一个说坐夜车去大阪的计策，又偷偷地回来了。他大概推测到，他一出去旅行，康子一定会把我带到他家里来的。”
“这真地只是康子说的话，而不是事实本身吗？”
“康子确实是这样说的。但事实本身不是这样，我在家里一直呆到半夜十二点。”
“但是，什么事物都有一个常识问题。说东条宪司觉察到被告和他妻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于是以出差为口实，给他们以幽会的机会，然后再闯入现场，抓住确凿的证据，这种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实际上他没有发现被告在他家里的话，恐怕不会发生致命的搏斗吧。比如，他说明一下计划变了，改在明天早晨坐飞机出发，不是就可以把自己的真正意图掩盖过去吗？若是一般人，一定都会这样做的。”
“一般人会怎样做我不知道，但是世界上的事情不一定都是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去做的。
‘人行山路，花在暗处’，这是投机界的箴言。后来听了康子的话，我才相信的确是这样。”
“康子的话——是什么话呢？”
“康子说，当时东条宪司醉得相当厉害。大概是不借点酒气不愿意亲眼看到自已的妻子和别人胡搞的现场，他就是借着酒劲来的。康子问了声‘你是怎么啦？’，他狠狠地骂了她一顿。‘你们搞的鬼名堂，我都知道。今天他有事来不了，你一定约了他明天再来的。今天算他村田走运。’他不仅说了这样的话，而且还说了些难以入耳的骂人的话。”
“他说了些什么难以入耳的话呢？”
“这个现在我也不能告诉你们。”
当然这又是在行使沉默权。但是，他为什么又一次重复“现在”这个词呢，真使我非常纳闷。
若是警察在私下调查，这样说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是在法庭上，现在不说，哪儿还有说明自己心境的机会呢？
当然，以后还有上诉【注】的机会，但是第二审、第三审的审判，与第一审相比要简单得多。到最高法院，只通过对案卷的审查就可以“上诉理由不成立”驳回上诉。
为什么不趁此机会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呢？我当时对被告的心理和隐藏在后面的百谷律师的战�